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碑为何出现在南京总统府
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碑为何出现在南京总统府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诗，情景交融、千古传诵，书写此诗并立碑刻石者亦有数人，诗碑也都顺理成章地置于苏州寒山寺。但是,在南京“总统府”煦园东长廊南端小亭内，亦有一方《枫桥夜泊》碑，精雕细刻，笔意圆浑，稳重端庄，保存完好，曾有许多人认为它是汪伪时期从寒山寺移置于此，两地石碑一度出现真伪之争。那么，“总统府”怎么会出现一块看似与其关系不大的《枫桥夜泊》诗碑呢？
一、同款诗碑，两地出现难辨真假
现在寒山寺内存有两方诗碑，一为明代文征明所书，可惜早已破残，依稀可辨清的不到十字；另一方则保存较好，为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1906年受当时江苏巡抚陈夔龙所托书写，书法圆浑凝重，老练流畅。
“总统府”内的诗碑与寒山寺内的俞樾石碑，从形状到大小及文字书体及布局基本一致。两碑均高约2米，宽68厘米，厚32厘米。碑额、碑身及碑座蝙蝠、缠枝等图案也一模一样。明显不同的是“总统府”诗碑材质为汉白玉，而寒山寺诗碑则为青石制成。两碑正面均以行草体书写，全诗正文28字，并刻俞樾跋语三行45字，大意是说苏州寒山寺内原有文征明所书的枫桥诗碑，由于年代久远，渐渐看不清了，清光绪年间，江苏巡抚陈夔龙嘱咐我（俞樾自称）再写枫桥诗，并刻在石碑上。碑的左下角另刻有“乙丑重阳汪定执敬观”9个小字，乙丑年当为1925年，汪定执是清末安徽歙县文人，曾与俞樾交往密切，诗境禅理造诣深厚。而南京“总统府”内石碑在这行字后又多一行篆书“乙酉夏日西泠王劲父拜观”，并有一方篆印，明显是后刻上去的，乙酉年当为1945年。王劲父生于1922年，当年既不在政府任职，在
书法篆刻界也只是“小字辈”，曾代表上海大学到南京参加过一些抗战胜利庆祝活动。
南京、苏州两处石碑，背面都刻有俞樾行书附记，共八行135字，大意说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唯有第二句中的“江枫渔火”4字很觉得可疑，宋代龚明之的《中吴纪闻》记为“江村渔火”，这很值得参考。宋代的王珪曾书写这首诗并刻成石碑，今天已见不到了，明代的文征明书写的石碑很残破，“江”下一字是“枫”还是“村”，也看不出来。我写这首诗遵照“江枫渔火”的今本，但“江村渔火”的古本也不能让它湮没在历史中。因此写一首诗附刻在后面，以告诉后人这件事：“郇公旧墨久无存，待诏残碑不可扪。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背面另刻有“汪定执敬观”5字及“汉贞阁主人唐仁斋镌字”10字。唐仁斋是清朝末年苏州的碑刻高手，生于1875年，卒于1908年，其汉贞阁碑帖铺在苏州卧龙街（今人民路），颇有名气。寒山寺的寒山、拾得像刻石，也出自唐氏之手。
碑的右侧还刻有陈夔龙跋文，共五行。大体是对诗中“枫桥”还是“封桥”、“渔火”还是“渔父”、“江枫”还是“江村”的考证，以及他看到寒山寺原碑石荒废、托俞樾重新写刻的经过。
二、群丑登场，复制名碑献媚日寇
《枫桥夜泊》诗不但在我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也同样受到日本人民的喜爱。这首诗曾被编入日本小学课本，直到现在依然有许多日本人每逢新春之际，漂洋过海至苏州寒山古寺，以在寺内敲钟迎春为快。
“总统府”诗碑原来置于西花园桐音馆东南假山旁边，1981年在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中迁至长廊。在迁移中发现碑座上刻有七排文字：大日本帝国陆军省海军省后援，大阪朝日新闻社主催大东亚博览会，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出品，苏州寒山寺诗碑于大阪朝日新闻社，指导ニテ模作ス，昭和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日本石材工作株式会社谨制。
由此可以断定，“总统府”诗碑为寒山寺诗碑的复制品。昭和十四年为1939年。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一直都想把掠夺的战利品和文物据为己有，曾试图以举办博览会的名义，先集中展览，再分批运到日本。从该复制碑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石碑是因“大阪朝日新闻社”主办“大东亚博览会”而刻。但因为战事等原因，这次博览会没有如期大规模地举办。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想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以它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此后的一年里，日军很快侵占了很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并在1942年底“大东亚战争”一周年之时大搞庆祝活动。当时在南京、天津、长春（伪满首都“新京”）等地都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大东亚博览会”。1942年10月至次年1月，日军在南京举办大东亚建设博览会。1942年11月1日到12月8日，日军在南京玄武湖翠洲举办“大东亚战争博览会”，展出了日军在南方战场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进去参观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被日军用枪逼着强迫参观的。据当时统计，整个博览会共有60万人进场观看。《枫桥夜泊》碑很有可能在这个时期参展了这些“博览会”。
三、壮士取义，假借魔咒保护诗碑
一度沸沸扬扬的“寒山寺碑运日”事，居然就这样戛然而止，这其中有一段动人的传奇故事。
寒山寺住持静如恐日寇进寺抢劫，请苏州石师钱荣初连夜刻碑，欲隐去原碑，用复制碑替代，以迷惑日寇，保护原碑。但是此举被梁鸿志亲信发现，将复制碑运至南京。但日寇依然没有放弃窃夺诗碑的计划。
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寒山寺山门外发现一具尸体，尸体上衣内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刻碑、亵碑者死！吾忘祖训，合（活该）遭横事！”难道是钱荣初因为复制《枫桥夜泊》诗碑而暴毙吗？松井石根等人惊出一身冷汗，这诗碑难道真有什么魔咒吗？一时间，苏州城内闹得沸沸扬扬。
据野史记载，这首《枫桥夜泊》诗在唐朝就得到唐武宗的青睐。当时宦官专权，几番废立皇储，最后唐武宗才以“皇弟”——这个并不十分过硬的身份继承大统。这位27岁的皇帝，对权力斗争一知半解，对宦官的弄权不满而又无能为力。当唐武宗读到《枫桥夜泊》诗时，感觉到了一个清幽寂远的意境，内心寻求到了一种久违的安宁。会昌六年（846），唐武宗在临终前一个月，敕命京城第一石匠吕天方精心刻制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当时还说自己升天之日，要将此石碑一同带走。唐武宗驾崩后，此碑被殉葬于武宗地宫，置于棺床上首。唐武宗颁布遗旨：《枫桥夜泊》诗碑只有朕可勒石赏析，后人不可与朕齐福，若有乱臣贼子擅刻诗碑，必遭天谴，万劫不复！
此后，《枫桥夜泊》诗碑在世间消失，直到北宋才出现，作者为翰林院大学士郇国公王珪。王珪自刻碑后，家中连遭变故，王珪本人也暴亡。俞樾所写的诗碑书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末，当时是受重修寒山寺的江苏巡抚陈夔龙之命补书刻石。此碑制成后，令寺庙焕发出昔日光彩，却没有给写刻碑者带来好运。俞樾写此诗后数十天，便溘然长逝。唐仁斋刻完此碑，第二年就英年早逝，年仅33岁。……
松井石根越想越怕，终于彻底打消了掠碑的念头。
其实当时钱荣初并没有死，暴毙的是与钱荣初长相非常酷似的钱达飞。钱达飞在得知静如法师调包计划失败后，便力劝钱荣初乔装打扮、隐姓埋名去外地避难，他谎称自己身患痨病，舍生取义，用“血书”阻止了日寇的掠碑计划。
四、“维新短命”，千年魔咒实乃巧合
虽然魔咒之说盛传，伪维新政府还是复制了一块诗碑，以博得日本主子欢心。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政府所在地成了日军十六师团部，后来又成了日军扶植的伪维新政府所在地。1939年3月伪维新政府在成立1周年之际，按原碑大小字样，重新刻制一块诗碑。置于西花园内的这专人石碑，成为汉奸们奴颜媚笑、迎合奉承的道具。这石碑虽为仿制，但精雕细刻，笔法细腻，从艺术价值的角度上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佳品。
