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意识下所绽放的文化品格

关键词:元杂剧　传奇英雄　苦难意识

摘　要: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下的元杂剧作家,既失却了传统文化背景的支撑,又在新的社会中无法找到新的心理依托,因而对苦难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的认识。所以,那些解除苦难的英雄就成为了他们现实中的创伤在潜意识中修复与补偿的最好工具,惟其如此,他们在深重的苦难中才没有枯萎、没有失去光泽,并激发出抗击苦难的文化品格,同时也成为了他们生命得以存在的最好理由。

叔本华曾指出:“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就人生的本质而言,苦难并不是—种暂时的遭遇,只要人的意识不灭,苦难就必然伴随,它是贯彻于人的整个生存过程之中的一种永恒性的存在。因此,苦难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是可以意识到但无法摆脱的存在的痛苦。元杂剧作家们正是看到了这个永恒的存在,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放弃对苦难的描述。尽管在元杂剧中下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往往因英雄的出现或英雄的存在而暂时得以消解,但他们不厌其烦地对生存苦难的描述,却不仅仅是一种揭露和抗议,也不仅仅是一种希冀和祈求,更是他们对苦难意识与在苦难意识下所形成的文化品格的一种曲折的表达。

一、苦难意识的成因

郑骞说:“元朝在异族之下,种族待遇的不幸、帝王的昏虐、特权阶级的骄横、权臣猾吏的贪纵不法,这一切组成了—个世纪的黑暗政治、畸形社会。当时的文士们乱世偷生,蹙蹙靡骋,对于这样的政治社会,具有一种由厌恶、恐怖与悲天悯^、之感交织而成的苦闷。当这样—种无法解脱的苦闷成了—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主导情绪时,他们笔下的士人遭遇就不能不染上时代的色彩。”元杂剧作家的苦难意识,来自于—个异族统治的时代。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下的元杂剧作家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却无奈地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带着肉体私心灵中的伤痛,他们被孤独地放逐于充满威胁的社会之中,既失却了身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背景的支撑,同时又在新的社会中无法找到新的心理依托,因而在生活中逐渐沉淀着难以明言的苦闷与孤独。

沉重的心灵创伤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既焦灼于莫名的恐慌_心境和无助的自卑情结,又痛苦于在现实世界感受中积淀了过多的否定性情绪。这种对生活与环境的重大感受,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与社会问题的增加而不断强烈。故而,元杂剧中有时带着浓重的对整个社会与人生的幻灭感。“世事云千变,浮生梦一场。”(《西蜀梦》)就是这种幻灭感的最好注脚。放眼望去,他们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除了混乱与黑暗,实在没有其他的出路。这一切,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心态。吴伟业在《北词广正谱序》中说元杂剧“几不减屈子离忧,子长感愤”;谯进华说:“阅读元杂剧,接触其中的士人形象,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面前流露出的郁闷不平的沉痛呼号。”这种“郁闷不平的沉痛呼号”的创作是来自他们对苦难反复的品味与咀嚼,反映了元杂剧作家们对苦难意识的深沉思索。“相逐着古道狂风走,赶定长江雪浪流。痛哭悲凉,少添僝矁,拜辞了龙颜,苦度春秋”(《西蜀梦》),是他们心中真实的感受。理想主义文学传统中关于道的内容在他们的笔下彻底消解了,他们所展示的,是芸芸众生在经历了重大社会变革后真实的人生形态。

二、苦难意识的表达

元杂剧作家相对于其他朝代的作家来说,偏于以直觉来写作,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被元朝统治者的铁蹄所踏破,作家们在创作上受到几千年来社会责任、文以载道等各方面的限制的心理责任感也慢慢地在心中消失。所以,他们一方面执著于真实的世俗生活,同时又深感生命无常的苍凉。在他们看来,平凡的人生才是实际的人生,只有于平凡的现实人生中才能切实地把握生命的情趣与悲欢。惟其如此,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山能更接近市民的真实生活与真实愿望,写法往往都比较自由舒畅,注重内在感觉。不自觉地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同时又以理想主义的手法描绘出了百姓心中理想的英雄形象,开创了一片完全平民化的文学天地。同时,由于缺少传统的文化背景做依托,倒门潜意识中对传统化的渴望就比满足的感受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影响,更会从中获得创作的动力。

