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花》作者任德耀的欢悦和内心挣扎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任德耀写了儿童剧《马兰花》，一举成名。这部小孩子和大人都喜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瞩目、有歌有舞的美丽童话剧，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史上一部经典。几十年来，作者勤奋耕耘，不断做出新的成绩。然而，作为一位富有潜力的戏剧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才华，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任德耀早年就读于国立剧专，是曹禺、张骏祥的学生，当时专攻舞台美术。一次偶然的机遇，使他改变了专业的方向。

1947年春末，上海的气候虽然还很寒冷，但是杨柳枝上却已经透出米粒般大的新绿。当时任德耀同友人张石流在为儿童剧《表》排戏，廖梦醒（廖仲恺的女儿）突然找到他们，说今天孙夫人要见你们。这消息使得两个青年兴奋不己。

办公室的门打开，宋庆龄出现在他们面前。

她端庄地坐着，身着黑包丝绒旗袍，外面罩一件白色绒衣，抹着口红，正抽着烟，姿容秀丽，头发平滑光亮，浑身散发出一股动人的魅力。

她以带着浓重浦东口音的上海话说：“我们现在的国家，并不是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家。无数孩子在受冻挨饿，我们不仅要在物质上帮助他们，而且要给他们精神食粮，要他们看到未来，看到光明。”宋庆龄的一席话，打动了年轻艺术家的心，影响了任德耀一辈子，也促使他成了一位中国现代儿童戏剧的大家。

中国的儿童剧作为一个重要又被大众广泛认可的样式，大约有百年的光景。开山鼻祖，一般认为是黎锦辉。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麻雀与小孩》等13部儿童歌舞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受到少年儿童与家长的广泛垂青，不愧是儿童戏剧的优秀代表。而在黎氏前后，由于战事频发等各种原因，上乘的儿童剧实属寥寥。至50年代，在人们的热切期望中，任德耀的两部大型作品《友情》和《马兰花》问世了。

作为政治家，宋庆龄自然为万众瞩目。但她对文艺，也完全不陌生。她在上每中西女塾读书时就参加过童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后来留学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撰写过散文《阿姨》。这些实践，使她对文艺作品的特殊形式比较熟悉。所以，在同任德耀及其他朋友接触时，对儿童剧的写作与排练，往往会成为他们聊天及商谈的一个内容。

任德耀是扬州人，扬州多出才子。到国立剧专接受正规教育以及学习期间，他受到当代几位大师的悉心教诲。因此，虽是专攻舞美，但是他对戏剧的各种元素都比较熟悉，提起笔来至少不会感到陌生。

从作家的年龄来说，任德耀开始写剧本不算早。拿他的老师来比较，曹禺写《雷雨》23岁，吴祖光写《风雪夜归人》18岁，而任德耀过了30，才开始动手撰写剧本，当时甚至连一支钢笔也没有（他搞舞台设计不用钢笔）。然而，他有着自已特殊的优势。

同宋庆龄的持续接触使任德耀在精神上获得一种迫切要为孩子服务的激情。1950年，世界和平大会在波兰华沙召开，宋庆龄委托任德耀前往参加大会。

由此他得到了同巴金丶黄宗英等一起去华沙和苏联等地考察的机会。这些活动，使他对苏联一整套运作儿童戏剧的方式，有了具体的了解。当火车疾驰在西伯利亚草原上时，任德耀不禁兴奋地写下：“以前我爱我的祖国，现在我更爱我的祖国了。”

《马兰花》写于1955年。这出童话剧的每项元素（导演、表演、舞美）都达到相当水平。场面热烈，舞台上色彩缤纷；人物刻画也比较生动；台上台下的交流，导演处理得极具特色。整台戏，好看，好玩，又有意思。在编导统一构思下，各位艺术家通力合作，从而取得了不凡业绩。多年来，全国几十个儿童剧团，加上俄罗斯、美国、日本、挪威等国家及台湾地区，多会把《马兰花》视为少年儿童和家长的一件珍品，来加以玩味和欣赏。

其实，《马兰花》并不是任德耀写的第一部大戏。他的第一部大戏写于1954年，是《友情》。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可以同《马兰花》平分秋色。

《友情》写的是新中国少年儿童的生活。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任德耀不仅有新鲜感，同时长期以来积累在他心中的生活素材，大量向他涌来，使他有充分的余地加以选择和运用。经过提炼，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很快出现，构成戏剧的要素也得以成形。在写作过程中，他深情开掘现实生活美好的事物，尤其是表现出青少年们那种灵魂对灵魂的诱惑；而这种表现通常是不动声色的。作者竭力避免通过人物之口把自己想说的话直接说出，而是含蓄地透过戏剧事件与人物形象让自己的见解得到自然的流露。

在《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任德耀的思想性格中，有着可贵的童心。他对儿童、少年有着一种热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使他往往能够无意识地去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往往是辨别一个儿童作家能否真正写出好的儿童作品的试金石。曹禺在北京看了《友情》后这样说：“儿童剧就是要这样写”。他了解自己学生在舞台美术上已经有所成就，而今又看到他能在儿童戏剧方面独树一帜，曹禺自然特别高兴。

任德耀先后创作并演出的两出大戏《马兰花》及《友情》，在中国儿童戏剧领域有着不凡的意义。它们对中国儿童剧和儿童戏剧表演团体，起了“定位”的作用。

尽管中国的儿童戏剧，至少在“五四”前已经活跃起来，而且在稍后的时间里也出现过如石凌鹤《乐园进行曲》这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完整的作品。然而，对于绝大部分儿童戏剧工作者来说，他们都还没有机会直接或者间接看到过这一类演出。换一种说法也就是，1949年以来，在《友情》《马兰花》问世之前，我国的儿童戏剧队伍，对于从内容到形式都适宜于国情的儿童戏剧，尚缺乏具体的认识与切实的了解。而这两出戏，从作品的完整性、影响的广泛性来审视，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儿童戏剧起到了定位作用，恰如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为中国的话剧起到定位作用一样。

