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令人纠结的人和事

“清高”的软肋

清高本无所谓对错，如果一个人真有资本清高，他秀清高完全是其个人自由。而“清高”一旦被标上引号，这“清高”就有了问题。简言之，那多是假清高。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李瑞清就曾遭遇到这样的“清高”之士。

李瑞清生于1867年，江西临川人，进士出身。他一生授徒甚多，桃李遍天下，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即出其门下。李在政治上思想保守，愚忠清室。辛亥革命后，李辞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职务。离校时，见有学生生活贫困，李即卖去自己的车马，将钱散发给这些学生。随后两袖清风，飘然而去，寓居上海，自号“清道人”。李抱定宗旨，坚决不做民国官，也不剪辫子，甘当清室遗老。因没了薪水，全家老少数十口靠其养活，开支难免捉襟见肘。有一次李患病卧床，家中又告无粮，张勋知道后，连忙派人给他送上纹银六百两，但却被李退回。李对家人说，张勋今天的钱是支的民国政府饷款，我既为孤臣，就决不能收这个钱！我卖字鬻画，但求自给而已。这就是李瑞清的清高。而当时海内外求其书画、拜师学艺者络绎不绝，这也堪称是他清高的资本。

不料李这番话得罪了沪上一些同样以遗老自居的前清官员。因为后者一方面标榜自己为“清室遗老”，另一方面却“临财则又往往变易面目”，且“自解为不拘不节”。这就是说，只要有机会拿“民国（政府）钱财”，他们决不放过，还美其名曰“不拘小节”。若不是李瑞清现身，这些人也许还不会被人注意，现在李瑞清这样的清高之士一出现，无意中就触动了假清高者的痛处，自然也使他们难逃被人戳脊梁骨的窘境。

然而，明明是当事者自取其辱，这些人却无端地将账算在了李瑞清身上，并图谋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李的书画售价日见看涨，家庭经济大有好转，且有积蓄。李的寡嫂在过手时因有截留，引起家庭不和，乃至吵架。李的寡嫂看来也够泼的，吵架时“秽言蜚语，随口即是”，且对李颇多污蔑，使李“莫由自白”。消息传出，这就让那些自鸣清高、对李瑞清恨之入骨的“遗老”们捞到了稻草！他们兴风作浪，把那些“秽言蜚语”到处传播，觉得“此可以报复清道人，使其无地自容矣”。这其中有一个水准远在李之下的书画家，眼见李门庭若市，他却门可罗雀，大大影响了他卖字鬻画的得利，更是对李恨得牙齿直痒痒，遂趁机对李百般造谣，想让李就此身败名裂。

但是此间不乏正直之士，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陈散原即是其中之一。散原老人亦是李的挚友，面对如此情状，散原老人怒道，这些人心术不正，还自鸣清高，我一定要狠狠揭露他们的“诡术”。不一日，适逢遗老们举宴，散原老人也欣然到场。席上，散原老人痛责那个曾对李百般造谣的书画家：“我真想代清道人赏你个大嘴巴！”散原老人此语甫出，吓得那些“遗老有愧者，相与逃席而去，谣诼始息”。假清高者狼狈而逃、谣言自息，原来是散原老人的言行击中了他们的软肋。

铸错与担责

不言而喻，铸错就是犯错，而且一般多指犯大错。犯大错当然要担当责任，尤其是对身有一官半职者而言，更是难辞其咎。不过问题就在这里：身有一官半职者一旦铸下大错，究竟怎么担责？撤职或调任是一种担责；视铸错为“付学费”，作个检讨继续留用，那也是一种担责；再如加诸其他制裁，自然又是一种担责……但这种种担责，总让人觉得缺了什么。当我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不期然就想起了发生在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吴大澂身上的一则真实故事。

