摘 要:中国在构建体育强国过程中,新闻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体育事业发展与媒介的关系出发,文章运用了思辨研究以及文献分析,定性分析等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媒体在推进体育强国的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促进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媒体的具体策略,探讨了媒体在推进体育强国构建中的正确定位和努力方向。
关键词:体育强国;媒体角色;行动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147-02
随着中国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体育事业也有了长足进步,奧运会、各大世锦赛中的不斐表现让中国挺进体育大国行列。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彰显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体育实力。但竞技体育的优异成绩并不能掩盖体育事业整体水平还有待提升的事实。中国目前并非体育强国。 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从根本上来说是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实现的,同时需要政府和决策者的顶层设计和政治经济扶持。但在传媒产业不断发展的今天,媒体作为“第四权力”,显现出对社会各个领域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在推进“体育强国”的构建过程中,媒体应当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并由此制定出行动策略,推进目标的实现。
一、体育精神的倡导者,体育价值观念的塑造者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三功能说”中提出媒介具有“文化传承”功能。一个社会的文化中包含着价值观念与精神遗产。对于传承体育文化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则是传播体育精神,塑造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
在构建体育强国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在体育精神与价值观念的塑造中,媒体和社会均走入一定误区,一是将比赛成绩看作关注与报道的重点,忽视对体育精神的倡导。二是为吸引眼球,大揭黑幕,或是投消费社会所好,塑造大量体育明星等媒介景观并报道与其相关的煽情新闻,扭曲了体育价值观。三是让体育事业过多承担政治意义,而忽略了体育的本质属性。因此,媒体应重新认识与定位自身角色,即体育精神的倡导者与价值观念的塑造者。对此,媒体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行动策略的调整。
(一)报道重点转移
将报道重点从成绩的追求向精神的开掘转移。媒体过于关注比赛成绩,而体育精神的倡导却经常缺失,由此而来的后果则是会引导社会普遍将比分、金牌数、奖牌榜看成是体育的内核,导致“唯金牌论”的泛滥。对此,媒体应将报道的重点从成绩的追求向精神的开掘方向转移。体育精神内涵丰富,尊重与平等、友好与竞争、坚持不懈与重在参与等精神都应该成为体育的内核,而这些正是体育报道的重点。对于媒体的报道策略来说,应改变对“高大全”式的体育人物的塑造,改变对中国“金牌大国”国际形象的构建,转而更多通过平凡但体现了体育精神的小人物的报道,通过对挖掘体育事件背后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内涵,才能引起受众的共鸣,征服公众感情。这是彰显体育魅力,弘扬体育本质精神的要求。同时也能一定程度扭转举国体制下靠粗放的国家投入拉动金牌增长带来的弊端。
(二)正面宣传为主,报道与舆论监督相统一
如前文所说,一些媒体为收视率和发行量,通过揭黑,煽情报道来吸引眼球,这对于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和弘扬体育文化将产生负面作用,同时与“文化传承”的大众传播的功能相违背。因此,对体育事业和体育新闻的报道,应始终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相统一。媒体要以通过新闻报道和节目开办,彰显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巨大成就,用群众自身的建设成就鼓舞群众自身。正面报道始终应是新闻报道的主流。同时将中国当前构建体育强国中面临的问题进行监督批评,揭露在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丑恶现象,用舆论监督的方式警醒社会,避免体育事业走入误区。但批评的初衷应是履行监督责任,而不是媒体的一己私利。若过度渲染体育活动中的负面新闻,如运动员丑闻、体育部门的违法犯罪等,容易挫伤公众构建体育强国的积极性,不利于体育事业全面发展。
二、公共领域的组织者,体育体制问题的追问者
针对前文所总结的中国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过程中面临着体制性问题,尤其是体育“举国体制”还有待创新与完善。媒体应成为诸多问题的追问者,并构建起公共领域让公众都能参与关于体制创新的讨论。哈贝马斯在论述“公共领域”概念时提出:“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凭借沙龙、俱乐部、咖啡馆、杂志和报纸等机制进行公共交往,发起对公共权力的公开批判,由此形成公共领域。[1]”大众媒介应成为公共领域的组织者,致力在媒体上建构起公众集思广益,探讨体育事业体制现状及问题的公共领域。从媒介具体行动策略来说,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一)构建公共领域 让各种观点在媒体上交锋
媒体构建公共领域,最有效的方式是构建各种观点交锋的论坛。媒体应通过增强互动性的方式,真正成为“观点的自由市场”,让每个想要表达意见的人,都能有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对于举国体制等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涉及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在公民社会构建的过程中,不应一味的由有关部门和决策者“拍脑袋”决定,而是应通过公共领域不断地探讨,交锋,得出真理。具体来说,报纸应开辟专栏,对某项体育事业中的特定议题进行讨论,公众意见的收集则可以通过媒体网站的公众参与或是短信参与的方式。广播电视媒体更是可以创办节目,每期就体育事业中存在的某项具体问题开展广播谈话或是电视辩论。
