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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精神的四大特性及其影响

摘要:“为民、务实、清廉”,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需具备的三大优良作风。中华清廉精神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广泛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指向的权力性四大特性,是中华优良传统廉洁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力量之本,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清廉;民族性;人民性;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6-0069-03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也强调:这次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个目标要求是“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进一步增强,作风进一步改进,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进一步提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廉洁奉公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需具备的三大优良作风。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清廉精神,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目标,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已往理论界对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作过充分的论述,清廉则是一个新的命题,本文特对中华清廉精神作专题论述。

一、清廉精神具有典型的民族性,是中华优良传统廉洁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什么是清廉?“清”,东汉马融《忠经·守宰》云:“清则无欲。”寓意朴实无华、表里如一,与“奢”相对。“廉”,据《辞源》解释:廉,不苟取,与“贪”相对。《孟子·离娄下》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样物件,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能擅自占有;如果占为己有,就违背了清廉的原则。违背了清廉的原则就是腐败。不“奢”不“贪”,是为清廉。

清廉精神是中华文明优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诗词、典故、戏曲等形式,从一些典型的格言、警句和杰出人物的言行上表现出来,告诉人们如何修身养性、励精图治,如何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如何交朋结友、主持正义,等等,在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的同时,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激励、思想上的启迪,以至言行上的鞭策。脍炙人口的典故,如:孔子居陋屋,“不弃夷狄”①;子罕拒收宝玉,“以不贪为宝”②;胡刺史父清子廉美名传,“有口皆碑”③;苏太守悬瓜拒礼,“清正廉洁”④;江尚书以石压船舱,“两袖清风”⑤;李宰相宅无正屋,“以简陋为福”⑥;包拯铡美惩侄,“铁面无私”⑦;安童为相几十年,“家徒四壁”⑧;胡寿安责子诫妻,“势守清廉”⑨;等。感人肺腑的格言,如: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⑩;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11},“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2};诸葛亮“静以修生,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13};程颢“富贵不移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14};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5};林逋“为政之要,曰公与清”{16};司马光“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17};金缨“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18};尹会一“爵位虽有尊卑,究以不贪为宝”{19};等。令人慎独的警句,如: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20};司马光“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21};包拯“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22};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23};刘斌“居官当廉正自守,毋黩货以丧身败家”{24};等。这些典故、格言、警句展现了清廉精神的丰富内涵,包含了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拒腐反贪、艰苦奋斗、爱民如子等高尚品德。它们使执政者懂得“政者,正也”,“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的道理;告诫为政者在个人人格修养上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使老百姓懂得“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道理;告诫老百姓在个人人格上要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

是否包含廉洁文化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先进的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廉洁文化与党的先进性建设”(05ADJ004)。

指标。文化是一种软环境。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洁,以廉洁的尺度来评判社会,是廉洁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廉洁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种文化是否先进,应看这种文化是否包含廉洁文化。而缺乏中华清廉精神支撑的中华廉洁文化是难以长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清廉精神是中华优良传统廉洁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中华清廉精神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执政地位的胜利之本

中华清廉精神具有广泛的人民性,集中体现了老百姓对当政者品行的要求,与民心向背息息相关。“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脍炙人口的警句,是中华清廉精神人民性的典型表现。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如既往地积极倡导清廉精神。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中,我们党的领导者就坚定不移地把弘扬清廉精神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1929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案中,提出了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反腐败措施。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革命政权建设中,我们党为了实现“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将“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融入到中华清廉精神之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弘扬中华清廉精神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胡锦涛同志强调:“坚持自觉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25}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的胜利之本。正如革命先烈方志敏在《清贫》中所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人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在阶级社会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被形象地说成是“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一千古警句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的稳定与否决定于执政者是否能取得民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除了中国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老百姓从中国共产党弘扬的中华清廉精神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反动腐败的国民党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真正为中国老百姓谋解放的人民的子弟兵。正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打一场解放全中国的人民战争,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执政党。

