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弦歌（下）

李方桂

李方桂山西昔阳县人，1902年出生于广州，1987年8月病逝。先生中学入的是北京师大附中，1921年就读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4年以优异成绩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由于在该校医预科也读拉丁文、德文，引发他对研究语言学的浓厚兴趣，遂改学语言学，取得学士学位。他随即进入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师从该校最著名的人类语言学家Edward Sapir及结构语言学派的开山大师Leonard Bloomfield，研究美洲印第安语言，后荣获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研究一年。

1929年，先生年仅二十七岁即返回祖国，被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所罗致。此后抗战期间五、六年间国难甚殷，该所即迁往四川宜宾县李庄，以后他与赵元任、李济、罗常培等学者把中国的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带上了现代人文科学之路，先生在此期间还与赵元任、罗常培共同翻译了瑞典高本汉名著《中国音韵研究》一书。

由于梅贻宝代校长的一再盛情邀请，李方桂到成都燕大执教了。他除认真教语音学外，还多次去我国西南边陲地区调查研究非汉族的语言，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1946年秋，他应哈佛大学的邀请，赴哈佛大学任教，以后又到耶鲁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授，一直到1969年退休，但普林斯顿大学、夏威夷大学还聘他为教授，故有第二次退休之说。他以后还关心新中国语言学教学事业的进展，曾偕其夫人两次回国探亲、讲学。

萧公权

先生江西泰和县人，他说话带有浓厚的四川音。据说原因是其父曾为四川崇庆州教谕，其家人多留居该地，先生六岁时即随该地老秀才罗先生读《史鉴节要》、《声律启蒙》等中国古书。

1907年，先生十一岁，再读《论语》、《孟子》、《国语》等书；十三岁时还到重庆学习英文，翌年又学日文。1915年，再到上海入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自然科学课程。该校教国文课的是名学者叶楚伧，先生遂有很厚实的国学根基。1918年，他年二十二岁时即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0年入美国密苏里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教育学和法文、德文等。1926年先生入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院，1926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政治多元论》。

1928年，先生回到祖国，在南开大学任教。三年后，又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开有《政治学概论》、《西洋政治思想》等课程。后又回清华大学政治系，讲授《当代西洋政治思想》，与钱端升、张奚若等多有学术交流。抗战爆发，先生未去在云南的西南联大而回到成都。他既执教于四川大学，也在成都光华大学任教授，并家居光华大学的教员宿舍区“六三别墅”内。先生在此时即开始撰写其力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共四大册，定稿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即被定为大学教科书。此书内容丰富翔实，且多独到之见，故深受各大学师生的欢迎。1948年国民党政府由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院士的工作，标准极为严格，当选为人文科学的院士只有四十来人。先生已是政治思想史的权威教授，自然当选为“院士”。也是在那几年，先生常在《大公报》、《观察》等报刊上写时评文章，呼吁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实行民主宪政。国民党尊重他，1944年曾礼聘钱穆、冯友兰、钱端升、陶孟和以及先生同为中央训练团高级班教师。

先生也很受到川大、成都光华大学师生的敬仰。学校有重要活动必邀请他出席，并常请他向学生作演讲。我在上光华大学附中时，眼见成都光华大学举办大学生英语讲演比赛，便请他主持评判，他评判公允，讲的一口英语很漂亮、标准、流利。

先生的内侄薛孔礼（后去解放区改名“薛辉”）是我在光华附中的同班好友。先生的子女也都在这中学上学，与我多有交往。我上该校的高中时就常去拜访先生，请他在学习上多指点我。先生关怀青年，平易近人，故我多得教益。1945年春，如前所说，我因想师从萧先生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乃报考燕大政治系，竟考取了（后转历史系）。但我是新生，必须先学基础课，还不能上先生所开的政治思想史课程，但我看到先生讲课时常座无虚席，连窗台上也坐满了听课的学生。高年级上过先生开的课程的同学的反映是：“先生学问真是博大精深，贯通中西，听他讲课受益无穷”。