在时代荒凉的背景下,在对芸芸众生人生处境的悲剧性的观照中,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生的残缺和生命的悲哀。《西蜀梦》中为“蜀汉”基业出生^死、功勋显赫的关羽和张飞一改昔日的光辉形象,以一种昏惨渗的冤魂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哭存孝》中“啥死忘生扶社稷,苦征恶战统戈矛”,经历“十生九死,万苦千辛”的李存孝,却被小人构陷,含冤丽死,更是充满了悲凉的气氛。表达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运作的深层次的思索与认识。生活在乱世之中的人们,即使是英豪如关羽、张飞者,尚且会“横亡在三个贼臣手,无—个亲人救”,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了。“关将军美形状,张将军猛势况,再何时得相访?英雄归九泉壤,则落的河边堤土坡上、钉下个缆桩。坐着条担杖,则落的村酒渔樵话儿讲。”(《西蜀梦》)这是对逝去英雄的怀念,也是对英雄结局理性的思索。“可以说,‘英豪死了’便是《西蜀梦》的主题;在英豪轻易地死于小人之手的时代,谁来救天下苍生。则是《西蜀梦》的潜台词。”

描绘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不幸遭遇,写他们如何在命运的巨大压迫下被粉碎时,实际上也宣泄了自己在那特殊的时代中所感受到的内心深处的悲凉。明人胡侍在分析元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时说他们“以其有用之材,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真珠船》卷四),道出了元杂剧作家们深重的苦难意识。天道无亲,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根本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一己人生的沉浮变幻,人唯有茫然、惘然。这样的体认成为他们下意识的创作心态,也可以讲是他们对人生的稳定把握的一部分。

三、苦难意识下的文化品格

异族的统治给元代的心灵造成了创伤,必然使他们在潜意识中得到修复、补偿,也必然使他们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统治者的敌对情绪。对社会的否定和敌对情绪,使元杂剧作家们远离了中国传统的温柔敦厚,而是在笔尖上刻意发掘着种种社会阴暗的主题,借以宣泄他们对那个冷酷生活环境的不满和仇恨。元杂剧的题材、内容多涉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层面和人物,并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伍员吹箫》中的奸贼费无忌一上场就说:“别人笑我做奸臣,我做奸臣笑别人。我须死后才还报,他在生前早丧身。”而“曾西除东荡,把功劳立下几桩桩”、“则待要佐君王稳坐在渚侯山,长享着万邦玉长帛,永保着千里金汤”的伍员却无容身之地。这是对丑恶的社会现实所表现出来的—种深深的忧虑。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中更是以一段叉一段的血泪唱词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百姓的痛苦生活:“百姓每怒嫉能妒色,损臣僚重宰;力假三市诸侯恨荒淫好色,布八方四海;史官每骂轻贤重色,传千年万载。那其间正值着饥岁时,凶年代,普天下并

役当差。”“比及垒起基阶,立起梁材,百姓每冻饿死的尸骸,成山握盖。那座摘星楼兴工了数载,不曾动分毫府库资财。”马致远借戏中儒生之口抒发了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对黑暗统治的反抗,希望能有“明君”出来改朝换代。

对于这个充满危机感的社会,人们本能地惶恐着,惊怕着,渴望有救世的英雄能够出现。“笔尖能摇山岳,剑锋可摘星辰。叹英雄何日朝闻道。盼杀我也玉堂金马,困杀我也陋巷箪瓢。”(《萧何月夜追韩信》)“呀,据着你英雄、英雄慷慨,堪定那社稷、社稷兴衰。凭着你文武双全将相才,则要你扫荡云霾,肃靖尘埃。将勇兵乖,那其间挂印悬牌,便将你一日转千阶,非优待。”(《单鞭夺槊》)这些充满了对现实的无奈与对英雄渴望的唱词,准确地写出了他们心中真实的思想与渴望对苦难现实的超越。中国有句尽人皆知的老话,叫作“乱世出英雄”,这句话再直白不过地折射出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英雄崇拜情结”了。所以,每逢神州大地沧海横流之际,备受血与火煎熬的人们都会心急如焚地互相追问:救世的英雄何时横空出世?由于元杂剧作家对苦难生活的强烈感受,使得元杂剧的作家们在创作中更乐意认同那些最易为社会所伤害的小市民,元杂剧的作家们身上流淌着传统文人的血液,但又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具备着真实的平民意识。他们笔下的英雄形象能包含着对平民百姓生活的深深理解和同情,引出老百姓的共鸣而顿生亲切温馨的感觉。因为这些英雄形象,代表和象征着广大平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愿望。与此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通过塑造英雄形象,元杂剧作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补偿。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诗人的创造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自卑的一种自我补偿。正是由于这獭惜难意识自我补偿的存在,那些身处苦难中的元杂剧作家与广大下层的老百姓历经磨难的生命,非但没有彻底地堕落,也没有枯萎、失去光泽,反而在艰难的挣扎中仔细品味、体察人生苦难的丰富底蕴和幽远况味,激发了抗击苦难的顽强毅力,并在苦难的困境中从容不迫地走向前方。

作者简介:王俊德,文学硕士,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研究。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7页。

谯进华:《元杂剧中士人心态管窥》,《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

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收入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4页。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阿德勒著、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台北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