伪维新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成立，于1939年成立一周年之时“出品”此碑后，到次年3月30日就遭解散并入汪伪国民政府。西花园成为考试院和“首都宪兵司令部”所在地。难道维新政府也应验了魔咒之说？
维新政府是在日本侵略军在“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下扶持建立的傀儡政府，从建立之初就是过渡性质。当时日军实在找不到什么“名流”，知道梁鸿志也没什么“号召力”，只好暂且“利用”一下。维新政府其实是个不完整的地方权力系统，不设主席，梁鸿志、温宗尧分别任行政院及立法院长，只“管辖苏浙皖沪三省一市”铁路公路周边狭窄地带。同时期，各地还有些其它的傀儡政府。当日本人物色到更合适的汉奸人选汪精卫后，就将维新政府并入了汪伪政府，梁、温二人只当了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院长，大部分维新旧人几乎都处于闲职。维新政府的“短命”是其傀儡本质决定的，应与“魔咒”无关。
1947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国民党元老张继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碑成后，与俞樾诗碑并列于寺中，这在当时也算是一段佳话。但张继写此诗后的第二天，因为疲劳过度，导致心脏病突发而亡。
抗战胜利后，钱荣初结束避难回到苏州，特地前往寒山寺，当时的住持静如已经病故，俞樾书碑如旧，自己所刻之碑却已不知去向。钱荣初在解放初期也到过总统府，看到复制诗碑后，认为不是自己所刻。那么总统府的诗碑是何人所刻就又是一个谜了。（本文摘自陈宁骏、欣辰著《解密总统府》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民国三大“母老虎”训夫悍事
作者：陈宁骏
来源：《养生保健指南》2017年第10期
民国时期，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戴季陶、张继的夫人陈璧君、钮有恒、崔震华并称为民国三大“母老虎”，她们的训夫悍事，是当时政界的笑谈。
“悍妻”陈璧君
陈璧君较早投身同盟会，也是国民党元老，性格强悍。对于汪精卫与异性，特别是与美女的交往，陈碧君管得很严。
1930年代，汪精卫曾请有“美人鱼”之称的泳坛名将杨秀琼为火车轮渡剪彩，并待以尊贵的客人之礼，招待她寄寓在其时南京最上等的旅馆中央饭馆内。剪彩仪式后，杨秀琼搭着汪精卫的胳膊偕行，且边走边笑谈，显得很是亲热，而且上了车，汪精卫又把杨秀琼先送到居所再回家。汪精卫尚未到家，其一举一动早已为“悍妻”陈璧君所知。第二天，汪精卫的脸上就多了几道汪太太“犒赏”的血痕。有人据此创作漫画《观鱼图》讽刺汪精卫想入非非，面对美人鱼只能望洋兴叹。
“姐姐”钮有恒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也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有胆有识，敢说敢干，比戴季陶大4岁，戴季陶对她敬畏有加，私下里叫“莲姐”。
戴季陶喜欢喝酒，多次因酗酒惹祸。钮有恒给他打了个金戒指，上刻“恶旨酒”，以帮助戒酒。但效果只维持了一年多，后来戴季陶喝酒如故，连那枚戒指也不知丢到哪去了！看来，夫人管束再严，也有漏洞可钻。
戴季陶虽然惧内，但仍不放过任何寻欢机会，甚至是夫人的外甥女赵季官，都敢于下手。好在钮有恒觉察此事后，十分冷静，并未大吵大闹，而是默认了他们这种关系，三方平安共处。
“河东狮子”崔震华
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崔震华对外彬彬有礼，在家却凶悍无比。有位好友因为关系很熟，径直走到张继家内屋，看见张继和几个子女都环绕着跪在夫人崔震华面前。好友“大开眼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崔震华举着鞭子，一下一下痛打张继不止。好友上前去劝解，哪知挨打的张继却说：“请不要管，我太太是好人，让她打打出出气。”好友只好掉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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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和张继开玩笑说：“你像猛虎一样，连子弹都不怕，为什么怕老婆呢？”张继解释道：“老婆是‘狮子’，‘老虎’再厉害，能不怕么？再说，天下男人怕老婆，惟独我老婆不怕我。”大家听后，不禁哑然失笑。
1927：国共两党反目成仇的根源
1927年的蒋介石1927年的汪精卫
1927年度事件：国共分裂
1927年的国共分裂，也就是国民党的武力“清党”——以暴力手段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极为特殊的分水岭。在“革命”与“反革命”之外，考察这场巨大变故的前因后果，仍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
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样炼出来的？
两党合作是一场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曾写信告诫孙中山，要他注意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藐视——“（陈独秀）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但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民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民党内广泛流行，共产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长期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很显然，就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中共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民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中共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民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1926年蒋介石派共产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转引自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载，张国焘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对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张国焘声称：“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张氏的态度得到了诸多与会代表的支持，以至于马林“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回忆录》）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也是共产国际“包办”的结果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早些年在爪哇创立了印地社会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并成功使其与当地早已
存在的另一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其方法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组织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对方的组织。马林在爪哇获得了
成功，于是希望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中国。