吴大澂，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生于1835年，吴县（今苏州）人。吴大澂在成为著名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之前，曾以进士入词林，历官广东、湖南巡抚，并数度折冲樽俎，为捍卫国家领土作出贡献。甲午战争爆发时，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面对猖狂的日军，奋勇请缨，奏请带兵出征。他于1894年8月15日、17日连电“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终于获得清廷允准。但文人气质远胜于军人素质的吴大澂显然过于自信了。据《张荫桓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冬，在前线作战的清军接连败北，清政府见大势已去，只得放弃抵抗，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赴日求和。张荫桓正是于此时在天津遇到了即将带兵开赴前线的吴大澂。吴请张“缓俟二月东渡，以候捷音”。吴大澂居然放言请张荫桓且缓两个月动身，等他吴大澂从前线传来捷报再去日本谈判。吴没有认清当时复杂的局势，“言大而夸”，高估自己，低估敌人，犯下兵家临阵对敌的大忌。

果不其然，吴带兵出关不久，便在辽东战场上溃不成军，“湘军力战而败，死伤过多，人心不振”，铩羽而归。此役过后，吴先是被撤去帮办军务一职，交部议处，旋革职留任。后因言官不断弹劾，清廷终于将他革职，永不叙用。受此处罚，吴没有任何抱怨，须知此前吴在战场上眼见湘军尽覆，他就曾经想拔剑自裁，被左右止住后乃叹道：“余实不能军，当请严议。”这就是说，他甘愿为自己的铸错而担责，接受严厉处分。如今虽然被革职，且永不叙用，但他仍觉得罚不抵错，尤其是当他得知李鸿章赴日谈判，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除了割地，还赔款二亿两白银时，更觉得自己铸下大错，难辞其咎，应该担责。而现在所接受的处分，似乎还远不足以担这样的责！怎么办？这时候吴大澂突然想起了他这个金石古董收藏家的毕生收藏！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想把自己的珍贵收藏出送给日本政府，以图减轻清政府的负担。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吴的心一定在颤抖，毕竟这些珍藏已融入他的生命，是他的所爱，送出它们，宛若割他身上的肉。但是一想到自己应该为铸错担责，他就不再犹豫了。随即，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电文曰：“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圆、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李鸿章）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所希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澂藉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吴还补充道：“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武扬为日本幕府末期重臣，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曾担任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光绪八年至十一年间，两度出任驻华公使。他与吴大澂相识，以及得见吴所藏古物，当在其任公使期间。吴发出上述电报十天后，见张之洞仍无回音，便再次致电张曰：“前电及函，想均鉴及。如合肥不愿议减，或倭使不肯婉商，可否乞公代电总署。托俄公使电告俄王，玉成其事。令倭减去二十分之一。如有成议，澂当另备古物百种，由总署转送俄王。与其竭我脂膏，不如略减赔款，所以请公代奏者，澂本部民报效之款，应由原籍地方官上闻，惟公知其心迹，无他耳。”吴在这里还替张出主意，如李鸿章“不愿议减”，或者日本人“不肯婉商”，那就请俄王出面“玉成其事”。吴愿以一己所爱的毕生珍藏，换取日本政府对清政府抵款的殷殷之心于此可见。除发出两电外，吴还致函张，表露自己“纾君父之急”的真诚心迹。这次张之洞终于回信道：“毁家纾难，深佩忠悃。惟以古器文玩抵兵费，事太奇创，倭奴好兵好利，岂好古哉？”张更指出吴此举之谬：你的珍藏固然精美丰富，但“估值不能过十万金，今乃欲抵赔款二十分之一，是作价一千万两矣，亦似可怪。此事恐徒为世人所讥，倭人所笑”。最后张劝吴，“窃谓公此时不可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张的言外之意为：你吴大澂的珍藏纵然丰富精美，但是填得了“倭人”得陇望蜀的欲壑吗？再说眼下毕竟是中日两国间的政治交涉，你拿私人珍藏掺入其中，能不“为世人所讥，倭人所笑”吗？因张拒不代奏，吴终日郁闷纠结。及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公然挑起胶州湾事件，列强纷起效尤，吴大澂再次致函张之洞，要出送珍藏与敌，既为国分忧，也为自己的铸错担责。张当即回函道，吴此举“断乎不可，于时局毫无所益，徒招众人哗怪訾议……”。

姑且不论张之洞所论是非曲直，就吴大澂而言，其举固可议，其心则可鉴——毕竟他知道，一个有着一官半职之人一旦铸错就要担责；铸大错更要担大责，而且这担责一定要“伤筋动骨”！因为惟有“伤筋动骨”，才会让当事人刻骨铭记，终身难忘！