抗战胜利后，公权师于1949年9月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后转为该校专任教授，为时长达十九年，讲授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1955年，他写成并出版《中国乡村》的英文论著。1960年，该书获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金”，美学术界称道这是“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差不多就在这些时日，先生开始研究康有为。1959年，先生即有关于康有为的学术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1975年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康有为变法与其大同思想研究》，共四十余万言，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了。1988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又有中文本出版。

先生在美西雅图执教，尤注意为中国育才，他培养的优秀中国学者中最著名的代表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教授，其人著作也甚多，曾为我们新《燕京学报》一再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他的协助下，萧先生晚年写的自传《问学谏往录》、《迹园诗稿》、《画梦词》在港、台出版了，这以后汪先生又拟出版《萧公权全集》。

萧先生全家去美久居后，先生的独子庆熙后成为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先生的长女婿也是有学识的教授，曾是白宫的美国总统顾问，与先生的长女庆华家居费城。先生的次女庆燕则负责管理西雅图全市的多个图书馆。

萧先生全家都很怀念祖国和大陆的亲友故旧，但先生年纪已高，难于成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出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崭新形势，先生乃命其子庆熙回京观光、探亲、访旧。庆熙兄以后曾多次来到北京。萧先生的两个女公子庆华和庆燕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回到祖国，他们参观首都的新貌，与薛孔礼兄妹和我们几个光华附中的老校友团聚，畅叙数十年的别情。

陈寅恪

现在我再细说大学者陈寅恪在成都燕大的一些情况。他是江西修水县人，1890年生。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主张变法维新的地方大吏；其父陈三立曾任吏部主事，也是维新健将、著名诗人。1902年，寅恪先生年未弱冠，即随其长兄画家陈衡恪（师曾）赴日本求学。1910年后又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留学，以后再入学美国哈佛大学，先生留学外国长达十余年之久。1925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我国规模齐全的高等学府——国立清华大学后，即设有“国学研究院”，由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对文学很有造诣的吴宓任院长，并邀请大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该院导师。吴宓曾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同过学，对陈寅恪学贯中西学识之渊博非常钦仰。他曾说过，陈寅恪是我国最有学问的学者，于是也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时为清华大学的曹校长问：陈寅恪是哪个欧美大学的博士？在场的梁启超就插话说，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国学根底本来很深厚，后来又留学欧美，上过很多国家的有名大学，就是没有想得博士学位，而想多学得外国的语言文字。因为他明白，多掌握许多种语言文字，才能掌握许多外国的学问。他懂的语言文字有十七八种，所以学问比我大。于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也聘寅恪先生为导师了。这个研究院后来出现的一个盛况，寅恪先生讲课了，有不少教师、教授也去听课，所以就被人们称寅恪先生为“教授的教授”。

抗日战争发生，北大、清华、南开都南迁到西南抗战大后方云南昆明，合并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寅恪先生亦南下执教于此。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特聘寅恪先生为教授。这是该校首次聘请中国人为专职教授。1940年，先生拟赴英履新，但因战事阻滞，只好留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后来日寇又占领了香港，1942年夏，先生即去桂林广西大学执教；1943年秋，寅恪先生应成都燕大的再三请求，携家到成都任教了。

寅恪先生是世界著名的大学者。他的学识渊博精深，研究范围异常广阔。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的研讨中都有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他研究中国中古史的著作影响更大。

1944年寅恪先生在成都燕大开了“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两门课；同年秋季又继续开了“唐史”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两门课。