马林在中国似乎很愿意完整去复制他在爪哇的成功。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创立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国他则直接催生了中共。作为一个催产者，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马林将“党内合作”的对象放在了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性质也恰恰符合马林的期望。一番调查之后，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种人组成的阶级联盟，其中知识分子起着领导作用，相当多知识分子许多接触过社会主义；其组织也不严密，排他性问题并不严重。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政党奋斗的目标，是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权），为全民谋福利（民生）。尤其让马林感兴趣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而且“国民党与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国民党”；相比之下，全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数十人，而且完全置身工人运动之外。如此，马林很自然地希望复制自己在爪哇的“党内合作”策略的成功：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来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孰料张继当场起立，要求将自己和冯自由一并开除；弄到无法下台之后，孙中山只好赌气：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抛弃国民党区加入共产党！话讲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才暂时不再说话；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其“党内合作”模式却得不到中共党人的支持，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孙中山的独断和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1）：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中共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从中共诞生之日就开始了。这种观念，更多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调查。中共党员们似乎忘了，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并不是日后的共产党员们，而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梁启超自1900年代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更有“民生主
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名言，1907年，孙氏在河内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更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2年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又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
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内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类的名词，国民党和孙中山在中共党员们眼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不足为奇。所以，在1922年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会丧失党的独立性。”（转引自《中共党员大辞典》）
相比之下，反倒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性质有更理性的认识。1923年11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俄国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有过一段涉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质谈话，兹将当年的谈话纪录原文照录于下：
蒋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季氏在之前的谈话中不承认国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至于继续开会，很遗憾，我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四回国，而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当然愿意在星期四以前参加一些会议。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以组织另一个代表团到这里来，同你们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下一次详细讨论。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密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季诺维也夫对国民党性质的评价——“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其实恰恰与国民党人的自我定位相当吻合，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正如蒋介石在1929年公开所说：“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说：“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关于国民党的性质，可详见《转型中国·1925》）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2）：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地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说道：“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国民党竟然“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显然是许多国民党人始料不及的。国民党“二大”上，即有国民党人提出：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必须得到其所在地党部的同意。这一提议遭到了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激烈抵制，其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均有充分的自由。
矛盾（3）：中共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维经斯基还说：“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些自由呢？这种状况不能长久。”
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国民党人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26年8月31日，国民党人顾孟余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广州就此问题有过一次谈话。原文照录于此：
谢尔盖（即维经斯基，笔者注）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应表现在什么上呢？
学者（即顾孟余，笔者注）：事实上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
谢尔盖：广东省的情况怎样？
