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趋势分析

[摘要]从目前来看，APEC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发展缓慢。通过亚太地区与欧盟一体化成功因素的对比，文章认为东亚地区有首先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诸多有利条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东亚联合亚太区域内其它次区域政府合作，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的APEC机制逐步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文章还分析了美、俄、日、中四个亚太地区大国在实现东亚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APEC；东亚共同体；大国因素；经济合作；趋势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1)09-0107-03

亚太地区即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简称，其地域范围按照现有观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亚太地区，是指太平洋东西两岸的国家和地区，即包括南北美洲、大洋洲、东亚、东南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内的同家和地区；而狭义的亚太地区仅指太平洋两岸的东北亚各国(地区)、东南亚各国和大洋洲各国。亚太地区已成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区，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以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为载体。APEC成员同处于广义的亚太地区范围内，因此，本文所界定的是广义的亚太地区。APEC是亚太地区迄今唯一的全区域合作组织，它未来的发展对这一地区影响深远。从法律角度讲。APEC没有在法律上最终定位，对于其未来发展仍存在不同的可能性。根据部分专家学者观点，认为APEC未来发展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继续保持目前开放性、灵活性的姿态，在维持其基本结构和职能不变的前提下，继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合作，在法律属性及运作方式上仍保持适度弹性，为今后发展预留相当空间；重视APEC的改革，如组织机构和执行机制上正式化、规范化。

二是加快APEC机制化，成员经过讨价还价，订立多边协定性质的法律文件，明确APEC的法律地位。合作议题由经济领域向政治、安全领域迅速渗透，最终形成综合性的区域性组织。

三是由于发达成员不满APEC的协商一致和自主自愿的机制，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无限扩张，导致APEC在贸易投资领域权威尽失；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一事无成；实质内容的空洞化，成员纷纷弃之而去，APEC最终消失。

以上三种预测分析各有不同的可能性。第三种前景可能性最小，第一种前景和第二种前景都有可能，第二种前景可能性又小于第一种。

一、经济一体化的一般进程

两方发达工业国家所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产怕和生产要素可以无阻碍地流动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体化程度的高低是以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差别或范围大小来衡量的。所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有不同的形式。经济一体化第一步是建立以产品自由流动为特征的自由贸易区域或优惠贸易安排；然后要求建立共同的对外关税壁垒，进而形成关税同盟；在完成这两步之后，才可能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共同市场；最终是协调政策，建立经济同盟，即打破原有国家界线，创建一个范围更广的经济区域，在其内部实行以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为基础的新的分工。

如同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也处在发展当中。研究表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知识扩散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知识扩散达不到一定程度，自由贸易会伤害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一体化不是福音(王铮等，2002)。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各成员体虽然制定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但发达国家真正关心的是贸易自由化，力图尽快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对其投资和技术转让却很少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建议，更少采取什么有意义的实际行动(何云魁、于志达，2005)。亚太经合会成员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削减关税问题上内部矛盾越来越明显。对于削减关税与否，削减多少经常意见不一。由于APEC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国的关注点并不一致，一体化的进程“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亚太地区与欧盟的对比

欧盟所处的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贸易中心，亚太地区经贸活动日益活跃，是正在兴起的世界贸易中心区。从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中，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亚太地区与其相似之处(有利因素)以及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缓慢的一些原因。

(一)欧盟一体化的成功因素。

1、法德核心。法德两国边境地区资源的互补性，成为两国百年恩仇的根源。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正式签订《煤钢联营集团条约》，这一条约是“舒曼计划”的具体实施。条约规定：建立六国煤钢共同市场，取消内部关税、商品数量限制和其他歧视性措施，调整价格，对煤钢生产进行有限制的干预。煤钢联营有利于法德化解宿仇。进入21世纪后，法国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已不同于当年。法德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有目共睹，法德核心建立后推动作用将会更大。

2、欧盟努力开拓市场，发展贸易。欧盟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欧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区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地区，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普惠制(从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制成品和半成品普遍给予优惠关税待遇)，这些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虽然有些政策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断争取才得到的，但客观上对双方都有利。

3、力排美国影响。二战后，美国为了控制和操縱西欧，在欧洲大力推行“金元外交”。这虽然在客观上帮助欧洲走出了困境，实现了欧洲经济的复兴，但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明显带有政治意图。怎样才能反对美国的控制?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以一定的形式联合起来，发展壮大经济实力。面对军事大国的威胁以及将西欧纳入美苏对抗轨道的复杂局面，联合的欧洲比各自为政的欧洲对发展经济更具重要意义。

