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观的重构与消解

摘 要：从张洁的“建立爱情信仰”，发展到王安忆的“爱情实践”，直至池莉的“解构爱情神话”，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对婚恋观的思索经历了从重构到消解的过程。这种重构与消解表现出人们对崇高意义的追求与丧失，是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失落人生的普遍写照。

关键词：婚恋文学 婚恋观 重构 消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转型期，这一转型使“日常生活似乎以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它从社会的远大目标中侧身而过，建立起自身的运转逻辑”①。源于这一特殊历史规定性，中国当代小说以概念的讲解或是理性的示范为主要的叙事模式。婚恋小说就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了当代三个阶段婚恋意义的展示：一是婚恋价值的重构与爱情信仰的追求，二是传统反叛中新婚恋观的建立，三是世俗认同中婚恋观的消解与失落。

一、“崇高意义”婚恋爱情信仰的重构

８０年代婚恋文学和伤痕文学同步产生。从《蹉跎岁月》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风筝飘带》，婚恋小说着重强调从婚恋角度来展开对社会、爱情和政治等问题的控诉，考虑到其“伤痕”的话语性质，这种控诉可以说是来得尤为痛楚和激烈。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爱情主题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作品针对影响爱情正常发展的外部阻力进行反思，探讨婚恋与社会、爱情与政治道德的关系。整体上这类小说都试图写出《伤逝》式的婚恋小说，或是沿袭了宗璞《红豆》的政治写作模式。如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偏僻山村中一家三个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遭遇，揭示了封建意识如何凭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贫困及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状况仍然恣意肆行，对爱情婚姻形成了巨大的阻碍。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是对这一类主题的深化，小说讲述了农村少女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她的美好、善良、痴情结合起来构成的“爱情”攻势，却在高加林的“事业”面前崩溃，最终只好含泪嫁了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

另一类作品则对“爱情”本身进行了反复的诘问与思考，写出了婚恋对当下社会的反判。这类作品试图展示在一个没有爱情的环境中婚姻与爱情的错位和痛苦。进行这种深层思考的大多是女性作家的创作，如《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春天的童话》（遇罗锦）、《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张辛欣）、《方舟》（张洁）等。这类作品从个体的角度，以个人经历遭遇和现身说法来表现婚姻悲剧、呼吁爱情位置。发表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其主题集中简单：对无爱婚姻的批判。小说中作者对“爱情”理解集中在一句话上，即“等待着那个呼唤自己的灵魂”。爱情的标准也较单一，就是要求感情上的交流，事业、情趣和爱好上的吻合一致。在小说中，张洁描写了一对深爱了二十多年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炽热的爱情与众不同：只有思念，没有行动；只有牵挂，没有表白；只有翻卷在内心深处爱的浪潮；只有深刻而独自的内心体验。他们的相思，只有定格在永无指望的爱的空巢里。而小说中那抑制爱情正常生长的东西，是由传统道德约束而形成的“社会舆论”。在这部小说发表的１９７９年之前（十七年或更久的时间段中），当代小说对个人私密情感的关注与讲述几乎是空白——这是这部对道义婚姻形式进行质疑的小说显得大胆而令人称奇的重要原因。

在《春天的童话》里，“我”直率地袒露了自己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叙述了自己因对爱情的不断追求、更新而造成的婚姻变故，同样也表现了这种行为在社会上、家人中引起的纷纷议论，以及“我”内心的压力和苦恼。比起前者，它明显地更加富于血肉，对爱情的展现与思考也更加沉重。尤其是小说的结尾，“我”的偶像和精神支柱何净所暴露出来的软弱、虚伪、欺骗和卑鄙，使“我”在吃惊中失望于人世的可怕、人心的难测。它已不单单是简单的对爱情的呼唤，而是渗入了更多的对人生、人性、社会的沉重思考。

总体来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启蒙思潮基本上坚持了当时占文坛主导地位的客观人本主义的思路。客观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有一个统一的常态的本性，这个本性是由理性主导的，主张人应该从非本性的生活向本性的生活复归，将人类的自由和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发现和遵循联系起来，所以婚恋小说表现的主人公是“无我”的，是程式化的。《结婚》《我能爱他吗？》《清油河上的婚事》《高洁的青松》等早期作品，人物的性格一律粗线条，思维一律直线式，都回避了真正深刻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了足够的“理性”。人物性格塑造是这么的“忘我”、这么的理性。创作模式也是高度的程式化。要么是“新人新事新风尚”式的，要么是“‘左’倾权势棒打鸳鸯→忠贞坚守矢志不渝→平反昭雪破镜重圆”式的，要么是“观音菩萨式的女性博爱者，搭救男性落魄者”，要么是“改革恋爱，没有痴情女子的热心辅佐改革者的事业就难以成功”，凡此种种，套路固定，不越雷池一步。

