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佑思京张高铁上的“歪果仁”

“接车进入空闲。”

“接生接近无限？”

当高佑思听到车站值班员李师傅告知的接车指令时，他又闹了个小笑话。一段讲述这位以色列人在长城脚下“修”京张高铁的微纪录片在网上播出不过几日，全球浏览量就将近5000万。

戴着安全帽的高佑思在地下隧道绑完钢筋后，来到食堂准备吃午餐，他遇到来自河南的顾师傅，问起对方工种，顾师傅说：“我是钻芯的。”高佑思虽能讲中文，但这个铁路专业词语还是难住了他——“好吧，听不懂”。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和工人“尬聊”。他的“无厘头”问题常让工人们觉得这个浓眉大眼的外国人很好玩儿，很快他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之后，顾师傅关注了高佑思的视频号，成为他的百万粉丝之一。

和《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当时的“铁路体验”，高佑思睁大了眼睛：“太冷了！”

“穿越”两场北京奥运会

这部影片拍摄于零下20多摄氏度的北京，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宣传片之一。2019年1月，冬奥会宣传团队找到高佑思，请他协助拍摄共25集的冬奥宣传片，让全世界了解北京冬奥会的筹备情况和中国的冬季美景。第一集以京张铁路为主题。1909年正式通车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设的第一条铁路，而正在建设的京张高铁将连通冬奥会三大赛区——北京、延庆和张家口。

跟北京冬奥组委会商定了拍摄内容后，高佑思和他的团队花了10天做策划，再到长城脚下实拍5天。除了15分钟的微纪录片版本，他们还把视频素材剪出另外两个版本：一个是信息量密集的3分钟版，主要给外国人看，让他们快速理解中国的一个侧面;另一个是30分钟版，将在北京电视台播出。

北京冬奥会宣传团队看中高佑思，是因为他一系列好玩、有思考、接地气又带有外国人视角的视频。2017年，高佑思和几位好友创立“歪果仁研究协会”（简称“歪研会”），到街上随机“拦截”外国人，请他们聊在中国的生活体验，并把聊天过程拍成短视频，在中国和海外的视频网站上播放。

他们的第一个视频讲的是外国人用微信红包的体验。发红包是中国习俗，微信又是中国流行的社交APP，对外国人来说，微信红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体验”。当时，一位外国姑娘迷上了“微信抢红包”，她加了100多个群，最高的战绩是抢到8000多元红包。高佑思也开玩笑：“我的手机必须24小时满电，不然我就感觉自己会错过1个亿！”还有一次，他们上街请外国人做阅读理解——“明明明明明白白白喜欢他，但他就是不说”，请他们断句并回答两位主角的名字。

这些“笑果”十足的视频还融入了对多元文化的思考。比如，他们街采那些使用交友APP相亲的外国人。一位女孩不喜欢对方，用中国式的借口“我家还有事”先走了;而在另一场相亲活动中的男生听到女方说“我家还有事”时，依然在期待下次见面。团队把这两个不相识的人所说的话剪辑在一起，用“毫无关联的生活片段”来展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不同理解程度。

这些视频很有巧思，在各大网站发布后，获得极高浏览量。但是，看起来轻松愉快的视频，拍摄过程却不简单。一般来说，他们要成功街采50人，才能选出既好玩又有信息量的10位，剪辑成短片。可是，街采的拒绝率很高，想要采到50人，他们至少得找到150人。起初，他们在五道口找外国人，但太过频繁，以至于“后来人家一看到我们就跑”。

高佑思说：“我们想让中国人了解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也想让外国人看看中国日新月异的改变。”为北京冬奥会拍视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它的工作人员”，对高佑思来说有种“穿越感”，因为他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现场观众。

追《奋斗》，练中文

2008年夏天，高佑思一家从以色列移居香港，路过北京时在这里待了几天。当时，全北京都沉浸在奥运会的喜悦中，高佑思和爸爸一起到鸟巢看田径100米比赛。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偶像——世界飞人博尔特。采访中，想到10年前见证博尔特破了自己的纪录那一刻，高佑思手舞足蹈，甚至毫不迟疑地喊出当时的战绩“9.69秒”。那会的他不懂中文、不会英语，和许多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一样，因为这个盛会才开始了解中国。

奥运会结束，高佑思便到香港的一家加拿大国际学校读高中。他修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课程，毕业时要提交1万字的论文。他把目光放在快餐店员工身上，去麦当劳和员工、老板聊天，还去图书馆、政府网站查了很多资料。最后，刚学英语没几年的他却写出了一篇满分论文，分析香港的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快餐行业的经营和管理。