随着中国儿童剧团的正式成立，任德耀等戏剧人在苏联等地的考察，剧团的格局逐步完善。嗣后，北京、武汉、辽宁各地的儿童剧团相继成立，儿童剧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进一步得到全国文艺界的承认与肯定了。

对于任德耀来说，他深知，要把宋庆龄创办的剧团搞好，首要的，是要不断有优秀的作品问世。《友情》《马兰花》已成历史，新的题材，需要不断涌现。

任德耀不是属于那种对生活有所感触就能一挥而就的作者。他在创作中往往要反复推敲，尤其是人物性格的把握，总要力求准确与得当。在《马兰花》的写作中，他就遇到过一个难题：这出戏中的大兰、小兰，一个好人一个坏人，人物性格各异。戏剧进行中，情节的变化，跌宕起伏，可看性也比较强。

但是，过了几年，有人却以政治分析来解释人物，说小兰是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角色，介于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之间；甚至要替童话中的老爹、妈妈来划分阶级成成分，这不禁使任德耀感到匪夷所思。

任德耀是个活跃的人，喜欢动，喜欢小孩子，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发牢骚，有时弄得人家下不了台。这大概像他的老师张骏祥：在重庆，有一次任德耀搞的布景不符合张先生要求，张骏祥暴怒地将布景片全部撕下。任德耀当时并没有迁怒于张先生，但老师的脾气多少对他有点影响。

写了两部戏，任德耀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段落。他通过艺术实践，感到积累了一些经验。平日，他很注意对少年儿童的观察与揣摩。他有一个习惯，或者说是个嗜好，就是坐在观众席里同学生一起看戏。看戏时他注意力高度集中，观察孩子们的反应。他感到这是熟悉小观众的方式，也是体察他们审美心理的良好途径。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任德耀决定写《小足球队》。

这是一台现代戏。作品描绘了一群爱踢足球的少年人的思想风貌。戏里有一对堂兄弟：黎明和路阳。他们思想性格不同，做法也不一。戏剧事件在作者设置的纠葛中，展开冲突，表现了不同人物的个性。风格清新，气韵生动。作者刻画的老师，也避免了说教的倾向，亲切可人。作品得到了少年儿童的广泛欢迎。

然而，1963年，正处于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人士，对文艺作品，什么都要朝阶级斗争这边靠。

明明是小朋友踢踢足球，也非要弄个阶级敌人出来。然而，艺术家写戏，是有总体构思的。孩子之间闹意见，有冲突，两个足球队搞分裂，有的人有私心，把队伍拉出来，都可以。这中间，可以写同学之间不同的想法与做法，也可以有旁人的参与，可以有老师的加入。但是，如果偏要写孩子学坏，让坏人给教唆，那么戏的整体格局就要变化，实际上就是要另外写个戏了。

然后，现在这样写是过不了关的，一定要有个坏人。任德耀冥思苦想，就想出了“爷叔”这个人物。但是，人物的设置很麻烦，把这个“爷叔”写得仅仅是方法上不得当，那就会给人觉得他不够坏，让人恨不起来；如果写得太坏（比如写成一个特务），又不妥。这使他感到无所适从，因而内心十分苦闷。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作者，人云亦云，写出来的东西自已并不认可，却要照着领导的意图随便作删节的事情，任德耀不想做。由此，他感到苦闷，他觉得内心在挣扎。

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是1963年的初冬，我去静安寺一家小饭店吃面，忽然见到任先生。他独自坐着，愁容满面，面前是一盘炒三鲜，一面喝着白酒。我见他好像有什么想不开的心事，就陪他坐在一边。酒量不好的他，喃喃地说：“小足球，踢不出来。”我知道，他是指要阶级敌人来腐蚀孩子，写不出来。

结果，剧本是写成了，戏也上演了。但是，作品总让人感到有些地方不顺，太勉强。“爷叔”这个人物是硬造出来的，由于是表现孩子踢球，当然不能写那个“爷叔”杀人放火，只能写他不讲体育道德，喜欢吹牛之类。但这样写，从人物来说，只是意识问题而达不到犯罪的地步。为了表现阶级斗争，就只能处理成最后将他逮捕法办。

人物模糊不清，作者本来的意图走样，任德耀是有苦说不出。

在当时这个年代，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也就是在《小足球队》上演之前，住德耀排过一出叫《哈克佩利芬》的外国戏剧，从本子到彩排，演职员吃尽辛苦，把戏搞出来，结果审查者以一句“人性论”，就把作品给否定了。当然，这一类事情，在往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

历史翻过1976年这一页后，任先生在宋庆龄的激励和爱护下，又以新的面貌投入了儿童戏剧工作。

我18岁进儿艺，在这个地方呆了半个多世纪。对任德耀，我算是大体上了解。他对儿童剧的热爱与执着，是极真切的。他的同学、老友，97岁的刘厚生先生说，德耀活到80岁，他的精力都放在儿童剧上了；算起来，他的儿童剧作品已有大戏14个，小戏约10个。刘厚生说：“我想他可能是中国儿童剧作家中写得最多的人之一”。

我不夸张地说，任德耀以自己诚实的劳动，使中国儿童戏剧的整体层次，在世界范围内跨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