三、中华清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自古以来,中华清廉精神是推动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清廉是先进文化的体现,腐败是腐朽落后文化的反映。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有清廉精神与腐败思想的对抗。《韩非子·奸劫刹臣》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清廉精神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思想,清廉精神是腐朽思想的对立面和批判者。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行为背后有腐朽思想作祟。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腐朽没落的官本位意识、贪图享乐的思想观念、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等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而清廉精神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思想,从根基上摧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以廉洁为荣的浓厚氛围,给腐败行为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压力,从而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达到干部廉洁、政治清明的目的。中华清廉精神与廉政建设的这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使中华清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中华清廉精神鲜明的时代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有所不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华清廉精神鞭策执政者“爱民如子”,当好“父母官”,注重的是“人治”。就当前而论,中华清廉精神与党的廉政建设融为一体,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勤政为民”,强调的是“民主法制”。清廉精神是廉政建设的思想基础,清廉精神是否能占据主导地位,决定廉政建设是否能稳步推进。清廉精神与廉政建设不尽相同,就文化属性而言,清廉精神从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不同于从属于政治文明的廉政建设。前者强调的是反腐倡廉的价值观念,从执政者的精神上培养对清廉品质的崇尚与追求,后者强调的是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通过法制的手段来规定执政者的行动规范。因此,清廉精神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廉政建设主要是一种外在的政治力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人们对反腐倡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反腐倡廉不仅需要政治体制层面上的严纪峻法,更需要道德价值层面上的忠诚笃守。君不见,一个个贪官命丧刑场,执法不谓不严;一个个总裁魂断囹圄,制律不谓不慎。国内外的廉政建设史实告诉我们,律刑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没有道德价值观念的笃信,仅凭法律严刑的制约是不行的。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坚持德法并举,努力清除腐败文化,积极倡导清廉精神。这也是胡锦涛同志在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标本兼治”的真谛所在。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26}总书记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弘扬中华清廉精神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的必须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带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可以这么说,中华清廉精神既是道德观念,更是是价值尺度。看一个领导或一个领导班子是否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弘扬了中华清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中华清廉精神,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四、中华清廉精神具有指向的权力性,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地位的一面旗帜

当代中华廉洁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清廉精神是中华优良传统廉洁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华清廉精神具有指向权力性的特性。如果说倡导廉洁文化是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要求,那么弘扬清廉精神则主要是社会权力管理者的责任。古语云:“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27},“为政之要,曰公与清”{28}。可见,古人早就认识到从政必须从清廉开始,清廉和公正是为政的两大要务。中华清廉精神指向权力性集中体现在对执政者的警示上。历史名著《东周列国志》洋洋数十万言,最后结束诗中有两句词:“纵观千古存亡局,尽在朝中任佞贤”。佞臣必贪,贤臣倡廉,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成由勤俭败由奢”。故此,中华清廉精神要求执政者廉洁自律,恪守宗旨,执政为民;使执政者懂得“政者,正也”,“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弘扬中华清廉精神,有利于当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勤政为民的思想和作风,实现“其身正,不令而行”效果,推进当代中华廉洁文化的发展。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张云泉说得好:“共产党员要维护群众的利益,自己首先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中国老百姓渴望从我们每一个党的干部的言行上看到的中华清廉精神。也就是说只有弘扬了中华清廉精神,我们党才能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才会拥护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思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等,都是为中国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好干部,他们是中华清廉精神的代表人物,他们永远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强调:“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必须继续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使领导干部自觉拒腐防变,带头廉洁自律;继续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发挥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继续在强化监督上下功夫,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继续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29}总书记在这里连续强调了四个“继续”,第一个“继续”就是要求弘扬中华清廉精神,后面三个“继续”是加强廉政建设、建设廉洁政府的三个方面。总书记在这里告诫全党,这四个“继续”是一个依次递进、相互联系的总体,第一个“继续”是后面三个“继续”的思想前提、精神动力,后面三个“继续”是第一个“继续”的政治保证。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弘扬了中华清廉精神,才能加强廉政建设;只有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发挥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才能使中华清廉精神得到继承和弘扬,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才能做到心系人民群众,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使“舟”与“水”的关系升华为“鱼”与“水”的关系,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之情”。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廉洁政府,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不断增强,为中国共产党完成执政使命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看我们党的各级政府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领导班子和成员是否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举起了“清廉”这面旗帜,弘扬了中华清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中华清廉精神,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地位的一面旗帜。

注释:

①《史记·孔子世家》。

②《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③《三国志·魏书·胡质传》。

④《北齐书·苏琼传》。

⑤《梁书·江革传》。

⑥《旧唐书·李义琰传》。

⑦《宋史·包拯传》。

⑧ 苏天舜:《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⑨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九十八。

⑩《论语·述而》。

{11} 《孟子·告子上》。

{12} 《孟子·滕文公下》。

{13} 《诸葛亮集·诫子书》。

{14} 程颢:《秋日偶成》之二。

{15} 范仲淹:《岳阳楼记》。

{16}{28} 林逋:《省心录》。

{17}{21} 司马光:《训俭示康》。

{18} 金缨:《格言联璧》。

{19} 伊会一:《抚豫条教》。

{20} 李商隐:《咏史》。

{22} 包拯:《孝肃奏议集·乞不用赃吏》。

{23} 欧阳修:《伶官传序》。

{24} 《元史·刘斌传》。

{25}{29} 《人民日报》2005年1月12日第1版。

{26}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第1版。

{27} 《揭奚斯文集·送李克俊赴长兴州同知序》。

(责任编辑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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