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沈从文的文学与生活教育

内容摘要：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生的学历敲开大学的门槛，并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西南联大教授，其中的成长体会和教育实践颇值玩味。该文在《从文自传》的基础上，分析了沈从文的独特成长经历给我们带来的教育启发，从中也可窥见沈从文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思想轨迹。

关键词：沈从文 成长经历 生活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的价值目标，在理论层面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社会实践方面则主要为统治阶层遴选适应统治需要的管理人才——科举制是其制度保障。北宋著名理学家、关学领袖张载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视为这种传统教育的极致理想。因此当这种思想传统遇上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命运时，“救亡、强国”的功利主义色调很自然就成为教育的外壳。不同的是，这时教育的主要内容不再是儒家文化；而是与西方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工业技术。

由此可见，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教育价值都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即一个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个体应该担当社会责任和国家图强的重任。虽然，也有类似“立人”的表述，如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就明确提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任；不是把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但在那个特定时空经纬的教育洪流中，“立人”终究是一种手段——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手段。

沈从文大概就是那个时代不同意这种“国家功利主义”教育目标的作家，或者说是教育工作者的典型代表——他以小学毕业生的学历敲开大学的门槛，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传奇一般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之一，这其中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颇值玩味。换言之，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贡献已无需赘言，但其教育思考，特别是教育实践的价值应该深入挖掘。

一.沈从文的成长和教育思考

在《从文自传》一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成长的社会背景、自然风貌及独特的历史人文气息，而且还看到了作者关于教育和自我成长的独特理解。“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2]这句话从表面上看是贬低学校教育的价值，实际上却是流露出了对教育本质内容的不同见解。在他看来，教育的目的和过程就是生活本身。自然既养育我们，同时也塑造了我们的独特性格和价值观。他在《从文自传》中回忆说，“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3]

沈从文的成长反思与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成长”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杜威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保证生长的各种力量，以保证教育得以继续进行。使人们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并乐于把生活条件创造成一种境界，使人人在生活过程中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好产物。……教育就是不问年龄大小，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的事业。”[4]

然而当时的旧式书院教育，依然是以灌输先验的儒家道德和伦理规范为主。这就意味着，这种教育的重点目标就是以成年人的成熟状态来否定受教育者的未成熟状态，并试图“催熟”受教育者，这是一。其二就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价值体系和生活经验得以代代相传。如果从生物遗传的角度，这种教育目的是无可厚非的。问题的关键是，传统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与农业社会的统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相适应的。它在根本上排斥农业技术等生活经验传授，但凡和日常生活相关的技术都可能被称之“奇巧淫技”并加以蔑视。

沈从文偏偏喜欢探寻各种“奇巧淫技”。他情愿到街上去观察各色市井人物的生活：看老人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看大胖子皮匠用夹板上鞋，看剃头师傅刮脸，看强壮多力的苗人染布，看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打豆腐，等等。可见沈从文的兴趣在鲜活的社会生活经验，儒家的道德教育并没泯灭他的好奇天性。他坦言，“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题，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5]虽说沈从文在此描述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闲人碎事，但仍可感其身上流淌着几分求真、求知的科学探索精神。而我更愿意理解为一个淳朴乡下人的诚实——不奢谈庙堂高论，不指涉黄钟大吕的要义，只对自己可以经验的日常生活感兴趣。教育毕竟是为大多数孩子的未来生活作准备的。

对生活现象的细致观察与思索，培养了他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具体说就是，他对人事生活、自然现象的认识不是外界给予他的印象或某种理论给他戴上的“偏见”，而是经过自己观察与思考而形成的价值判断。他既没有“五四”作家或批评家的留洋背景，也没有系统地接受新式教育，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东西，对一些甚嚣尘上的理论保持一贯的警惕，就如村里人警惕一个突然造访的外乡人一样，对自己一知半解的事物不去贩卖；对于流行的东西保持适当的距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沈从文和鲁迅的笔下都有写到“砍头故事”，但两者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对杀人砍头的场景非常反感，因为他觉得这就是国民愚弱与麻木的体现。而沈从文倒是津津乐道于砍头的场景。他在《怀化镇》一文中写到，“由于过分寂寞，杀人虽不是一种雅观的游戏，本部对官佐中赶到行刑地去鉴赏这种事情的实在很不乏人。”[6]沈从文的这段话后来一直被人批评为冷漠和麻烦的证据。其实作者并非欣赏杀人，而是想说明生活是如何给予他爱憎情感和理性认识的。也就是说，沈从文的思考和判断是根据自己亲身的、在场的观察而引发的，是他所生活的世界本身给予他认识的；而鲁迅是通过不在场的媒介——电影镜头、书籍等获得的价值判断。因此沈从文回忆说，“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我得用这方面弄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7]也许这正是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成为大作家、成为大学教授的秘密——在日常生活中，在广阔的世界中直接观察领会自然、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等知识，并从中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而这些，沈从文称之为“一本大书”。

