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法登场了

前不久，教育部出台了书法进入中小学课堂的政策，理由是“电脑和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书写习惯，汉字书法的普及程度也有所下降。曾经作为青少年启蒙教育重要内容的书法学习，已经渐渐远去，面临着严重的‘书写危机’”。不过现实情形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喜忧参半，高兴的是终于有人重视了，忧虑的是哪些人可以承担起“教学”的重任呢？弄不好就更糟。很多事情，为什么非得等到出现“危机”时才会采取措施呢？不禁想到前不久的书法篆刻申遗，要求有明确的继承人，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寻找？而又由哪些人来认定呢？更早一点有繁简字之争，至今仍有人偶尔会冒个泡。类似的情况，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众说纷纭，通常不会有结论。一般都认为这不过是秀才论天下，纸上谈兵，打打口水战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皆漠然视之，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解决。虽不免书生意气，但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最要紧的是处理问题的方式，艺术或学术皆要发自内心，炒作致热，势必变成俗学，甚至会变成一场闹剧。

从几次讨论可以看出一点，有识之士意识到某一类文化问题存在的严重性，提出针对性建议被国家采纳，体现了“民间信仰”和“国家战略”的互动。民间信仰是一个内容庞杂的亚文化体系，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是民众特有的文化心理、道德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儒家思想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塑造了国人性格，主要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是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是大传统，是主流思想，表现为“制度纲常”；一是与日常生活相结合，表现为涵盖老幼长序的人伦范式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有赖国家战略的引导，国家战略需要民间信仰的推动，二者始终处于微妙的张力之中。林默从一个普通女子演变成妈祖形象，即是从民间保护神到国家信仰化的过程，但不符合“现代性”标准，所以重新回到民间保护神的位置。黄道婆从一个民间妇女变成一种国家文化象征，符合现代性需求，以国家力量支持了民间信仰。若就繁简字来说，如果国家需要恢复，也就恢复了，因为是“国家战略”的选择。

从书法层面来看，“国家战略”与“民间信仰”相互作用，出现了多元形态。国家的统一或分裂，王朝的更迭，书法发展会出现不同方式。书法是一种“权力文化”。很多“大人物”像秦始皇、李世民有绝对的作用。但国家战略与书法未必是顺向的。禁碑、文字狱、馆阁体都不利于书法，但禁碑之后，手札兴起，馆阁体盛行，“文字狱”出现，考据兴起，碑学兴起。书法有一种自我调节能力，有自身的规律，实际上是民间信仰发挥了作用。科举兴废一朝去除，产生巨大影响。但科举并不是最根本的因素，文字与礼俗是基础和根本。在科举没有出现之前，在科举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那些没有进入科举仕途的文人，还有那些民间的工匠艺人，都是书法发展的见证人，靠得是民间信仰。

“国家战略”与“民间信仰”换句话来说，就是庙堂与江湖，无法切割的两面。中国文化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作为信仰、思想、道德、价值体系的完满，有一种无法超越的终极性。进而言之，文化必须是系统性存在，不可能只是某一部分，不过是满足某种需要的借尸还魂，最后变成挂羊头卖狗肉。古代书法教学与经史子集是同步的，年龄与书龄相协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先打好基础。现在侧重以效益来衡量，存在根本差异。书法是文化形象，是精神传承，并非纯粹的个人修养与书写技能的培养，但又不能没有技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国家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统一。通过技能的培养，获得专注的能力，成为个人修养的一部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局限在狭小的个人空间里，闭门造车、风花雪月。最直接的一点，“崇文尚武”在汉唐以前很盛行。孔子提倡“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曹操为一代枭雄，诗词脍炙人口，李白也是仗剑走天涯。当“儒”变成了“懦”，文人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的代名词。当今的那些酒宴中推杯换盏、红光满面的所谓名家，如何能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文化责任呢？在很多人身上，书法只是小技而非文化大统，每天考虑的都是个人的小算盘。