(二)在公共领域中媒体应积极充当意见领袖
媒介应积极充当起意见领袖的责任,在媒介构建公共领域让各种意见有了表达的平台同时,引导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媒介公共领域内,媒体应积极发起体育事业中存在的各项问题的讨论,同时由于媒体具有比普通公众更丰富的信息资源、人才资源,应理性指导让公共领域内的意见交锋。在体育体制现状和弊端的问题上,媒体应明确追问,提出问题,并提供建议与解决方案,做体育部门的智囊,并启示公众。例如举国体制的大背景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竞技体育成绩,但也面临着体育资源浪费,体育产业粗放发展,运动员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媒体报道和反映,才能让关部门重视,并给公众正确认识现状的机会。媒体充当“意见领袖”,意味着媒体在公共领域中不仅仅只是旁观者,而是引导者,才能够让讨论不是无意义的喧哗,真正发挥媒体推动体育体制革新的作用。
三、体育运动的宣传者,全民体育意识的唤醒者
体育强国是指体育事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或前列的国家[2]。而中国发展体育过程中,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被边缘化,成为发展的短板,因而需要媒体努力发挥宣传作用,唤醒全民体育意识。群众和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基础性保障,另一方面则需要大众体育意识的觉醒。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对于唤醒群众的体育意识,能发挥巨大作用。媒体强大的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能力,能对社会进行议程设置,将群众体育运动提上议事日程。
(一)利用媒体资源,推广群众体育
1.开办群众体育类节目,带动群众体育热情。通过新闻报道来唤醒全。民体育的意识,属于在公众心中“硬着陆式”的宣传。而通过开办群众体育类节目,让群众在节目中享受体育的乐趣,则能潜移默化地唤起大众热情,实现宣传的“软着陆”。以湖南卫视《智勇大冲关》为例,它以群众作为参与主体,通过设计有趣味的运动闯关项目,既具运动性也有娱乐性,吸引了诸多草根选手的报名参与,极大的唤起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2.将全民健身理念融入节目内容之中,“涵化”体育意识。“涵化”是指媒介通过建构一种主流化的观念,从而“涵化”与培养受众对现实世界的认识[3]。将全民健身的理念融入到节目之中,能够通过这种将“全民健身”观念主流化,“涵化”体育意识,让公众在收看节目时潜移默化的接受全民健身理念。具体来说,媒体可以在节目中加入健身运动的节目单元,也可请群众体育的参与者参加到节目之中,推广特定群众体育项目,例如在湖南卫视2012春晚中《最炫民族风》歌舞表演中,歌手与广场舞爱好者相结合,一时间广场舞与该曲目都风靡全国。
(二)掌握青少年心理特征,调动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
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何调动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增强体质成为媒体应思索的问题。青少年有自己特殊的心理特征。媒体应充分掌握青少年心理特征,让青少年在学习之余,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推动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
1.增加报道高水平运动队与学生运动员的新闻。通过对校园中体育成绩突出的青少年的报道和关注,来带动普通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因为青少年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是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
2.提供更多机会让体育界名人与学生在媒体上互动。好奇心与容易受到成功者鼓舞的心理特征,让青少年渴望与体育界名人接触,激发其关注体育事业,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媒体应该成为体育界与学生互动的平台。媒体可开办访谈或综艺节目,邀请名人作为嘉宾,学生作为现场观众。还可筹办让体坛明星走入校园的节目,与学生交流互动。这些需要媒体以强烈的责任感与经费付出作为支撑。
3.组织媒体与学生在校园互动。媒体和媒体人可通过其影响力进入校园,开展与学生在体育方面的互动。例如中国传媒大学 “广院杯”男子足球赛,每年都有傳媒行业精英参与,主持人队成为最引人关注的亮点,调动整个校园体育的积极性,这可以成为地方媒体推动地方校园体育运动发展值得推广和借鉴的的方式,但这需要媒体具有长远的眼光。
四、结 语
构建体育强国,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者形成合力,而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传媒业在“体育强国”构建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媒体虽不是决定性因素,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媒体应该在角色定位与报道策略方面进行更多思索,为中国“体育强国”的构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连水兴,梅琼林.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J].社会科学研究,2010(5).
[2]周爱光.“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内涵探析[J]体育学刊,2009(11).
[3](美)斯坦利•巴兰,(美)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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