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排的演进

摘要 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制度经历萌芽期、“审定制”“部编制”三个阶段，中学国文教科书也随之经历了探索、繁荣、沉寂的演变历程。不同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内容、编排体系等特征，也折射出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

关键词 清末民国 中学国文 教科书

作者信息 赵新华，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贺朝霞，新疆社科联《新疆社科论坛》编辑部编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意义研究”（11AZD067）阶段性成果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基金青年项目：清末民国新疆教育文献整理与研究（13CJYX097）。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颁布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奏拟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法令的形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规定：“设普通中学堂，令高等小学毕业者入焉，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以实业日多，国力增长，即不习专门者亦不至暗陋偏谬为成效。”[1]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的先河。虽然中国古代也有“小学”“大学”的名称，但和现代意义上的小学、大学是不同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校实行分科教学，而教科书是课程实施的蓝本，是教学内容的物质承担者，随着各学科的独立，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也登上了历史舞台。笔者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新中国成立前教科书资源，对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排特点进行分析，探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发展演变的历程。

一、探索期（1908—1919）：文言一统

1. 教科书编写的政策规定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成立学部，对国文教科书的选文标准作出了规定：“宗旨必须纯正，事理亦期通达，要在简而不陋，质而不俚，始为合用……凡群经大义切于修身之要者，前史名论益于涉世应事之宜者，以及诸子文集外国新书于今日国家法政、世界大局有相关合者，皆为今日应用之知识，均可择要采取，推阐发挥以瀹其智虑，拓其心胸。”[2]学部规定包含两点重要信息：其一，政府没有垄断国文教科书的编制，是允许民间机构介入的；其二，政府有权对一般书局出版的各种教科书进行干涉，如果不符合要求则下令查禁。

2. 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概况。

清末，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和出版要比小学晚些，光绪三十四年（1908），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和吴增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这两套课本是清末最具影响力的中学语文教科书。[3]两部教科书中，不要说现代白话文，连古代诗歌都没有被选入，全部是古代散文。这是因为当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课程体系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课程，此时的国文课程承载了特定的社会功能，学生熟读国文，则能不失爱国爱类之心，国家富强指日可待。[4]

1912年，推翻帝制，成立民国，按理说应编撰具有新鲜内容的教科书。但在辛亥革命后的7年中，共发生了三次复古运动，民初所编的教科书大多承袭旧版，缺乏生机。此时的亮点是1912年，陆费逵、沈知方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并出版发行了一套《新中华教科书》。从此，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就成了我国长期以来编印各科教科书的重要阵地。[5]

3. 教科书助读系统及练习编排情况

国文教科书是“文选”类的编排体系，书中除正式选文（范文）外，往往还有题解、学习提示、注释等助读系统及思考练习等。教科书不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等共同作用的结果。[6]当一篇文学作品被选入教科书，它往往被赋予一定的教育功能，从而具有特殊的教育价值。通过每篇选文的助读系统及练习题的设计，往往可以发现教材编写者隐蕴于该文的特殊意义。

1908年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每篇选文都有题解，“题下略述评语，概言其命意所在，旨在启发学生实际有所受益”，如教科书中有《记新疆边防》一文，题目下面写道：“地形兵势，语语洞中窾要，而皆出于微末之兵弁，统兵大将愧之多矣。”这是要中学生读者重点学习文中伊犁佐领、乌鲁木齐守备刘德的智慧，尽管这些将领的官职虽不高。1913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也把《记新疆边防》收入其中，该教科书没有题解，但与之配套使用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评注》则把文中的伊犁、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河、洪山口等新疆的地理风貌在“注释”中作了详细说明。语文教材被誉为“生活的教科书”。其远远超越了学生直接经验的生活，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从中可鸟瞰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活动的各种人文景观。[7]内地师生通过学习《记新疆边防》，阅读注释，便能够增加对新疆的了解，从而缩短了和遥远边疆的心理距离。

二、繁荣期（1920—1936）：百花齐放

1. 教科书编写的政策规定

从五四运动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这段时间，由于军阀割据、政局动荡，政府没有可能组织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从事教科书的编纂工作，所以本时期的教科书编制主要实行审定制，“各学科教授的内容，由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制订教授要旨及学程标准，任各校教师按照标准选择教材。至于私人遵照政府所定标准而编纂的教科书，都须呈教育部审查，审定以后，许各校自由采用。凡经审定的教科书，遇有事实变更，内容不适宜时，教育部得下令修改。审查的有效期限普通为六年”。[8]这种制度使民间自编教材更为便利，许多出版商又以出版教科书为牟利的重要手段，教科书市场非常活跃。尤其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实行，更是促进了中学国文教科书出版的繁荣景象。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新中国成立前中小学教科书资源库的统计，在1920-1936年间，仅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四地就有24家出版单位发行了69类中学国文教科书。教科书出版者既有官办出版社（如正中书局），也有民间出版机构（如北新书局），还有有实力的学校（如北平师大附中、南开中学）。

2. 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概况

本时期，现代白话选文开始进入教科书中，打破了文言文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垄断地位。此时的教科书选文既有完全是白话文（如《国语文读本》，上海民智书局，1922年），也有完全的文言文（如《初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1923年），还有文白混合者（如《言文对照国文读本》，世界书局，1923年）。1923年颁布的《国文课程纲要》，把小说、戏剧及外国作品的译文也列为学习内容，小说、戏剧这种“不入流”作品开始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教科书，同时，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现也进一步促进了教科书选文的多元化。（见表1）。