我恍然明白，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这种种担责，总让人觉得缺了什么”的困惑，原来就是吴大澂身上关于担责的自省意识！吴的意在“伤筋动骨”的担责之心，分明折射出他潜意识中的家国情怀。这就令我想到，一个铸错而不懂得担责的人，决不是堂堂正正的人；一个铸错而不懂得担责的官员，更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只是我不知道，这一晚清版的铸错与担责的故事，是不是会让今天的我们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富人的体面与穷人的肌肤

现如今大凡有着暴发户心态的富人（包括其子女），多是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自我陶醉，觉得自己拥有着体面；而这样的体面恰是穷人所缺失的。在这些富人眼里，他们所谓的体面，其实无非就是住豪宅、开豪车、穿品牌，至多再加上出手阔绰，一掷千金……如此而已。在他们看来，似乎生活中有了这些东西武装，就身价陡增，就有了做人的体面。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心态和思维定势，所以从古至今，不乏有与其心迹相类似的各式各样的富人（同样包括其子女），因此演绎出种种只要自己体面，哪顾穷人感觉的强取豪夺、骇人听闻的事来。如清康熙十四年（1675），时在上海嘉定任知县的陆陇其，就曾经与这样的富人打过交道。

陆陇其是浙江平湖人，衔命后，他人尚未到任，就有嘉定富商汪某以千金相赠，实际上就是向他行贿。陆陇其对此的第一反应是“骇却之”——吓得连忙拒绝！及至陆甫一莅任，便遇到一个以卖柴谋生的穷人前来县衙告状，说是有人强抢他的妻子不还！陆很快了解到，那个强抢卖柴人妻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曾试图以千金向他这个县官行贿的富商汪某的仆人。仆人当然不是富人，但只因仗着自己是汪富商的仆人，且受汪富商宠幸，这个仆人就敢胡作非为，强抢卖柴人的妻子。卖柴人此前曾经几度向当地官府控告，但官府显然收过汪富商好处，所以不仅没有为卖柴人做主，还毫无人性地驱赶他。卖柴人这次是在得知新县官上任后，抱着一丝希望，再次前来告状的。陆陇其接状后，即派差役去汪府抓强抢民妻的汪仆。差役在那里先见到了汪富商，也许汪富商觉得他的仆人被抓，会有失他的“体面”，所以他要保仆人。于是便施展他惯用的伎俩，先向差役行贿，然后让他们转告陆陇其，只要陆不找他麻烦，陆要多少钱，尽管开口。不料陆陇其听到这话后勃然大怒，下令一定要将汪仆抓捕到案。汪仆到案后，陆经审实，当即责令其将卖柴人妻子送还人家。

见陆陇其果然不同于几位前任，自知为富不仁的汪富商终于害怕了。就在他担心陆不会就此放过他时，他接到了陆的警告：你平日里的所作所为我已都了如指掌，如有再犯，我决不轻饶。但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今天就看你汪富商是否有心向善！陆陇其以自己的方式教训汪富商：你和你的仆人再怎么想维护“体面”，你汪富商再怎么有钱，卖柴人的妻子毕竟是卖柴人的妻子，岂能由人强抢！陆此言一出，“汪感惧，卒为善士”。汪富商看来是善根未泯，此后果然弃恶从善。这似乎也算得上是陆陇其施“仁政”的结果。

察诸陆陇其为官行政，信奉的正是以教化处事，而不主张以重典重刑课人。他“教化”汪富商及其仆人即是典型的例子。《陆陇其年谱》记载，陆断案时“蔼然仁人君子之用心”，故涉讼双方最后尽管都分出输家赢家，但彼此对案件审理结果都表示心悦诚服。“先生（陆陇其）折狱，不尽拘于（刑）律。听断时，孝悌忠信之言，不绝于口。和平恻怛，以至情相感动”。遇上有理却不讲情的富人，陆也是坚持以教化之心秉“情”执法处理。如当时嘉定有一户贫民不知为了什么事与某富人发生矛盾，而且是贫民不占理。富人因此将这个贫民告到县衙。陆陇其接案后，通过调查，实事求是地作出了有利于富人的判决。哪知这个富人偏偏得理不让人，一定要陆按重典狠狠“处治”这户贫民，最好让其在肉体上受到重创或干脆消灭，在这个富人看来，觉得不如此，则不足以维护自己作为富人的所谓体面。结果当然遭到陆断然拒绝。陆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富人之体面固（然是）体面，贫人之肌肤亦（是）肌肤也”。