学者：确切情况不清楚。但从全国来看，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则此人怕说他是非共产党人，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会被压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而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党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两个方针：（1）他们想把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
谢尔盖：这是什么意思？
学者：他们想把国民党工农化，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坏事。（2）试图垄断国民党，即夺取一切机构，夺取整个有组织的领导。（《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中共内部的报告材料证实了维经斯基、谭平山和顾孟余们的描述是准确的。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据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所统计的数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竟然占据了17个之多，占百分之八十强。
矛盾（4）：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
无论是党员的单向流动，还是中共对国民党高层组织乃至中下层组织领导权的垄断，背后都有同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
早在1924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国民党内搞秘密党团活动为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过弹劾案。弹劾案认为中共的这种活动模式，会妨害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弹劾案被孙中山强行压制了下去，但张继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质询和答辩，还是承认了中共确有秘密党团活动。鲍罗廷当时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可复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共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5）：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具体情形
可详见《转型中国·1926》）
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03》中有一篇总结马日事变前因后果的文章，其中一条“前因”是如此表述的：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关于夏斗寅的叛变》）
和平解决的努力（1）：蒋介石谋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国民党方面，先是“西山会议派”分裂出去，其主张是希望“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稍后，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共产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人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
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共产党员：
“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中共党员彻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介石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维护中共的利益（早些时候蒋要求他退出中共也遭到了拒绝），他反驳道：“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
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民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民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民党。
和平解决的努力（2）：陈独秀希望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
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中共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国民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民党，而是指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向青《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党史研究资料·06》）
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的腥风血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革命”也好，“反革命”也罢；“进步”也好，“反动”也罢，这些词汇均不足以完整描述这场背景复杂的大屠杀。今天回过头去看，它更像是一场噬与反噬的生存游戏。
结局是如此的两败俱伤——共产党人从五万被屠杀成不到一万；至少20万无辜左倾爱国青年命丧黄泉；国民党则几乎丧失了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再也没有能够从这浓厚的血污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民……
但青年们从血污中爬起来，继续向左……
古诗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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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唐朝：张继
出自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
Mooring
by
Maple
Bridge
at
Night>
yuè
luò
wū
tí
shuāng
mǎn
tiān
月落乌啼霜满天，At
moonset
cry
古诗文精选
the
crows,
streaking
the
frosty
sky;
jiāng
fēng
yú
huǒ
duì
chóu
mián
江枫渔火对愁眠。Dimlylit
fishing
boats
beneath
maples
sadly
lie.
gū
sū
古诗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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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éng
wài
hán
shān
sì
姑苏城外寒山寺，Beyondthe
city
walls,
from
Temple
of
Cold
Hill,
yè
bàn
zhōng
shēng
dào
kè
chuán
夜半钟声到客船。Bells
break
古诗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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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赏析
the
ship-borne
roamer"s
dream
and
midnight
still.