二.沈从文的知识体系建构

沈从文的逃学与传统的书院教育方式有关。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强调一个人的认知与理解能力，即通过训练受教育者的专注力、记忆力，将一些原本模糊的未经验的概念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在这个过程中，先人的训话或书本的道理是毋庸置疑的。受教育者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更快地、更好地记住它，最好还能运用它。换言之，受教育者是无缘参与知识建构的。知识是固定在某一个特定时空的形态，而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思维产物——这是传统书院“填充式教育”存在的前提条件。

对日常生活经验存有浓厚兴趣的沈从文无疑是反感传统书院“填充式教育”的。他回忆说，“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8]沈从文对学校教育的逃避，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角度看，它反映出了沈从文渴望自我体验，并亲自构建自然和社会认知的教育愿望。

“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扛旗者让·皮亚杰曾在《发展与学习》一书中对“知识习得”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知识并不是现实的复制品。要认识一事物、一事件，并不是简单地看着它，然后做一个心理拷贝或映像就行。要认识一事物，就必须作用它。认识是对事物的改进和转化，是对一转化过程的理解，其结果是对事物的建构方式的理解。”[9]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自我学习，教育应该是“塑造”而不是“填充”学生的大脑。

显然，沈从文是“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实践者。当他作为受教育者的时候，就强烈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去获得一事物或一事件的认识。当他成为大学教师以后，就主张通过“师徒式”的知识技能训练，即通过教师的示范，学生的模仿来帮助学生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熟悉沈从文作品的人大概都知道他的许多作品实际上就是给学生作示范而创作的，他称为“习作举例”。例如《月下小景》、《八骏图》及《如蕤集》等文集中的一些作品就是他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时候创作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沈从文此举是为了掩饰他口才不怎么好，所掌握知识不构成理论体系的缺陷。但对于他的这种教育方法，学生是佩服和“领情”的。他的大弟子汪曾祺在《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回忆说，“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10]

即使在今天看来，沈从文的教学方法都是独特的。他在无意中践行了“建构主义”的教学方式：即基于问题的学习、认知学徒制以及合作学习。这种教学方式与“认知主义”的教学方式不同在于，前者主张探究具体的案例或解决具体的问题，并在个别推出普遍性的规律。而后者主张教学首先应该系统地反映某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并在理论的观照下解释个别问题。沈从文的成长经历和教学经历无疑是走了上述第一条道路的。试想沈从文从刚到北京学习写作时连基本的文法、语法都不通的年轻人，成长为著作颇丰的天才作家，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青少年时期独特的、丰富的生命经验，具体来说就是他成长过程中一点一滴积累下的生活知识——这些记忆“碎片”已融入他的生命。当有一天，他将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记忆“碎片”串联起来的时候，自然就会形成自己既系统、又深入的知识体系。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他写作教书，还是从事古代文物研究都得益于其青少年时自我建构起来的知识基础。因此，我们也可将其视为“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实践过程。

三.结语：沈从文教育思想的当代回响

今天看来，沈从文的教育思考与实践的意义无远弗届。它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上个世纪初中国教育状况的文学记忆，而且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教育的某些问题——尽管时代已经来到了21世纪。

如果仅从教育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专才教育的理念一直影响到现在。无论是传统的以应试为主的科举教育，还是当代的“专才教育”，“应用教育”，其实都是将教育的工具价值放置第一位的。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受教育者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而是更好地适应职业岗位的需要。然而，我们从沈从文的成长经历和教育思考中，又清晰地感到生活的教育、人格的教育，或者说通识教育才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文化心理危机，大概与上述人文教育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从教育的方式看，沈从文践行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仍然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教育的模式就会偏重学生的记忆能力、理解能力、逻辑思考能力等智力因素的培养，从而忽视了学生心理、情感、性格、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毋庸置疑，这种教育方式依然盛行的背后原因就是当今社会急功近利风气的影响——尽管它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也正为如此，我们今天重读沈从文的作品，才越发感到他的独特经历不仅给我们保存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心理记忆，更是给我们提供了教育的历史思考。尽管他所经历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其成长经历和教育实践仍然是值得今人借鉴反思的。

参考文献：

[1]蔡元培 蔡元培全（第4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5][6][7][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 [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吕达等主编.杜威教育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9][美]韦恩·K.霍伊等，范国睿译.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第7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10]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J].人民文学，1986，（05）.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