寅恪先生身体瘦弱，穿的总是一件中式长衫，来上课时都是掖着一个蓝布包，里面都是讲课用的书籍。他一走进课堂就先写黑板，先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一大黑板材料，然后坐下来慢慢讲解。他讲课声音不高，还稍带长沙口音。他不像有些教师那样口若悬河，以口才取胜。我是1945年才入成都燕大，先生讲的课我没有听过，这些情况多是高年级同学告诉我的。他们说，先生讲课是以精辟深刻内容吸引着学生。他讲课必有新的内容、新的见解，而这些新见解又都是以确凿的史实和周密的考证作基础，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非常富有启发性。比如先生讲唐高祖李渊起兵时，曾向突厥称臣借兵，此事就为正史所深讳；但寅恪却能探幽发微，考证得一清二楚。还有学长说寅恪师一贯提倡研讨课题，一定要广搜史料，有详实丰富的史料才能得出很好的史识。他还强调研究讨论问题，决不能人云亦云，曲学阿世，哗众取宠；一定要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独到的新颖的创见，求得科学真理，这样才能把学术文化真正推向前进。寅恪先生在讲课中还指出，运用史料应注意扬长去短，充分发扬其优点。例如《全唐诗》，如能作系统地研究就能以诗证史，成为极好的史料。又如清人杨钟义的《雪桥诗话》，就从其诗题中也可查知若干掌故，补正史之不足。《太平广记》的体裁是小说。寅恪先生说，小说亦可参考；虽说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亦可资参证。又如敦煌石室中之俗文学材料，经文之书尾纸背所记之账目或杂记也有参考的价值。先生更很重视佛教史的研究，认为佛教对唐代的政治、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

寅恪先生对如何研究唐史还提出了基本观点：“首先应将唐史看作是与近百年史有同等的重要性。因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的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影响，故须以看待现代国际关系的观念来看唐史。其次是指时间上的观念。近百年中变迁有快速的划时代的变动，对唐代也应有此态度；从武则天掌权到唐玄宗安史之乱就是重要的变动时期。”

凡此种种讲授，都给听讲者以很大的启迪，所以来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听陈先生讲课的，不仅是成都燕大的师生，也有华西坝几所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如当时在金陵大学执教的程千帆等就是听课者。燕大的大教室容纳不了，只好改在华西坝的一个更大的教室。这时还有一段佳话在流传。许多四川老学人都知道，成都不仅是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且从汉代起，就很重视文化教育，涌现过像“文翁”、司马相如等文人，是文化之都。清末民初，为提倡文化教育，更把一些经史学家、著名的诗词作家等尊崇为“五老七贤”。哪些人被尊崇为“五老七贤”，其说不一；“七贤”是哪几人，也各有说法。但准确的是，其中有晚清举人林思进，字山腴，是著名诗人，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寅恪先生改在华西坝大教室讲课了，他也来听课。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民初很著名的诗人，实际也是当时诗坛的主持人，也是林思进的知交。山腴先生来听课了，被寅恪先生发现，连忙走下讲台，恭恭敬敬地迎接，口口声声地说：“很不敢当。”