4、文化、宗教等一脉相承。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1971)。“在欧洲文明的共同背景下，欧洲确实存在着统一的根本因素。这种因素有着共同的、根深蒂固的古代文化和犹太基督教的背景。他们在同异族文化接触后，既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又表现出了欧洲文明的普遍性和统一性”(玛·格·梅吉奥妮，2004)。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

景，促成了当今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向更紧密的政治一体化的迈进。

(二)亚太地区与欧盟的比较。

1、中国与日本合作，推进亚洲“法德和解”。中国和日本是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东亚甚至亚洲合作关键是中日合作。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中、日实现亚洲的“法德和解”，是东亚和亚洲合作的最大、最根本的动力。在当今区域经济合作盛行时期，日本经济的发展对亚洲各国是好事，中国可以从贸易、科技等方面与日本合作，带动亚洲整个区域的发展。

2、亚太地区经济差距大，而东亚地区经济差距通过合作正逐步缩小。以美国和菲律宾为例，美国2007年的GDP总量13.98万亿美元是菲律宾1260亿美元的100多倍。经济规模相差如此悬殊，要制定统一的合作政策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的东亚地域，无论在地缘政治学上，还是在经济地理区域划分上，它都无可争议地包括了东盟诸国。而且正是东盟构成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先行者和有力推动者(陈多友，2006)。从经济上看，东亚地区已形成以东盟为核心的“10+3”共同推进东亚合作的态势。可以说，东盟一体化为东亚一体化做出了良好的示范，随着中日韩与东盟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推进，区域内贸易、投资会不断加强，有利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3、客观上美国影响有所减小。东盟各国一方面欲借助美、日制衡中国，同中国竞争；另一方面，一些东盟国家也主张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利用中国制约美国或日本。长期以来，美国在东亚有重要的利益和影响，由于本地区一体化组织就是由本地区国家构成的统一体，因此，美国不能作为核心成员参加东亚地区的一体化组织。虽然美国在东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存在不是想排除就能排除掉的，但以上因素明显削弱了美国的影响。

4、APEC成员之间在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不仅会使各成员对“亚太大家庭”的认同不易建立，甚至还将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冲突的加剧，冲击亚太经济合作的共同基础。而就东亚地区而言，“东亚文化圈”孕育于公元4、5世纪，形成于8世纪。历史上东亚文化圈内各国以汉字为通用文字，佛教为固定宗教，儒学为共同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上高度中央集权。因此，东亚文化圈也称“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由于地理上和人种上的接近以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以前，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的各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存在诸多相似或相同的方面。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文化圈”(李文，2004)。中国利用自己与东盟各国间的文化传承关系和传统友谊与后者进行多方位的磋商与对话，建立起互信机制，为东亚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亚太地区与欧盟区有着诸多不同，而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业和东南亚)的发展则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与欧盟区相似的有利因素。中日加强合作是亚太区与东亚区共同的有利因素；以上第2、第4两点则是对东亚有利，对整个亚太区不利；美国的影响在亚太区不可避免，在东亚区则有所减弱。对比的结果，我们看到了亚太地区中次区域合作首先成功的可能性。

三、中国等大国在亚太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一个地区经济贸易发展的强势可显示出地区中经济大国的拉动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在此地区的经济贸易增长贡献中占有较大份额。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有美、中、俄、日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形成了六对双边关系和四组三角关系。每一对双边关系或是三角关系与其它关系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关系。

日本多年来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然而在对日贸易中美国长期有巨额逆差。冷战结束后，经济利益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此时，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地区)的经贸联系有了较快发展。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亚洲内部(如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贸易往来与日俱增，使得亚洲各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降低，相反，美国开始依赖亚洲国家的进口，亚洲市场对美国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扭转对日贸易逆差并非易事的情况下，美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希望通过APEC这一对话平台实现其对亚贸易重心由日本向亚洲其它国家的转移。APEC是一个松散的、论坛式的组织，为了实现美国打开亚洲市场的目的，美国主张APEC向机构化和有约束力的方向发展。APEC大阪会议前夕，美国的原则倾向于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在亚太地区美国正在利用APEC大力推进其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战略(赵小姝，2005)。可见，美国是在实现其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客观上推进了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俄罗斯与东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东亚区小范围经济一体化有赖于俄罗斯的支持，这更多地表现在经济的互补性和地缘关系上。俄罗斯是苏联的主体继承者，而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俄罗斯最根本的利益是重新确立自己在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与利益，争取一个有利的环境，完成政治与经济的转轨(张蕴岭，2003)。俄罗斯在靠近欧美以拓展自己空间与利益的同时，为了实现普京时代发展俄罗斯经济的重要任务，俄方也积极促成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尤其与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在能源领域，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石油，中、日、韩三国，特别是日本对能源的需求量非常大，三国都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石油。日本生产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俄罗斯经济的腾飞也急需日本这样的资金技术注入者，双方的互动不仅是双赢，对亚太地区呈现稳定、繁荣的局面来说是一种共赢。

