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奎那运用“理性”整合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奥古斯丁神学,建构起了一个系统化的理性神学体系,创造性地解决了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政治与宗教这三大关系的基本问题,不仅顺应了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发展潮流,还为后世思想及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阿奎那 理性 自然法 宗教与政治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是天主教历史上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他也与奥古斯丁并誉为基督教思想的双子星而享有崇高地位。阿奎那的神学理论体系承前启后,不仅满足了教会在中世纪晚期的需要,而且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发表“复兴托马斯黄金般的智慧”通谕力图用新的经院体系与现代科学相协调,相应提出的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天主教会。①阿奎那将亚里斯多德哲学和奥古斯丁神学在扬弃的基础上进行了整合,创造性地解决了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宗教与政治这三大关系的基本问题,开创了思想史上的新时代。在这其中,阿奎那对“理性”的论述起到了关键作用。
时代与知识背景
在阿奎那之前的西欧,天主教会在一切领域内占有主导地位。自奥古斯丁以降,那种由教会自上而下进行统治的模式开始动摇,教会的无上权威受到了挑战。②12世纪中后期,亚里士多德原著及拉丁译本大量出现,西欧人开始可以利用第一手材料进行阅读和研究,由此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古典西方意识开始复兴。③这种文化自觉性的转化给沉闷已久的中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巨大冲击。面对新的政治社会形势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天主教会在思想领域的冲击,阿奎那承担起了为神学寻找新的有力论述的任务。阿奎那年轻时受教于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知之不少研习有加,同时他又是虔敬的基督教徒,出于对教会的热爱和对现实的忧虑,他一直在思考基督教如何面对13世纪的社会现实。最终,他选择了将亚里士多德哲学融入基督教神学思想,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这样一条路。
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的融合
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本质上具有世俗主义的理性色彩。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政治和社会动物的人,热衷于参与政治是本能的体现,因而是正义的也是道德的,并且政治是人类进行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必由之途;他高度赞美城邦这种政治体,并对城邦生活与公民自治作出了支持和肯定。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此时中世纪大学、各种类型的公侯国与自治城市等有摆脱教权控制倾向的政治体不谋而合,因而得到了广泛支持和传播。④阿奎那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认为“人从本性上说是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因此必定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倾向于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政治活动不仅是必需的(necessary)同时也是善的(good),人的政治天性根植于人有理性和言辞的能力,同时通过在政治生活中行使理性以实现美德、获得幸福、寻求完满”⑤。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阿奎那也认为国家是人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必然产物,他相信国家(城邦)是一个为全体成员求得福祉的道德共同体。在什么是最好并且最可能实现的政体(constitution)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诸种政体中,君主制(monarchy)是最好的。阿奎那也赞同君主政体最好,但他从基督教的角度进行阐发⑥,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逻辑。阿奎那也意识到政治毕竟是在人间进行的一种活动,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动力,世俗性无可否认。阿奎那并没有把他的“上帝视野”推得很远,在世俗的层面上论证君主制的好处倒是着力颇多。
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阿奎那也是个目的论者(teleologist), 他相信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也是实现人类共同存在(communal existence)的最终形式,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阿奎那将其目的论筑基于一个包含人类精神维度的更大平台上,他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teleological naturalism)与基督教属灵主义(Christian spiritualism)熔贯在了一起。阿奎那借助亚里士多德来扬弃奥古斯丁的影响,但同时又不失其基督教思想本位,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那个时代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直至精神思想上的问题。