注释
枫桥：在今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枫桥街道阊门外。
夜泊：夜间把船停靠在岸边。
乌啼：一说为乌鸦啼鸣，一说为乌啼镇。
霜满天：霜，不可能满天，这个“霜”字应当体会作严寒；霜满天，是空气极冷的形象语。
江枫：一般解释作“江边枫树”，江指吴淞江，源自太湖，流经上海，汇入长江，俗称苏州河。另外有人认为指“江村桥”和“枫桥”。“枫桥”在吴县南门（阊阖门）外西郊，本名“封桥”，因张继此诗而改为“枫桥”。
渔火：通常解释，“鱼火”就是渔船上的灯火；也有说法指“渔火”实际上就是一同打渔的伙伴。
对愁眠：伴愁眠之意，此句把江枫和渔火二词拟人化。就是后世有不解诗的人，怀疑江枫渔火怎么能对愁眠，于是附会出一种讲法，说愁眠是寒山寺对面的山名。
姑苏：苏州的别称，因城西南有姑苏山而得名。
寒山寺：在枫桥附近，始建于南朝梁代。相传因唐代僧人寒山、拾得曾住此而得名。在今苏州市西枫桥镇。本名“妙利普明塔院”，又名枫桥寺；另一种说法，“寒山”乃泛指肃寒之山，非寺名。寺曾经数次重建，现在的寺宇，为太平天国以后新建。寺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日本人运走，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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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钟声：当今的佛寺（春节）半夜敲钟，但当时有半夜敲钟的习惯，也叫「无常钟」或「分夜钟」。宋朝大文豪欧阳修曾提出疑问表示：“诗人为了贪求好句，以至于道理说不通，这是作文章的毛病，如张继诗句“夜半钟声到客船”，句子虽好，但那有三更半夜打钟的道理？”可是经过许多人的实地查访，才知苏州和邻近地区的佛寺，有打半夜钟的风俗。
翻译
月亮已落下乌鸦啼叫寒气满天，对着江边枫树和渔火忧愁而眠。
姑苏城外那寂寞清静寒山古寺，半夜里敲钟的声音传到了客船。
赏析
这首七绝以一愁字统起。前二句意象密集：落月、啼乌、满天霜、江枫、渔火、不眠人，造成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后两句意象疏宕：城、寺、船、钟声，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
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连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乌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锐敏。“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孑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运思的细密。
此外，也有人认为第一句诗描写的是清晨时的景象：乌臼鸟叫了，月亮下山了，天亮了，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霜。而后三句采用倒叙方法，写诗人整个夜晚都处于失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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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径称“江枫”，也许是因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青枫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伴”的意蕴，不过不象“伴”字外露。这里确有孤孑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轻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幽美风物的新鲜感受。
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而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
《庚溪诗话》：六一居士《诗话》谓：“句则佳矣，奈半夜非鸣钟时。”然余昔官姑苏，每三鼓尽，四鼓初，即诸寺钟皆鸣，想自唐时已然也。后观于鹄诗云：“定知别后家中伴，遥听缑山半夜钟。”白乐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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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后。”温庭筠云：“悠然旅榜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则前人言之，不独张继也。
《批点唐诗正声》：诗佳，效之恐伤气。
《诗薮》：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周敬曰：目未交睫而斋钟声遽至，则客夜恨怀，何假名言？周珽曰：看似口头机锋，却作口头机锋看不得。
《唐风怀》：南村曰：此诗苍凉欲绝，或多辨夜半钟声有无，亦太拘矣。且释家名幽宾钟者，尝彻夜鸣之。如于鹄“遥听缑山半夜钟”，温庭筠“无复松窗半夜钟”之类，不止此也。
《唐诗三集合编》：全篇诗意自“愁眠”上起，妙在不说出。