3. 教科书助读系统及练习编排情况

一些有志于为教育事业作贡献的教育家、出版家，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探索后，对教科书的编排越来越科学，体系呈现多元化，并顺应思想文化发展的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方便对比，还是通过选入《记新疆边防》的教科书中对助读系统、练习的设计为例，来了解一下本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排情况。

《言文对照国文读本》（世界书局，1923年）。题目下阐述了新疆边防的意义及作者纪昀的基本情况；文中有文字对全文逐层进行概述，类似于今天的段落大意；文后有要旨、评论、注释；最后是译俗，即全文的白话文译文。显然，这是在白话文教学取得合法地位后，迎合当时的“言文一致”思想，方便学生学习文言文进行的设计。

《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北新书局，1931年）。通过《记新疆边防》，进行作文训练，“叙事文的观察点。本文写的是官民之争，我们撇开纪昀的思想和偏袒不谈……试不要站在‘官’的观察点改写文章”。该教科书着力让学生明白，转换观察点（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会有所不同的，即“横看成岭侧成峰”。这种编排设计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训练非常有利。该教科书的出版者北新书局，作为民间出版机构，在教科书中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兴趣不大，更为重视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从而为学生未来走上社会打下有益的基础。

《高级中学国文》（正中书局，1935年）。《记新疆边防》的课后习题为：“习作： 试做下列二题：甲、义勇军抗日琐闻；乙、记西藏奇异风俗。”这个练习的设计表明，教科书编者希望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让学生关注社会现实——抗日，关注祖国边疆——西藏题材（不是其他地方），激起民族忧患意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正中书局作为政府出版社机构，有责任通过中学国文教科书“振起民族精神，琢磨人伦道德”。“故所采各文，非仅备体，大都切合时性”。

三、沉寂期：国定部编（1937—1949）

1. 教科书编写的政策规定

抗战时期，对于教科书的编制工作，国民政府趁机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1940年公布了《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选择教材的重要原则为“合于三民主义及国家体制及政策者”，“选文材料中，应注意加入各项党义文选”，文选包括“总裁言论、中国国民党史略及历次重要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史实、党国先进言论”等等。[9]

1943年4月19日，“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成立，统筹印销国定本教科书，其分配比率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各占23%，世界书局12%，大东书局8%，开明书店7%，文通书局4%。[10]国定中小学教科书7家联合供应处发行的《国文》，在封面上印有“教育部审定”字样，又称“国定本”《国文》。这样，教科书“审定制”变成了“部编制”，“自由编制”被“统一编制”取代。

2. 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概况

以国定中小学教科书7家联合供应处发行的《初级中学国文甲编本》（共六册）为例，教科书的选文呈现两个鲜明的特点：

（1）适应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需要。在六册书中，基本上都有蒋介石作品：第一册（2课），《家训》《慈庵记》；第三册（2课）：《告全国青年书》（上、下）；第四册（1课）：《新生活运动的目的》；第五册（3课），《告全国国民书》《平等互惠新约与抗战建国》《祭总理文》；第六册（3课），《康济录序》《争取国家的自由平等》《论社会风气之改造（节选）》。教科书中还选入了宋美龄、陈立夫、戴季陶等人的作品，虽多为讲话稿，但都作为正式的一课被编入了教科书中。

（2）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许多选文的主题都和当时的抗战形势有关，如第四册选了岳飞5篇作品（《送张紫严先生北伐》《五岳祠盟记》《论恢复疏》《满江红二首》）；全套书仅有2篇外国作品，一篇是描写法国民众宁死不屈服普鲁士侵略者的莫泊桑的《二渔夫》（今译《两个朋友》），一篇是美国励志作家马尔腾的《说话的训练》。

3. 教科书助读系统及练习编排情况

《初级中学国文甲编本》选文后专门设有“附录”，包括题解、作者、注释三个部分。如《告全国青年书》题解“提示青年当年应付之任务及应有之精神”，实际上是在宣扬蒋介石的国家领袖地位；岳飞《五岳祠盟记》题解“诗文慷慨悲壮之词，忠烈报国之情，溢乎言外，诚千古之民族，雄也”；《论恢复疏》：“此疏虽简短，然忠君爱国之情洋溢于辞里”，这是在树立岳飞的榜样地位，在外敌入侵时树立忠烈报国之志。

对于作者的介绍，简洁明了，并前后照应。如果同一作者再次出现，就标明“见册课”字样，不再重复叙述。值得一提的是，对介绍作者的语言非常客观，没有“著名的”“伟大的”之类的评价性语言。

结 语

纵观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演进过程，不难发现，国家政策对教科书的编排起着决定性作用：清末，是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萌芽期，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出版家进行了早期的探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实行“审定制”，教科书编排异常活跃，众多学者和出版家都参与了教科书的编排、出版；抗战时期，国家编制发行国定本教科书，昔日繁荣的教科书市场渐渐冷落。

同时，通过某个特定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排制度及选文内容，也能管窥到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概貌：清末国文教科书选文全部是古代散文，可知那是一个封建文化教育制度的残余期，只有古文才能和读书人的形象匹配，不容俗言俗语登上“大雅之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学教科书选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表明那不仅仅是一个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时代，也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术繁荣期，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抗战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大量的领袖发言稿是那个专制时期的缩影。

参考文献：

[1]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506.

[2] 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34-335.

[3] 郑国民. 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8，121.

[4] 吴康宁. 课程社会学研究[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69.

[5] 李杏保，顾黄初.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39-41.

[6] [美] 迈克尔·W·阿普尔. 教科书政治学[M]. 侯定凯，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7] 钱威，徐越化. 中学语文教学法（修订版）[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0：290.

[8] 周予同. 中国现代教育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16.

[9] 课程教材研究所.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05-310.

[10]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