高佑思说自己“喜欢体验不同人群的从业经历”，特别关注普通从业者，因為这些人的生活与他的经历有很大反差，让他十分好奇。高佑思的爷爷奶奶都是以色列的科学家，今年春节《流浪地球》火了以后，奶奶还拍摄了一集解读太空的视频。他的父亲高哲铭是位有24年经验的空军飞行员，曾在以空军基地工作，执行过重大飞行任务，后来从商，创办了英飞尼迪公司。能飞天、能经商的父亲，经历过人生的起起伏伏，是儿子的导师，经常告诉儿子“要勇于尝试”。高佑思说：“我胆子挺小的，怕恐怖片、怕气球、怕烟花、怕做手术，但我爸爸总是鼓励我尝试新事物。”

在香港待了几年后，高佑思觉得那里“太国际化了，大多数人讲英语和粤语，可我更想了解中国内地，学普通话”。于是他来到北京，在对外经贸大学学中文，想去北大、清华上大学。不过，中文基础还很薄弱的他在入学考试中失败了，他不放弃，准备“二战”。练中文的方法之一是猛看电视剧，他追的第一部剧是《奋斗》，讲述几个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奋斗的故事，这和高佑思在北京见到的青年很像，让他很有代入感。他喜欢剧中角色陆涛，因为“扮演者佟大为很酷！尤其是他的儿化音特别有意思”。他还迷上了演员马伊俐，“她完全颠覆了我对女性的审美，有一头利落的短发，很漂亮也很有个性”。那时候，看一集45分钟、没有字幕的《奋斗》，他要花3个小时，看一句，停一下，琢磨对白的意思。他说：“看剧学外语时，如果荧幕上有字幕，那就是在作弊！”

“二战”北大期间，高佑思还去蹭课。他去上张维迎、周其仁、林毅夫等经济学家的课，不过，“如果老师有口音，我上课一句话都听不懂”。高佑思只好把老师上课的PPT拍下来，回家后自己对着照片复习。这个“笨方法”却给了他回报，参加北大面试时，高佑思运用蹭课“偷师”学来的经济学知识作答，顺利过关，成为北大历史上首位以色列本科生。

呈现小众者的生活体验

“我在北大4年，都在做实践。”高佑思说，“在北大，创业者是一群真的很想改变世界的人。”

北京大学离中关村很近。高佑思下课后会和同学去中关村有名的创业大街吃饭，“你走在那里随时都能看到科技公司、创业咖啡馆、孵化器，有时候走进一家咖啡馆，旁边的人都在聊创业，吃个饭都会被这个环境‘洗脑’。”中国的政策也鼓励大学生创业，高佑思深深地迷上了这种创新实践氛围。

因为爱足球，高佑思结识了北大的方晔顿、南开大学的刘祺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张希曼，他们先是一起拍体育视频，后来办“歪研会”。去年，他们想做个全新栏目，在一家咖啡馆讨论方案。被高佑思称为“团队脑洞”的刘祺想出了一个方案，让高佑思体验各种工作，以呈现中国社会。于是，高佑思做了快递员、机场地勤、餐厅服务生等，还创业卖秋裤。这便是《别见外》这档“以色列小伙变身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栏目。

在“賣秋裤”这一集里，高佑思和几个外国朋友对市场分析不够，亏了2万多块钱。视频中的高佑思和朋友挤在中关村的小办公室，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他开始做“歪研会”的地方，高佑思很喜欢它，因为那种“拥挤、紧张的空间能让你觉得你在做一件紧迫的大事”。

3个月前，高佑思搬到了位于朝阳区的新办公室。那是个宽敞明亮的联合办公空间，许多家公司租用同一个公共办公区。他念叨：“我还不习惯这里。”但这个联合办公空间正反映出一些新创企业的工作氛围：来去自由，与其他团队零距离接触，能方便地分享资讯、创意、人脉，甚至能创造投资机会。

无论在哪里，高佑思总是团队的“活宝”。采访中，高佑思和记者聊到《流浪地球》。他兴奋地指着杂志封面上的刘慈欣头像问：“我可以上封面吗？”方晔顿和刘祺调侃道：“我看到你了，你在这里！”然后指了指封面上的地球表面。高佑思大笑。虽然他是“歪研会”的会长，但他和伙伴们相处得轻松、平等。他说，40多位成员“为真心想实践的想法而努力”，如果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他就让他们去完成，这是团队一直能创作出爆款视频的关键。

“在中国，犹太人是小众，外国人是小众，我们拍摄的各行各业从业者也是小众。”高佑思说，他一直在做的事就是体验各种小众人群的生活，再把这些故事分享出去。但他有个小遗憾：“在北京几年，我一直跑来跑去，没能坐下来安安心心读书。”他想以后一定要再回校园，或许再读经济学，也或许读人类学，但还是会继续当一个“在中国的生活实验者”。

高佑思 1994年生于以色列。2008年随家人移居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北大首位以色列本科生。现为跨文化视频内容公司“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