当听众对陈先生的讲授正听得入迷时，祸患又向先生袭来。寅恪先生因为读书非常用功，体质本来很弱，抗战开始后，又疲于四处奔波，右眼遂失明了，仅靠视力很差的左眼看东西。1944年冬又摔了一跤，左眼的视网膜也脱落了，先生从此双目失明。成都燕大校方虽再三请名医医治，却无效。寅恪先生的夫人唐筼有心脏病，膝下两女年纪尚幼，先生失明乏人照顾，成都燕大许多学生都自愿尽心出面照拂。经过历史系研究生刘适（后去解放区，改名“石泉”）的精心安排，女同学白天值班，男同学值夜班。陈先生白天多让值班的女同学给他读小说，晚上陈先生心绪不佳，常失眠，但很关心国家大事，常要值班的男同学给他读报，并多谈自己的处世治学经验，使这些同学很得益。刘适值夜班时，先生问他作研究生毕业论文，要选什么题目？刘适说自己对中国近代史最感兴趣，想探索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遭失败的深层原因。陈先生表示赞成，并且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的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因为陈先生的父、兄都因为实行维新变法失败而遭到慈禧朝廷的贬谪、严惩，陈先生这样的表示就使刘适兄喜出望外。经后来他们商定以《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为题，最后写成了一篇十五万字的大论文。在写作过程中，从搜集史料到整理、鉴别与解释史料，形成观点到最后写出初稿，无不经过寅恪先生的指点、审查，论文每完成一章节都要念给寅恪先生听。陈先生的记性特别好，往往事隔多日，听下一章时仍记得前一章的内容。前后左右纵横贯通地进行联系分析，他提出很有启发性的独到之见，这论文真是凝集着寅恪先生的心血。但它写出交卷后，已是1948年8月的事。那年8月19日蒋介石政权在报上发表了黑名单，通缉各大学的进步学生。这次燕大上黑名单的学生共有三十一名，其中就有思想很进步、积极参加进步爱国学生运动的刘适兄。因此他和他的夫人（也是燕大历史系的高才生）李涵（在学校时的姓名是缪希湘）在校方的协助下，撤退到了解放区。新中国建立后，他俩夫妇都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执教。令人高兴的是，这篇由陈寅恪指导撰写的刘适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在北大图书馆的燕大档案中发现了，而且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重视、欢迎。

石泉（刘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执教，讲我国近代史时自然多讲陈寅恪所阐明的创见。但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却被当作“白旗”，受到猛烈的批斗。在这种情况下，石泉兄只得改治历史地理学，并教授这课程，专治荆楚历史地理学。

这以后，石泉兄曾多次表示对寅恪大师的怀念，说如果自己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术成绩会更大。

这里还应该回头再谈寅恪先生晚年很悲惨的遭遇。1945年秋，寅恪先生赴英国治疗失明的双眼。可惜手术仍未成功，而回到北平清华大学，并继续指导燕大研究生写硕士论文。但英国皇家科学院为表彰先生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还是授以该院的外籍院士。

1948年末，北平即将解放。先生又应陈序经等人的邀请离开北平，同家人南下到岭南大学任教。

不久院系调整，先生又调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授。他作为世界著名的权威学术大师，到广州执教，在初期当然备受有关当局的尊重、优待。如还派人帮助陈寅恪编著了他晚年的重要学术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寅恪先生在学校既有专门的宅院，还有护士照料医药等等，对这些照顾、优待，陈寅恪是衷心感谢的。

但是在1957年，事情就逐渐起了变化。此时的极“左”思潮日益澎湃，在这狂潮中，尽管广东省委给中山大学打过“不能动陈寅恪”的招呼，但在反右运动后期，学校在给教师排队并上报时，还是把陈寅恪排到“右派”边缘的“中右”，这也预示着陈寅恪会有前途不佳的兆头。

“文革”期间，陈寅恪被抄家，扫地出门了，勒令搬出教授住宅区。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

残废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意指“囚衣”。我一再读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的诀别诗，一再泪下。我再读中山大学陆健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我更感慨莫名。

1969年10月7日五时许，寅恪先生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死因是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

吴宓

谈陈寅恪大师，自然也会谈到文学巨匠吴宓（雨僧）的事迹，吴宓曾两度执教燕大。一次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时也在燕大兼课，而且是燕大外文系的第一位中国教师。这是由于燕大英文系同学杨缤（后成为我国新闻界的名记者、很重要的负责人杨刚）领头向燕大校方要求的结果。1943年寅恪先生由广西大学来成都燕大执教了，吴先生决心利用“西南联大”给他休假的机会，“与寅恪、（萧）公权共事、共学”。

1944年10月，吴宓先生在成都燕大讲授《世界文学史大纲》、《文学与人生》两门课程；对《红楼梦》也有深研，他在成都燕大设有《红楼梦》的讲座，亦很受大家的欢迎。

吴先生生活也很简朴，初来成都燕大时，也与好些教员一样，暂住在距成都燕大校本部只有一里远的何公巷的男生宿舍内的一间屋子里。他也经常穿着中式布衫、布鞋，我们几个也住校的新生在早上七点钟便同他一起步行到陕西街校部去上课。他很平易近人，常同我们边走边聊，主要是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他得知我们都是文法学院的学生后，特嘱咐我们要学好国文和英文这两门课程，把学习的基础打得很坚实。