《唐诗摘钞》：三句承上起下，深而有力，从夜半无眠至晓，故怨钟声太早，搅人魂梦耳。语脉深深，只“对愁眠”三字略露意。夜半钟声或谓其误，或谓此地故有半夜钟，俱非解人。要之，诗人兴象所至，不可执着。必曰执着者，则“晨钟云外湿”、“钟声和白云”、“落叶满疏钟”皆不可通矣。
《笺注唐贤三体诗法》：何焯评：愁人自不能寐，却咎晓钟，诗人语妙，往往乃尔。
《碛砂唐诗》：“对愁眠”三字为全章关目。明逗一“愁”字，虚写竟夕光景，转辗反侧之意自见。
《唐诗别裁》：尘市喧阗之处，只闻钟声，荒凉寥寂可知。
《古唐诗合解》：此诗装句法最妙，似连而断，似断而连。
《大历诗略》：高亮殊特，青莲遗响。
《网师园唐诗笺》：写野景夜景，即不必作离乱荒凉解，亦妙。
《诗境浅说续编》：作者不过夜行记事之诗，随手写来，得自然趣味。诗非不佳，然唐人七绝佳作如林，独此诗流传日本，几妇稚皆习诵之。诗之传与不传，亦有幸有不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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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赏析
《唐人绝句精华》：此诗所写枫桥泊舟一夜之景，诗中除所见所闻外，只一“愁”字透露心情。半夜钟声，非有旅愁者未必便能听到。后人纷纷辨夜半有无钟声，殊觉可笑。
根据《唐才子传》卷三记载，张继于“天宝十二年（753）礼部侍郎杨浚下及第”，也就是说考取了进士。而就在天宝十四年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仓皇奔蜀。因为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所以不少文士纷纷逃到今江苏、浙江一带避乱，其中也包括张继。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
诗题争议
诗题目也作《夜泊枫桥》。唐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下卷收录张继此诗，题名为《夜泊松江》。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收入此诗，诗题作《枫桥夜泊》。
有人说应为《夜泊枫江》（唐仲武辑《中兴间令集》），有说“枫江古为封江”、“枫桥旧作封桥”（宋周遵道《豹隐纪谈》）。也有说，“旧把此桥误作封桥，到王珪才改正为枫桥”（《吴郡图经续记》）。更有说，“本为封江、封桥，王蚌改封为枫，人们震慑权势，只得趋附”。但柯继承等指出，“唐以前早先枫桥称作封桥，吴语封、枫同音，以封桥误为枫桥，因河边有经霜红叶树之故。根据张诗所表明的物候及月相分析推算，张诗当作于农历十月（阳历11月）深秋时分，江南水边多植乌桕之类树木，经霜叶红，古人诗中多混作为‘枫’。故江枫，是泛指江边的红叶类树，不必是枫。’’
唐皇遗咒
传说唐武宗酷爱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诗，在他猝死前的一个月，他还敕命京城第一石匠吕天方精心刻制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当时还说自己升天之日，要将此石碑一同带走。于是在唐武宗驾崩后，此碑被殉葬于武宗地宫，置于棺床上首。并且，唐武宗临终颁布遗旨：《枫桥夜泊》诗碑只有朕可勒石赏析，后人不可与朕齐福，若有乱臣贼子擅刻诗碑，必遭天谴，万劫不复！而且后来，传说北宋翰林院大学士郇国公王珪、明代才子文徵明，都因书刻此诗不得好死。
1939年，钱荣初刻完《枫桥夜泊》诗碑后也立即暴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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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国民党元老张继也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清现代诗人张继书唐代诗人张继的诗，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但张继写了《枫桥夜泊》诗碑后，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了。
方家质疑
宋代欧阳修读这首诗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六一诗话》中说：“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他以为三更半夜，不是打钟的时候，故诗句虽佳，却不符合现实。他的引文，误“城外”为“台下”，“夜半”为“半夜”，不知是记忆之误，还是所见者为别的文本。
对于欧阳修提出的意见，许多人都不同意。《王直方诗话》引于鹄诗：“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维山半夜钟。”又白居易诗：“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复斋漫录》引皇甫冉诗：“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蔡正孙《诗林广记》亦引温庭筠诗：“悠然旅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这些都是唐代诗人所听到的各地半夜钟声。范元实《诗眼》还从《南史》找到半夜钟的典故。