书法的生存社会环境有了巨大改变。古今不同在于，王朝变更只是一种时代风俗的变更，体现了传统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现实条件下传统社会结构不断分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凸现出来，集中表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经济与文化之间，三言两语难以撇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者不完全同步。文化繁荣未必就是经济的繁荣。中心化和边缘化存在相对性。有时看起来是中心，实是边缘，有时看起来是边缘，实是中心。如前所述，一种文化要内心来支撑。炒作手段可以在瞬间创造“热点”，却往往背道而驰。惯常所见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伎俩，最终把文化精神掏空，变成物质化的产品，如今到各大名胜古迹看一下就能感觉出来。“知识就是财富”，注重的只是市场价值的转换。时下在大多数人眼中，书法与高价和高官划等号。太多的金钱利益已使得整个社会翻腾着畸形的书法观，出现各种打着书法名义的“怪胎”。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诗书画印，有人认为是风花雪月，不利于科技发展。鲁迅说外国人用火药做枪炮，国人则制成鞭炮，是一种愚昧，实际上包含了生活情趣。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扩张，未必是好事情。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中医与巫术之间有联系，但并非无界限。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汉唐盛世，非儒道文化问题。唐代是一个开放交流的国际社会，GDP占全球的66%，万邦朝拜，很多方面后世无法相提并论。现实存在的问题不是退回到前现代化才能解决，而是要到更高的现代化进程中才能解决。面对“西学东渐”以来的社会现实，有太多的求全责备。如今不可能相向壁虚构，凭空生造出一个文化氛围来，或者生活在真空中。大而化之地争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究竟孰优孰劣没有太大的意义，应该心平气和、扎扎实实地做一些细致的研究工作，对西方开放，也对自身的传统开放，而在传统中，不但要注意士大夫传统，也要注意民间传统，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书法不正如此吗？

通过书法谋求名利不是初衷。诗书画印与玩物丧志、娱乐至死不是一回事。现代化的过程，是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讲金钱、重物质，注重成效，最低的欲望成为个人信仰。丢失了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将某些生理需求放大至偏激。单纯地发展经济，人会变成经济动物。人不能没有精神支持和精神需要。人来到世上，安顿自己为第一，否则一事无成。中国没有宗教，只有人文主义关怀来实现超越性价值追求。通过书法，可以获得一种世俗生活难以看到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浪漫，领悟人生的意义与崇高感。如果有哪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老少咸宜，不分性别、职业，唯有书法。书法是一种“国家文化”。几千年来，有数不清的人的共同爱好，就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爱好，而是一种“共识”，足以确立一种核心价值观。

书法常常被当成技艺，实质是一种文化。文化是一种信仰，是凝聚力。即便以艺术形式来衡量，也不能像一般的艺术形式那样完全走向市场。歌剧、交响乐、芭蕾舞等艺术形式在西方国家都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广而言之，在一定时段，国家必须出台一些政策支持像书法这样的高雅艺术，建立国家艺术基金，调动各方面力量，促进良性发展。这和修史等大文化工程是同样的道理，人、财、物的使用需要国家战略引导，依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实现。书法的发展需要一种常态性支持，而不是危机凸显时的“抢救式发展”。

高雅的艺术不去占领社会空间，低俗的艺术必然泛滥，并且最终会进入一个怪圈，愈低俗就愈低俗，很长一段时间会很难扭转过来。那些“江湖书法”并不违反法律，但本身是反道德、反文化的。如今书法分不清好坏，没有优劣标准，沉滓泛起，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我们的文化到底怎么了？在一定程度上遗失了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对书法的选择是被动、消极的，变成了“群众运动”，炒作出一个个所谓的热点，少数人受益，兴风作浪并不断膨胀，文化资源无法汇集，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就目前申办成功的书法馆来说，最终会不会变成少数书协官员们独霸的场所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既定的意义，必须有更多的人可以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否则就谈不上“国家战略”。书法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了传统习俗与现代制度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民间信仰的自觉与国家战略引导的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