吴宓先生是陕西泾阳县人。他家也是书香名门。他少时就聪慧而刻苦读书，上初中后便常写诗撰文，故以后能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而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他深研中西文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同被称为“哈佛三杰”而享誉于学术界。他后来也是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名教授而桃李芬芳，培育出很多文化学术精英。

吴先生又到成都燕大来讲学了。眼见成都燕大的学术读书风气仍然浓厚，他很满意，特别是他的知己陈寅恪双目失明后乏人照拂时，成都燕大许多学生竟自愿日夜论班看护，他赞叹说：“想不到这个外国办的教会大学的学生还这样讲求尊师重道，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高尚传统美德。”他对燕大更有感情了。

1944年秋，燕大隆重庆祝学校在成都复校两周年。吴宓先生特撰对联祝贺。一幅贴在陕西街校部大礼堂的正中壁上：

众志成城，天回地垒；

一心问道，铁叩珠门。

另两幅对联分别贴在文庙男生宿舍的二门和三门两侧：

复校兴邦，事同一体；化民救世，业始吾心。

处变知常，允文允武，先忧后乐，成己成人。

1944年暑假，吴先生在成都燕大讲学期满准备返回西南联大，燕大同学特开会欢送，赠物献花，非常热情。先生十分感动，遂赋诗二首表述自己的惜别心情：

一

客座惭虚讲，将归黯别情。

今宵来盛会，多士见真诚。

歌咏添余兴，嚶鸣求友声，

师生融融乐，吾早爱燕京。

二

赠物深深意，意浓物亦精。

绿笺通远讯，红烛待天明。

菊慕陶公洁，莲思周子清。

束花当佛献，何殊桂冠荣。

其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原内迁各大学纷纷复员。先生遂留在成都燕大继续执教，并指导毕业生写论文。1946年夏，燕大师生都复员到北平，先生却应聘去了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

吴宓先生有深厚的国学思想。他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可以补充西洋文化缺点。而中国文化内容应“以儒学（孔子）为主，佛学为辅”，故欲明瞭中国精神、道德、理想，必须兼通儒佛”。他在武汉将近解放时，却担心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后不容易自由调职，遂于1949年4月匆匆离开薪资高、地位固的武汉大学而飞抵重庆。他本意到成都“东方文教研究院”去研修佛学，兼在四川大学教学以维持生活，再慢慢地出家为僧。但却因当时成渝交通阻断，不能去成都，只好在梁漱溟先生所办的勉仁文学院讲学。解放后，先生被调整到西南师范学院。由于当时我国实行“一面倒”的错误方针，教育也须学习苏联。西南师范学院奉令取消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的英语课，而让学生都学只有少数国家才用的俄语。先生用英语讲授了三十多年的西方文学课也停止了，只得转入历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这时先生更后悔自己当年的“轻举妄动”。

但是先生是爱国的，关心国事的。也在解放前夕，他还拒不接受众多友好人士的劝告，谢绝了海外的邀请，毅然决定不去美国讲学、居住，也不到香港大学、台湾大学任教。对海外的高薪引诱，他的回答是：“宓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1950年初，他满怀真情地称赞重庆军政之最高当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的公正廉明。他积极参加学习，努力从事教学工作，受到了表扬。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斗，以致目盲；以后又因拒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更受尽打击、摧残，最后竟被遣返到陕西泾阳老家而含冤去世，时为1978年1月17日。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雨过天晴，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陈寅恪、吴宓两位学术大师的冤案亦得到昭雪，但陈先生早已被整死，而吴先生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也病殁。这无论如何，都给我国学术文化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