宋人孙觌绝句《过枫桥寺》：“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闻半夜钟。”《诗薮》云：“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唯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唐诗摘抄》：“夜钟声，或谓其误，或谓此地故有半夜钟，俱非解人。要之，诗人兴象所至，不可执着。必曰执着者，则‘晨钟云外湿’，‘钟声和白云’，‘落叶满疏钟’皆不可通矣。”《石林诗话》又证明南宋时苏州佛寺还在夜半打钟。
诗碑轶事
《枫桥夜泊》诗碑历来就是枫桥和寒山寺的象征，特别是晚清国学大师俞樾手书的《枫桥夜泊》诗碑，更是寒山寺的一大胜迹。
有人认为，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因所具有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可以有“中华第一诗碑”之美称。据宋代学者朱长文所著《吴郡图经续记》载，早在北宋嘉祐年间，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王圭（郇公）所书的《枫桥夜泊》，即已刻石成碑。1996年，寒山寺通过台湾有关图书馆的帮助，收集到王圭的墨迹三千余字，重新集成了王圭手书的《枫桥夜泊》诗碑。
历代名家有不少因《枫桥夜泊》诗而作的书画刻碑。继北宋王圭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则有明代文徵明、清代俞樾、民国张继，以及现代刘海粟、启功等。其
古诗文精选
古诗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赏析
中甚至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陈云书写的张继《枫桥夜泊》诗的书法碑刻，其它明确记载的则有宋孙觌撰书《枫桥寺记》碑；明姚广孝撰写《寒山寺重兴记》碑；唐寅撰书之《姑苏寒山寺化钟疏》碑、明崇祯三年（1630）文震孟所撰《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记》碑、清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所画的寒山、拾得像刻石、清程德全书历代枫桥寒山寺题咏刻石、清郑文焯指绘寒山子像刻石，以及民国康有为游寒山寺题诗碑，等等。
日本影响
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在日本也家喻户晓，还被选入日本小学课本，清朝俞樾在《新修寒山寺记》中写道：“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适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
1929年，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亦名寒山寺，寺庙仿照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刻写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在附近溪谷清流之上还架起了“枫桥”。
张继
张继（约715~约779）字懿孙，汉族，襄州人（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诗人，他的生平不甚可知。据诸家记录，仅知他是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的进士。大历中，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盐铁判官。他的诗爽朗激越，不事雕琢，比兴幽深，事理双切，对后世颇有影响。但可惜流传下来的不到50首。他的最著名的诗是《枫桥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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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故事六则
章图同宝
吴湖帆藏有一块玫瑰红青田石章，形状奇特，为正方形。若将石章就灯光照着观看，色彩更殷红晶莹，非常可爱。
这块青田石原为许姬传珍爱之物，是许姬传在北京店铺中发现，用一百银元买下的。
不久，许姬传请吴湖帆画一幅青绿山水。吴湖帆画完交许，许姬传给吴湖帆送上润资一百元银洋。吴湖帆以彼此相交多年为由，不肯接受，将一百元银洋退给了许。许姬传不好意思，可送钱吴湖帆不接受，想来想去，想起了自己刚买的这块青田石章，所费也是一百元，于是就将石章代润资送给了吴湖帆。
吴湖帆得了石章，大喜过望，爱不释手，他将此青田石章看得和自己所珍藏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同等价值，同样珍爱如宝。
“枫桥夜泊”诗碑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诗为盛唐诗人张继所写，张继不是大家，却因此诗而得名。寒山寺本是苏州城外一座小寺，也因此诗而名闻天下。
为寒山寺写“枫桥夜泊”诗碑，历代皆有。最早的诗碑立于北宋，仁宗时宰相王郇公辞相后家居苏州，曾为寒山寺写一诗碑。明代时，王的诗碑已经遗失，由文徵明再写一碑。文碑到清代末年已漫漶不清，学者俞樾(曲园)应江苏巡抚陈夔龙之请，又写刻了一块诗碑，至今立于寒山寺内。
1936年，吴湖帆托朋友请国民党元老、南社诗人张继也写刻一块“枫桥夜泊”诗碑。民国时张继写唐代张继的诗，两位同名诗人相隔一千多年，后张继写前张继诗，显然是一段诗坛书界的佳话。其实，民国张继从未游过寒山寺，但欣然应允，写就的次日，张继即去世了。吴湖帆见报载张继逝世消息，恨自己相请之晚。不意过了几天，朋友将张继诗书寄来。吴湖帆悲喜交集，嘱黄怀觉选石刻之，立于寺中。从此，俞曲园诗碑和张继诗碑即并列于寒山寺中。
