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34个旅25万人马,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大举进攻陕北解放区,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当时,共产党在陕北的正规军加地方部队只有4万余人,众寡悬殊。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整个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池之得失,撤离延安,率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开始了艰苦转战。从1947年3月18日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毛泽东转战陕北历时1年零5天,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 (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米脂、葭县、吴堡—— 以第一次经过时间为序) ,驻留过38个村庄 (榆林33个、延安5个) ,时间最短的仅几个小时,最长的达4个月,超过1个月的村庄有王家湾、小河、神泉堡、杨家沟。
为保护中共中央安全转战,彻底摧毁蒋介石的“擒王”策略,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军警民组织以保护革命领袖为第一要务,多次在紧要关头保卫了中共中央,在安保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安保工作整体部署为外围保卫和内层保卫两大方面。
外围保卫工作在前线和敌后广泛开展,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西北野战军通过军事行动调动敌军主力,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增大党中央在陕北的回旋余地;二是边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侦察敌情,袭扰敌军,干扰敌方对党中央的位置判断;三是在敌方内部潜伏人员进行情报截取和干扰,及时提供敌军行动计划,使中共中央在转战路上游刃有余。
1947年初,为了迎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所有驻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这支只有2万余人的部队,在粮食、弹药供应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肩负起保卫中共中央安全转战陕北的重任。
3月初,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出击陇东,以调动准备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同时,彭德怀调新4旅16团守卫延安机场,边区教导旅警备7团5000多人严阵以待,延属军分区民兵和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经过七天顽强阻击,迟滞、消耗了敌人,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和边区机关、群众安全撤离延安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派兵北进,欲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诱敌深入,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集团,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6月8日,毛泽东转移到靖边王家湾时,距敌仅隔一道山梁,四五百米,危险至极。彭德怀立即派王震率一个旅,并命令三边和绥德地方部队及游击队全部火速支援,猛攻敌军侧背,吸引敌军退出天赐湾,成功为中共中央解围。8月18日,中共中央沿葭芦河转移时,刘戡部穷追不舍,彭德怀急令许光达率领第3纵队火速赶往乌龙铺、曹庄一带,截击敌人,顺利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小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原突破”的军事策略。自8月始,西北野战军在数月内两次攻打榆林,虽未攻克榆林城,但进一步削弱了北线敌军的力量,调动了胡宗南部10个旅北上增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适时转移兵力,准备在沙家店开战。毛泽东在战前曾说过:“沙家店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再向西走,进沙漠。”最终,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一举歼灭敌整编第36师主力6000余人,直接扭转了西北战场局势,自卫战争转入内线反攻。随后,西北野战军在延清战役中取得胜利,收复了延长、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
到10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兵力已发展壮大至7.5万人,其中不乏起义、收编的国民党部队。为了稳固加强军事力量,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进行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政治觉悟和技战术水平。毛泽东对这一创造性的整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西北野战军通过数次作战,成功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使南线胡宗南部不敢轻易冒进,北线榆林22军只有守城之力,威胁渐无,最重要的是为中共中央增加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胡宗南部大举进犯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政权机构迅速进入战时状态,积极配合军队开展游击战争。边区政府保安处 (简称“边保”) 随地委机关撤出城市,在乡村指导游击战争。在各地普遍成立的游击队伍中,各级公安部门负责人大多担任游击队长,各级党委书记担任政委,游击队以保安处的干部和保安队、警卫队为骨干,吸收民兵和群众参加。游击队伍充分发扬解放军一贯擅长的游击战术精髓,利用精干敏捷的优势,处处袭扰敌人,打击敌人小股武装,截获敌掉队人员及辎重部队,组织群众盘查放哨,侦察敌军动向,警戒捕捉特务、叛徒,动员群众支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运动作战。
1947年3月,边保下辖的保卫团一分为二,其中四个连先在延安城附近担任警戒,后到安塞监视胡宗南军动向,并先后参加配合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的数次战役。4月7日,边保总处机关改编为第7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其中1中队专门负责前线敌情侦察。边保副处长赵苍璧率领一支由100多名侦察、情报人员组成的前方侦察工作队,带着一部电台,深入延安东、西、南三条战线,采取“迎着敌军侦察,夹着敌军走”的策略,及时掌握敌军宿营、行军动向,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组织开展游击战斗。在侦察活动中,通过抓俘虏、派出小分队、化装混入敌占区了解情况,将获得的情报及时用电台报告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1947年5月底,敌5万大军向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包抄而来,形势危急,赵苍璧急派侦察工作队潜伏至蟠龙镇以北秘密侦察,架设电台做好准备。在监视敌军动向的第五天早晨,工作队员成功监视到敌军踪迹,立即报告后方。工作队尽管只有几条枪,但还是果断阻击,拖延敌行军速度。最终,由于及时得到情报,中央机关顺利北撤,脱离危险。
1947年6月1日,陜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周兴发表文章 《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代表中共西北局发出号召。敌军入侵之后的短短三个月,边区游击队已经发展到7663人,长短枪4592支,轻机枪15挺,共作战114次,毙伤敌614名,俘虏1281名。不久后,赵苍璧率30多名工作队员和马万里带领的一个警卫营共400余人,在咸榆公路绥德、葭县地段侦察、骚扰敌人。8月中旬,中共中央转移到绥德,敌军分几路进抵欲歼灭之。赵苍璧带领队伍成功吸引到了敌北进的一路快速部队的注意,却也遭到了包围,处境十分危险。赵苍璧沉着应变,避敌锋芒,带队突出重围,成功牵制了敌军这支先锋部队,将其带离了中共中央的行动路线,使毛泽东等得以顺着安全路线向葭县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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