日本是最早提出建立亚太经合组织的国家，且长期将APEC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早在1964年，日本学者小岛清便提出了以贸易导向性直接投资为中心的“雁行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主张把国际竞争力衰退的产业转移到相对技术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其低廉的劳动力，降低产品的劳动成本，然后再向第三国出口。这种转移主要是而向其它亞洲国家，加深了这一地区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这种雁行模式具体讲就是：日本排头，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紧随其后，东盟国家为第三序列大发展梯次。日本推动APEC进程有利于维持这种依存关系(赵小妹，2005)。

在东亚方面，2004年11月，第8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各国领导人终于一致同意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乔林生，2006)。日本曾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澳、新在内的扩大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可见日本是建立该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之一。

中国参加APEC经济合作，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缓解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恐惧，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既发展了自身经济，又通过对话沟通缓和了与地区其它

国家的关系，有利于地区的稳定。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是选择向亚太国家投资和提供技术，因为经济的相互依存能创造共同利益。随着经济合作的進一步加深，“中国威胁论”将不攻自破。

中国始终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和主要推动者。在“10+3”框架之下，中同为东亚经济合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承担了许多重要义务。在“10+1”框架之下，中国率先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建设协议，为日本与东盟、韩国与东盟随后签署该协议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在中日韩框架之下，中国积极推动三方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经济合作，对扭转东亚经济合作“南热北冷”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中韩等双边框架下，中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中方积极倡导中日在自贸区方面加强合作，将为统一的东亚自贸区建设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东亚经济合作从最初的“6”到目前的“16”，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本身就说明了东亚经济合作的吸引力在不断加大，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力争加入到东亚经济合作的范围中来(江瑞平，2006)。

四、结语

2009年11月3日，欧盟全体成员国签约批准的《里斯本条约》是《欧盟宪法条约》的简化版，条约将对欧盟机构进行改革，并通过改革表决机制提高决策效率。根据新条约，欧盟的决策方式和机构设置都将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旨在让扩大后的欧盟更好地运转。机构的精简是《里斯本条约》得以通过的原凶之一。借鉴这一做法，APEC在组织结构方面，应加强秘书处，使它成为高官会的常设工作机构，参与协议实施的监督并管理，更好的发挥各委员会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加强APEC协商和决策机制，防止出现未经充分协商，领导人就仓促决策的情况，从而在机构和决策机制上促进APEC的发展。

在当今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已经不太可能脱离一个区域共同体而封闭发展。相反，只有加强区域内政府间合作，才能逐步消减行政区域之间的市场壁垒，实现经济利益上的互惠共荣，从而通过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来参与全球的经济竞争(杨爱平，2007)。东亚地区在亚太区有着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良好条件，只要东北亚国家能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减少美国因素的影响，日本与中、韩消除侵略战争问题上的隔阂与阴影，这一地区有望突破亚太地区目前经济合作中的“瓶颈”。

在次区域合作中，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探索，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组织运作机制，开创了次区域政府合作的新模式(杨爱平，2007)。如它实行的是项目开发为主导的务实合作机制，值得东亚地区借鉴。在此基础之上，东亚共同体可联合亚太区域内其它的次区域政府合作，通过APEC的合作机制努力缩小APEC成员经济差距，为真正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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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文，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4]江瑞平，论中国经济增长与东亚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J]，外交评论，2006，(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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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乔林生“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的作用[J]，外交评论，2006，(6):30-35

[7]王铮等理论经济地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8]杨爱平，论区域一体化下的区域间政府合作——动因、模式及展望[J]，政治学研究，2007，(3):77-86

[9]赵小妹，试论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中的经济因素[J]，大连大学学报，2005，(5):69-73

[10]张蕴岭，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J]，当代亚太，2003，(6):3-14

[11](意)玛·格·梅吉奥妮，欧洲统一贤哲之梦——欧洲统一思想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汤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