作为阿奎那之前影响力最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二元主义从上帝之城的角度将尘世之城中人类的政治生活打上了原罪、谬误、混乱等烙印,这种思想在阿奎那之前是整个教会认识中世纪政治社会生活的主流观点。阿奎那对政治的看法不仅引发了建立合适政教关系的讨论,同时也将如何使人类自然天性/能力与他们的属灵/精神这两维达致协调这一议题历史性地进入了政治思想史的视野。这是阿奎那整个政治理论思想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他论述逻辑的演绎起点。阿奎那认为,人在某一个层面上是自然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他又超越了自然。自然和精神这两者是内生并且融合在人身体之内的。因此,人的发展最终不可能只存在于物理概念上的生长,也必须有属灵维度上的追求。奥古斯丁承认对肉体和精神的二分,但这并没有改变他认为(尘世的/人间的/世俗的)政治是邪恶的这一看法。阿奎那所做的,就是在承认人的自然和精神活动清晰分立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自然和精神的东西可以同步聚合在一个更高的整体里,自然和超自然是可以同时统一存在于人体之内的,而连接这个自然与超自然的东西就是理性(Reason)⑦。
理性观的内涵与自然法
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阿奎那多次谈及“理性”(理智)。譬如阿奎那认为“…就人的身体而言,有那么一个推动着其他部分的东西,那就是心脏;在心灵当中,有那么一种能力占主导地位,那就是理性,自然与超自然就是通过它来联系”⑧。虽然从斯多葛派开始,西方思想中对理性的论述就屡见不鲜,并且认为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鲜明特征、使人能异于禽兽的主要标志,但阿奎那特殊之处在于赋予理性以真正的属灵层面的内涵。他认为,理性使人能超拔于生物界之外,使人脱离自然本身,理性把人与神直接联结在了一起。
阿奎那关于法尤其是自然法的论述是其神哲学和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块。阿奎那认为存在着四种独立但又互相关联的法,而联结它们的就是理性。根据理性介入程度的区别,依次为:最高级也是最复杂的永恒法(eternal law),神的理性在整个宇宙中的运行,规定一切自然和伦理的秩序;神法(divine law),永恒法中特殊的一个种类,是记载下来的神启;自然法(natural law),理解人类理性的关键所在;人定或市民法(human or civil law),即最低层次的法。⑨阿奎那尽管认为自然与超自然在最终的层面上是和谐并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位阶相同。他坚持认为,人类存在的超自然维度是高于自然维度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属灵的是高于自然的。作为一个虔敬的基督徒,阿奎那从来就认为信仰是高于哲学的(耶路撒冷是高于雅典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相信信仰和哲学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哲学可以被用来证明信仰,而信仰和哲学两者在一个更高更广的维度上又实现了完满的统一。那高高的云端之上到底是什么呢?笔者想,或许就是上帝(宇宙)本身吧。
阿奎那神学理性观的影响
作为欧洲中世纪最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之所以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皆因他彻底把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从奥古斯丁两座城市(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对立的隐喻中完全解放了出来。挥别了奥古斯丁,自阿奎那始,政治、哲学、科学地上之城及其尘世活动全部被整合进了一个更大的基督教思想框架之中。从此以后,政治终于不仅不是邪恶的,而且成为一种重要且值得干的事情了;它不仅不是与那些属灵的精神的东西毫不相干,还有利于它们。由此,基督徒无须为了得到拯救而拒绝他所在的这个世界以及现世的生活;政治思想家在思考政治哲学问题时也完全没有必要再无时无刻地仰望苍穹。阿奎那唯一坚持的是必须承认人属灵或精神层面的价值要高于自然及政治层面的价值。阿奎那和自他以降的晚期中世纪思想家实际上为数百年后近代思想及科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Patrick W.Carey,“American Catholic Religious Thought:An Historical Review”, U.S.Catholic Historian,Vol. 4,No. 2,Catholics and the Intellectual Life (1985),pp.123~142.
②Walter Ullman,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Aylesbury: Peregrine Books,1965, pp.15~64.
③翟志宏:“阿奎那理性神学基本特征论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④Fernand Van Steenbeghen, trans.Leonard Johnston, Aristotle in the West,Louvain:Nauwelaerts Publishing House,1970,pp.66~88.
⑤Dino Bigongiari,ed.,“On Kinship,”in The political ideas of St.Thomas Aquinas,New York:Hafner Press,1953,p. 175.
⑥Brian R.Nelson,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from Socrates to the age of ideology,N.J.:Prentice-Hall,1982,p.90.
⑦Thomas Gilby,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107~11.
⑧St.Thomas Aquinas,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Oxford: B. Blackwell,1959, p.3.
⑨申建林:“论阿奎那宗教自然法的理论转向及其现代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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