二、传统反叛中新婚恋观的建立

20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思想解放运动勃兴，以及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涌入，社会进入了个人与自我觉醒的状态。置身于人的觉醒与自我解放的现实情境中，知识分子开始敏锐地意识到“统治进入色情是现代为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主要障碍”②。随同变化了的时代主潮，文学也举起了声讨禁欲主义的大旗。具体来说，这个时期的爱情小说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威力诱导下出现新的特点：１．题材禁区的打破，“爱情”题材冲破禁区，大胆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２．作品开始尊重人性，具体表现在择偶标准上：从“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转变到了“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方面；３．当代性爱观的频频突破，从对婚外恋的欲说还休到对婚外恋的理解和到对婚外恋的鼓吹、怂恿。

１９８５年，张贤亮发表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由‘情’到‘欲’的一道分水岭”③。接着，男性小说家如郑义（《远村》《老井》）、莫言（《红高粱》）等的性叙事文本则紧随其后。与此同时，女性小说家也不甘示弱，相继推出众多性叙事文本，如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等。男女作家合力共同创造了新时期性叙事众声喧哗的文学局面。如果说前一时期的婚恋文学更多的是对无爱婚姻的反叛的话，这一时期的婚恋文学开始思考爱情与婚姻的本质，不再仅仅弘扬爱情的纯真，也开始了对人性问题的反思。

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８年两篇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婚恋人生的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先后问世，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期。这两部中篇小说均是侧重表现性爱的作品，其独特之处在于揭示了性心理和性意识的异己现象，基于性的本能与母性的本能这两点对女性进行了解剖。铁凝认真严肃地进行了“性”的本能的实验：小说写了性，但并不是纯粹为了描写“性”，而是着眼于揭示出掩藏在性意识背后的社会意义，揭示社会对人尤其是女性的性本能的压抑。如果说米子们以性作为交易是对性的异化，那么另一种人极力压抑自己的生命本能，抑制甚至泯灭自身欲求，或是把人的本能欲望转化为外在的具体物件，这也是性的异化，是一种更为残忍更非人道的异化。大芝娘整夜不停地纺线，“是为了生计、家庭，更是为了抑制野性的本能，是为了消耗多余的时光，也是为了填满苍白的生命”。麦秸垛和棉花垛是女性悲剧命运的见证人，同时也是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生命本相的象征。铁凝洞悉了中国女性在民族文化中所处的附属品与牺牲品的地位，以及中国女性在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洗礼下所形成的心理特征。小说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对男权意志统治之下女性生命的深刻洞察、理性反省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开掘、剖析与展示女性生存状态所做的努力。

20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王安忆写出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在这“三恋”中，她从不同层次写出了男女性爱的种种欲求与心态，写出了爱与性的困惑、迷茫、畸变的内心世界，真实地写了人向自我真实靠近时的痛苦。从整体上来看，这三部作品像是经历了一个历史的“三级跳”。前“两恋”的婚外情压力、无爱苦果不再是主人公追求“生命欲望”的社会羁绊和生存威胁，她幻想在单调的家庭和杂志社之外的庐山寻找个人的浪漫。到结尾，女编辑与那位男作家的“婚外”情感旅行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终结，演绎了一出爱情的泡沫喜剧。拿王安忆的话说：“其实她并不真爱后来那个男子，她只爱恋爱中的自己。”而且更用那种洞悉一切的口气冷冰冰地说道：“爱情其实也是一种人性发挥的舞台，人性的很多奥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释。”④

胡发云在评论这一时期婚恋观时指出，转折年代，爱之觉醒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历经几番政治运动，一度忘却自我，国人渐渐在情感意识上复苏，不再对家庭生活羞于启齿。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择偶话题。而最能触及这一代人内心深处最柔软部位的是：知识、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20世纪８０年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主宰着我们的择偶观和爱情观。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那些被理想主义烧灼的大学生们原有的爱情观被来自西方的爱情观所改变。那时候，萨特和西蒙尼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羡慕并且崇拜萨特和西蒙尼，甚至，在他们中有人试图模拟二者的生活方式。⑤