有好事者言：宋人笔记中记王郇公写诗碑时，正在丧服中，故未署名。俞樾写此诗后，当年下世。民国张继写此诗后，第二天即辞世。此三事巧合如此，在迷信的人看来，恐怕寒山寺诗碑很不吉利。
真假难定
造假不仅要材料，还要有功夫。
吴湖帆家富收藏，所收藏的珍品中有一幅南宋画家梁楷的《睡猿图》。
梁楷曾是宫廷画家，得到过皇帝亲授的金带，其画具有多种风貌，有工笔画，也有淋离酣畅的大写意泼墨。粱还独创了一种减笔画，所画人物、动物仅寥寥数笔，却意溢神足，神情生动，《睡猿图》即是其代表作之一。
吴湖帆收藏的这张珍品，有传说是张大干作假的伪作。有人说，张大干先将假画画成，然后将其放置在室外，日晒雨淋，等到画幅破损暗旧，然后再加工修整，加上题跋语等等。
对此传说，众人将信将疑，因为找不至Ⅱ其他梁楷的画可资对证。
吴湖帆与张大千是朋友，不知张大千是否向吴透露过真相，但吴湖帆从没有对此作过说明。
画院医生
吴湖帆收藏有不少书画珍品，但经他手的东西，许多都被他动过“手术”，再在其上题签。
他曾得到一幅清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手迹，原件为直幅，他将其割裂裁减，重新装裱，最后变成了一对五言楹联。
吴湖帆藏有“明四大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和“清四王”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等人的山水画。令外人奇怪的是，这些藏画大小尺寸一致，人不解其中奥妙，只认为是巧合。
吴的朋友冯超然知道真相，冯告人曰：古书画一
到吴湖帆手里，若是同时代或同样主题的画，他不是“斩头”，就是“截尾”，非把它们弄成同样大小尺寸才罢休。长的割裂，短的加长，中间的连贯则就出于他自己的“接笔”。没见过原件的，一般都看不出。
吴湖帆曾对人开玩笑说：“我是画医院中的内外科兼任医生。”
子代父亲成右派
吴湖帆有子女四人，子二，孟欧、述欧，女二，思欧、惠欧。
为何子女名中都有“欧”字?因为吴湖帆收到了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四帖，这差不多也是欧阳询流传于世的全部真迹。吴湖帆高兴异常，将家中客堂名之为“四欧堂”。兴犹未足，于是将他的四个子女都名之为
“欧”，“四欧”以符欧阳询四帖。
吴湖帆次子昊述欧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以后平反，在上海一高校任职教务科长。吴述欧曾对人言，自己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代父受过。
当年，反右运动开始，吴湖帆所属单位上海文联美术家协会要求各人写思想认识。老先生不熟悉这一套，不会写，拖了几天仍是白纸一张。运动是要人人过关的，不写就过不了关，这吴湖帆知道。可不会写怎么办呢?看着父亲实在一筹莫展，吴述欧主动为父亲承揽这一任务，代父亲写了份思想认识交了上去，解决了父亲的难题。
万想不到，在这份思想认识上面却看出了问题。单位向吴湖帆追究。吴湖帆此时是更弄不懂了，于是老实交代，思想认识是儿子吴述欧代写的。
就这样，吴湖帆侥幸过关，儿子吴述欧却被打成
了“右派分子”。
吴湖帆与《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山水画家黄公望的代表作，也是其最著名的作品。
《富春山居图》高33厘米，横6369厘米，纸本，水墨，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年)，于至正十年才最终完成。《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是富春江两岸的初秋景色，画面上峰峦起伏，山势曲折，山涧江畔，有村舍、亭台、渔舟、小桥、丛林、飞泉，景随人迁，令人目不暇接。黄公望崇尚师法自然，曾身携纸笔，走遍了富春江一带的山水写生。
此图很受明清画家的推崇，明代董其昌曾题跋说：此画天真烂漫，是黄公望生平最得意之笔。
可此画的流传却经历了一番曲折。
《富春山居图》最初为明代沈周收藏，后为董其昌所得，再转归宜兴收藏家吴正志，吴正志作为家传，传给了儿子吴洪裕。
吴洪裕生平最珍爱两件书画作品，书是《智永法师干字文真迹》，图即是《富春山居图》。清顺治年间，吴洪裕临死前，竟嘱咐家人将这两件珍贵书画“焚以为殉”，烧了作他的殉葬品。家人不敢违拗，先烧了《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第二天，当家人将《富春山居图》投入炉中时，昊洪裕已奄奄一息，其侄子见状，连忙从炉火中抢出了画卷，但图已烧去了一段。自此，这一遭受火劫的名画就分作了前后两段。
后一段仍沿用《富春山居图》原名，于清乾隆年间被宫廷收入，民国以后，为故宫博物院收藏，解放前夕被运到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前一段则在民间辗转流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吴湖帆所得。吴湖帆将其重新装裱，定名为《剩山图》。
吴湖帆家富收藏，家藏历代书画名迹、钟鼎碑拓、陶瓷古籍等，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如怀素草书《千字文》、宋代《梅花喜神谱》、梁楷《睡猿图》以及黄公望这幅《富春山居图》残卷。因吴湖帆极欣赏黄公望的山水画，故将此图看作自己最珍贵的收藏之一。
解放后，吴湖帆将自己的大部分收藏捐赠给了国家。
这幅《富春山居图》前段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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