富人仗着有钱，便以为自己的所谓体面比穷人的身体（肌肤）甚至生命还金贵，还重要，于是说话可以趾高气扬，行事可以颐指气使。而考量一下这些人的种种作派，追溯起来，其所不为人齿者，大多均由这样的恶念所衍生。过去时已如上述，当下时同样如此。为什么如今不乏有所谓富人伤害他人身体或生命后，动辄狂妄叫嚣：老子有的是钱，赔一条命不就是几十万吗！这种以富相炫、以富自诩，漠视他人生命的人，自以为如此作派是在维护一己体面，殊不知其实彰显的恰是其无耻的嘴脸及人性的堕落和泯灭！

当然，有着如此无耻嘴脸和人性堕落泯灭的人，也许并不都是好以富相炫，好以富自诩者，这其中也不乏一些为了自己的所谓体面，同样漠视他人“肌肤”的官员（包括他们的子女）。复杂的是，与富人的体面不同，官员的所谓体面往往还和个人的所谓“政绩”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一旦当有官员觉得个人“政绩”因受贫人影响而无法凸显时，那么这个“贫人之肌肤”就注定要倒八辈子大霉了。举凡有些地方官员利用公权力抓错人、判错人便是例子，因强拆迁而草菅人命也不乏其例。同样是为官，我们难免就会想到曾经在嘉定县衙出现过的陆陇其。作为一名清朝康熙年代的地方官陆陇其，尚且明白“富人的体面”绝无资格因此可以蔑视“贫人之肌肤”，何以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犹有那么一些为官者，会缺失陆陇其身上那种“蔼然仁人君子之用心”。敲着电脑键盘“写”到这里，“呼唤”陆陇其几个字，就下意识地涌到了我的指端——十指连心，我心在痛。

臧否“那桐现象”

先得说明，“那桐现象”是我杜撰的名词。要了解何为“那桐现象”，得先从那桐这个人说起。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生于1856年，系晚清政坛重臣。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死后，袁世凯于1908年被清廷罢黜回老家，继任袁身后留下的原军机处位置的，就是以东阁大学士身份入值的那桐。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西逃，留京充任办事大臣议和的除了奕劻、李鸿章，那桐也在其中。晚清十多年间，那桐先后担任过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内阁协理大臣等，是清廷重要决策者之一。本文所说“那桐现象”，即指发生在那桐当政期间的一些重要行事。在那桐的官宦生涯中，最让人称道，也是他本人引以为豪的，当数他亲手处理的两起涉及民生的事。

第一件事是判决王维勤案。王维勤，乙酉科举人，犯案时任河北永平府抚宁县大挑知县。史料记载，王知县“横（行）于乡”，因与一个姓李的亲戚有过节，趁庚子年义和团起事，社会失序，局势混乱之际，“王（维勤）率其二子及所带拳团歼李家十余口并有其资产”。因见李的两个媳妇“明慧有姿首（色），王（维勤）欲留以为媳，（命）仅得免，乘隙逃入京”。那桐时任外务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司职工巡局事务，类似现公安部门的职能。两个可怜的女人失魂落魄逃入京城后，当即向京都察院衙门报案告状，恳求官府替她们申冤昭雪。那桐得报后，迅速出手，逮捕了王知县及其二子，刑部也马上进入司法程序，多方调查，查明案情；随后按律定拟，予以判决：王维勤凌迟处死（即千刀万剐）；为父作伥的二子斩首（事见夏仁虎《旧京琐记》、《清史稿》那桐本传）。据说行刑那天，北京菜市口刑场人头攒动，一些驻京外国使官也赶来看热闹。因场面太过残酷血腥，此刑法遭人诟病，所以王知县后，凌迟案在中国开始被叫停。但不管怎么样，滥用职权、鱼肉乡里、抢夺民妇、强买房产、作恶多端的王知县父子被处死，对河北百姓来说，毕竟是大快人心的事。此事也为那桐在民间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那桐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记载：“今日永平府五县共千余村公送万民伞一柄、旗两面、匾额三面、万民衣一件、铜镜水盘各一件，额曰：除暴安良、电析沉冤、群黎感德；伞为：万民感德；旗为：公正廉明、恩感东乡”。只为那桐处理“王维勤一案感人深也”。这伞这旗这衣这匾额这铜镜水盘，分明是对一个廉洁奉公的官员的形象写照。