三、世俗认同中婚恋观的消解与失落

20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代表着文学躲避崇高，向民间化、本体化的回归。这一时期，对婚恋的认识也从讴歌、弘扬走向冷静、消解。新现实主义作品以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不同的题材取向、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呈现出一种新的气息和风格。它们注重冷静地展示下层社会人们的庸常生态，注重在对世俗人生的叙写中含蓄地表达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味的思考。

在池莉、方方的笔下，无非是两口子吵吵架，为孩子的事情烦恼，与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邻居闹闹矛盾，事情再大也不至于饥寒交迫、露宿街头。“斗争”在这些小说里俨然成为家庭矛盾的夸张表现，而与敌我矛盾决然无关，所有人物都表现为“被动生活”的状态，不是人在创造生活，而是人被生活拖着向前走。大众化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是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就既定存在的。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没钱不行，没关系不行，没有能屈能伸的弹性性格也不行。这种被动的存活状态直接导致人物精神世界的平庸、疲软、空乏和卑微。这些作品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小说的表现对象回到了世俗日常生活的形态，而更为重要的是作品价值立场的回归，即从理想走向现实，坚持普通人对实实在在生活意义认可的价值取向。这种对生活原生态的呈现，对世俗化价值立场的肯定，颠覆了传统女性文学创作中对理性盲目追求的原则。主人公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理想主义者，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与烦恼使他们的理想破灭，并认清了生活的本质。

张欣欣的《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爱又如何》、

北村的《玛卓的爱情》、谌容的《懒得离婚》、方方的《风景》、东西的《我们的感情》《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过了今年再说》等小说，它们或者言说着婚姻同爱情的分离，或者言说着爱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成为个人发展的手段和策略，或者言说着虚妄中的人们拿爱情作为排除虚空的方式，或者言说着如一潭死水般的婚姻如何名存实亡地延续下去，唯独不再去倡扬什么伟大的道德价值。

可以看出，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爱情已然抛弃了它所曾经担负着的伟大使命与价值，婚姻不再受制于道德，日渐成为某种游戏规则调配下的组合形式，而道德在婚姻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失去了其自身的言说能力与神圣外衣。在王朔的系列作品中，对传统价值观的消解一步步走向深入。如果说早期的《空中小姐》还带有强烈的纯爱情色彩，那么，到了《过把瘾》和《动物凶猛》中，爱情则被肢解为各种碎片和幻象。在《过把瘾》中，一对爱人因“爱”而受伤，爱情在与个性的搏斗中显得非常脆弱。而《动物凶猛》则展现了爱情好似有选择的虚幻记忆，真的记忆则非常苍白和无奈。有意思的是，在消解掉婚姻和爱情真实性的同时，王朔并没有否定感情的重要，只是对感情的结果产生怀疑。

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复杂婚恋观在这一时期小说家的笔下也表现出重构到消解的过程，当一个崇高理想在“文革”的阴影中散去时，人们陷入了信仰危机的时代。生存要有勇气，勇气来自信仰。没有新的可以作为信仰的观点出现时，人们更愿意拿出现成的旧典，但生活的急剧变化却又显示出旧典的寒碜，突破或摒弃，作为新的时尚也不合时宜。从张洁等人的“建立爱情信仰”，发展到王安忆等人的“爱情实践”，最后到池莉等人的“解构爱情神话”，在文学中，婚恋观经历了重构到消解这样的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这也预示了一个爱情娱乐时代的到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代表新一代生活态度的新生代小说崭露头角，以邱华栋、朱文、东西、述平、刁斗等为代表的这一批年轻作家，对于婚恋主题采取了更为轻松和平淡的态度。与此同时，另一批以安妮宝贝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则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身体写作”，描写女性的私生活感受，引起很大的争论。婚恋在他们的笔下更多成了物质文明的注脚，成了人生娱乐的对象。当婚恋成为一种人生娱乐的时候，婚恋价值也从世俗中走出又走回到世俗中去，彻底消解了其崇高的意义。

① 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页。

② [美]理安·艾斯勒：《神圣的欢爱》，黄觉、黄棣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３页。

③ 何西来、杜书瀛主编：《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２页。

④ 程光炜：《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７年

第１期。

⑤ 胡发云：《择偶的实质是寻求安全感》，《小康》2008年第2期。

作 者：李素梅，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编 辑：康 慧 E-mail:sxmzxs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