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协同发展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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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城市旅游的影响人口、空间流量、最短路径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城市旅游协同度的概念，构建城市旅游协同度模型。综合运用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以长江经济带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沿着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间线索（1990、1999、2008、2018年）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协同发展的时空结构与发展模式。结果表明，城市旅游的发展类型按其协同度由高到低依次分为协同型、整合型、肇基型和散漫型4种;1990—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协同发展类型从散漫型逐渐向整合型、协同型转变，城市旅游协同发展是大势所趋;城市旅游从最初追求经济协同发展到现在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元协同发展，表明城市旅游协同度的时空结构演化符合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城市旅游协同度;时空结构;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19-0028-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19.00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Base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population， space flow， and the shortest path of urban tourism，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on degree of urban tourism was explicitly proposed， the collaboration degree measure model of urban tourism was creatively constructed. Taking 36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urban tourism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1990， 1999， 2008， and 2018 were explored， with the method of entrop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urban tourism could be divided into collaboration pattern， integration pattern， basic pattern， and unorganized pattern according to the collaboration degre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urban tourism was transforming from unorganized pattern to collaboration pattern between 1990 to 2018，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will be the represent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pursuit of economic coordination to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al multipl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s， which indicated the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urban tourism followed the basic law of urba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collaboration degree of urban tourism;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带，在当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城市作为旅游发展的主战场更是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从多元协同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的时空结构，无论是对长江经济带自身，还是中国整体的经济战略部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内外关于城市旅游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城市旅游市场研究、城市旅游影响研究、城市旅游管理与规划等。关于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城市旅游吸引力，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整体吸引体系[1]到90年代对城市局部区域吸引力和单一吸引物的研究[2];国内学者一方面从竞争力要素的角度构建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3]，另一方面从城市旅游驱动力的角度分析不同城市的旅游驱动机制[4]，从而进行实证研究。关于城市旅游市场研究，国外主要包括市场营销研究和市场需求研究[5];国内不少学者通过定量分析进行城市旅游客源市场研究，同时注重城市形象定位对城市旅游市场的拉动作用[6]。关于城市旅游影响研究，国外学者一方面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城市旅游对城市发展的综合影响[7]，另一方面从社会制度和公众参与等角度分析了城市自身因素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8];国内学者则主要着眼于城市旅游的环境评价、环境容量和生态足迹的研究[9]。关于城市旅游管理与规划，国外侧重于管理和决策[10];国内侧重于城市旅游规划与建设，主要包括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研究[11]、城市旅游资源整合与规划[12]、城市旅游综合案例研究[13]等。综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有关城市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定量研究方法不足。在空间上，大多只局限于城市本身的研究，對城市旅游的区域化研究重视不够;在时间上，基本以横向研究为主，缺少旅游业与城市发展的动态研究;在视角上，大多就城市的某一要素展开研究，缺少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元视角对城市旅游的系统研究。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①在空间上，以长江经济带为背景区域，研究其城市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演变情况;②在时间上，选取4个时间断面代表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间线索，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的协同发展情况;③在视角上，从经济水平、空间枢纽、对外开放、文化创新、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6个方面，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的多元协同发展情况。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等。研究对象选取长江经济带的36个地级以上城市，包括攀枝花、成都、宜宾、泸州、重庆、恩施、宜昌、荆州、岳阳、咸宁、武汉、黄冈、鄂州、黄石、九江、安庆、池州、铜陵、芜湖、合肥、马鞍山、南京、扬州、镇江、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上海、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其中，由于重庆市下辖20多个县，行政区域过大，与其他城市的情况存在差异，所以主要选取重庆市主城区9个市辖区的数据作为重庆市的指标数据。

1.2  研究方法

1.2.1  城市旅游时间断面选取  在时间的选取上，主要沿着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间历程。1980—1990年，是城市仅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单一功能阶段;1991—1999年，是城市兼具旅游目的地与旅游流节点功能的二元化阶段;2000—2008年，除旅游目的地与旅游流节点外，城市逐渐成为客源地，进入一体化阶段[14];2009—2018年，中国旅游业进入国内、入境、出境市场三元协调发展的阶段[15]。在此分别选取1990、1999、2008、2018年作为时间断面展开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城市旅游的发展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其协同度也随时间发展呈现动态分异。以长江经济带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江上游（攀枝花、成都、宜宾、泸州、重庆、恩施、宜昌）、中游（荆州、岳阳、咸宁、武汉、黄冈、鄂州、黄石、九江）和下游（安庆、池州、铜陵、芜湖、合肥、马鞍山、南京、扬州、镇江、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上海、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地区的城市旅游协同发展情况，探究4个时间断面上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协同发展的时空结构，并按照其协同度从高到低依次分为协同型、整合型、肇基型和散漫型4种发展类型。

城市旅游协同度的测度结果显示（图1至图4），1990—2018年，长江上游地区的城市旅游协同发展历程为散漫型-散漫型-肇基型-整合型，长江中游地区为散漫型-肇基型-肇基型-整合型，长江下游地区为肇基型-肇基型-整合型-协同型。下面就每个时间断面展开分析。