第二件事是宣统元年（1909），那桐在署理直隶总督时，组织人力兴修杨村及北运河一带水利工程，此举既疏解了水患，又益于水利灌溉。其间他还上奏筹款，并捐款为凤河修建了一座桥梁，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百姓的出行。为此，当地百姓特地派代表赴京向那桐致谢。《那桐日记》（宣统二年十一月五日）记载：“今日通州、武清两邑绅民，因余上年署直督修理杨村及北运河一带工程，沿河二百余村同登衽席，且今岁丰收，乐利甚溥，遣代表绅商十人赍送匾额一方，文曰：俯事修和；牌四扇，文曰：功成救拯；德庆安润；明德远矣；疏防塞兮。鼓乐前导。又有万民伞一对，上列村名，款曰：宫保中堂大公祖德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绅民恭献。”就这两件事，那桐执政为民、为官清廉的形象，可谓跃然纸上，凸显得淋漓尽致。

不过且慢。以上只是那桐为官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面。那分明就是一个贪赃枉法、侵吞财富的不义之徒。最能彰显那桐这方面“业绩”的，莫过于其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晋升为户部银库郎中时的所作所为。那是一个掌管国库的美差，正是在这个要职上，那桐的财富开始迅速膨胀。那桐不傻，此中细节他当然不会写进日记。但考察他数年间出现的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很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而给了他这种机会的，正是国库管理的混乱和漏洞。据《清宫遗闻》记载，银库郎中“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至廉者亦能余十万。其下司库书役人等，无不肥美”，“其中尤以库兵一项为诸役冠，亦三年更替”，“役满，人可余三四万金不等，每届点派时，行贿于满（人）尚书及尚书左右，一兵须费六七千金”。在此任职的，哪怕是看守国库的库兵，也都是满人。任职者须行贿，行贿需要银子。这不难，先垫付就是，进入国库后再使劲捞。只要能到国库工作，捞银就会人人有份。到国库搬运银子“计月总有十四五次，或收或放，出入累千万，每一兵……每期出入库内外者，多则七八次，少亦三四次。每次夹带即以五十两计，若四次亦二百矣，月轮三期，亦六百矣，而况决不止此也”。看这些频繁出入银库的人，哪像国库工作人员，分明是一群贪得无厌的硕鼠，而硕鼠头目便是那桐。读《那桐日记》，可知他除了担任银库郎中外，还不时参与修建工程估价、监督工程质量，以及开设银元局等工作，他当然不会把自己在此期间受贿纳贿情况写进日记，但却记载了在京城购置当铺的内容，如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仅隔一年，《那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记载：“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铺为己产……”清代官员有钱即购当铺，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除此之外，那桐还购置了金鱼胡同一处豪宅，即“那家花园”。后来又在天津德国租界买了豪宅。这还不计算那桐向荣禄、奕劻等清廷大员的大量行贿。户部银库郎中年俸约六七千两白银，除去大家庭的日常支出，所余极有限，而那桐购置两座当铺就得花十二万五千两，加上“那家花园”等，他的巨额资产来源不明是明摆着的事实。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也说“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只认得钱”。所以投其所好，那年那桐在自家的“那家花园”为其母搞生日庆典，前往送礼者竟有上千人，且个个出手阔绰。这其中有多少银子是干净的呢？晚清大员要员如此贪婪竞奢，加上行贿索贿成风、其政权焉能不被蛀蚀。

讲述上面这些内容，意在揭橥那桐身上的反面品行。同一个人会有全然相悖的作派，这就是本文称之的“那桐现象”。它使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固然在其任内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暂且不论出于什么动机），但决不能因此掩饰甚至遮盖其曾有的罪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固然有失公允；但若文过饰非，以功盖过，也决非知人论世之道。而对当事官员来说，即使有心救赎自己，毕竟一俊遮不了百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