1）1990年，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城市旅游协同发展类型依次为散漫型、散漫型、肇基型（图1），协同度分别为2、7、18。此时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旅游事业也从政治接待型逐渐向经济经营型转变，入境旅游受到大力支持，国内旅游则处于不鼓励、不支持的状态。因此，全国主要的中心城市、沿海城市和口岸城市成为入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如长江下游地区的上海、杭州、南京等，旅游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初步的影响，为以后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可进入性低或国际知名度不高，因而无法吸引到更多的国际游客，旅游业发展缓慢，旅游业与城市自身的发展基本未形成作用机制，二者处于散漫型发展状态。

2）1999年，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城市旅游协同发展类型依次为散漫型、肇基型、肇基型（图2），协同度分别为4、18、18。这一时期，入境旅游继续深入发展，国内旅游逐渐起步，行业管理体系开始形成，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领域逐渐转向旅游市场。因此，旅游流开始由主要的中心城市转向一些省会城市及地级市，如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汉、岳阳、九江等，使得该地区的旅游业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初步的作用关系，城市旅游协同性转为肇基型;长江上游地区由于地处西部，交通可达性仍然是制约其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仍保持散漫状态;长江下游地区在继续发展入境旅游的同时，开始推进国内旅游，城市旅游协同性继续保持肇基型。

3）2008年，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城市旅游协同发展类型依次为肇基型、肇基型、整合型（图3），协同度分别为31、44、108。这一阶段，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基本形成了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均衡发展的态势。旅游创汇不再是主要目标，出境旅游发展迅速，长江下游地区的上海、杭州、南京等现代都市成为主要的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合肥、宁波、苏州等次级城市成为这些现代都市的主要客源地，使得该地区的旅游业与城市自身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强，城市旅游协同性转为整合型;政府主导作用的加强，入境旅游市场的改善，使得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保持高速發展，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汉、长沙等城市旅游消费持续增长，使得该地区的城市旅游协同度有了较大提高，但仍属于肇基型;同时，城市之间的旅游往来日益频繁，彼此互为客源地与目的地，长江上游地区的重庆、成都等城市的旅游消费增长迅速，旅游业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城市旅游协同性转为肇基型。

4）2018年，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城市旅游协同发展类型依次为整合型、整合型、协同型（图4），协同度分别为165、143、351。这一阶段，入境旅游增长缓慢，出境旅游持续高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旅游客源地，追求品质化生活成为该阶段城市旅游的主要目标。长江下游地区的诸多城市继续作为主要的国际旅游客源地和国内旅游目的地，加强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旅游发展与城市建设处于协同发展状态;长江中游地区仍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尤其是武汉城市圈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旅游协同发展的需求日益增强，亟需加快城市旅游的整合型发展;长江上游地区在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之后，得益于发达的现代交通系统与较高的资源禀赋，逐渐受到更多游客的青睐，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协同度有了极大的提高，目前正处于高速整合阶段。

综上所述，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协同度整体呈上升态势。1990—2018年，受中国旅游业及政治经济态势的影响，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城市旅游协同性均从最初的散漫型发展为整合型，协同度分别提升了163和136，未来将进一步朝着协同型发展;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旅游协同性较好，协同度提升了333，从开始的肇基型最终发展为协同型，旅游发展与城市建设目前已步入协同发展状态。

3  小结与讨论

3.1  小结

1）构建了科学有效的城市旅游协同度模型。城市旅游协同度反映了旅游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协作影响程度，其本质是区域内的旅游人口和空间流量（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共同作用的过程，同时受到交通可达性的影响。

2）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协同度的时空结构演化反映了城市旅游的发展趋势。1990—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协同度在逐步提高，发展类型也从散漫型逐渐向整合型、协同型转变，旅游发展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建设越来越和谐。可见，旅游业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是大势所趋，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城市旅游协同度的时空结构演化符合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基本规律。城市旅游从最初的以创汇为动力发展到现在的以追求品质化生活为目的，是从物质到精神的跨越。城市旅游协同发展也遵循此规律，最初以经济协同为目的，现在则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元协同发展为最终目标。

3.2  讨论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对应长江下游、中游、上游地区，是中国新一轮经济战略的重要支撑带，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结合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长江上游地区，应突出重庆、成都的双引擎支撑作用，发掘中国西南旅游资源的巨大潜力，加强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加快城市旅游的协同发展。

2）长江中游地区，应注重武汉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加强与武汉城市圈的联动发展，加速资源整合，整体推进区域旅游与城市发展的一体化与协同化。

3）长江下游地区，应充分发挥上海等国际大都市的引领作用，加强南京、杭州、合肥等次级城市的协同建设，借助长三角城市群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推进该区域的旅游业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协同发展。

4）交通建设方面，应结合《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突出快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骨干作用，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交通网络，保证区域内的旅游人口与空间流量自由运转，实现城市内部及城市之间的快速通达，提高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的整体通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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