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骨研究综述

[摘 要]汉代人骨遗存南北方均有发现，但正式发表的以西北、东北边疆地区最多，东部地区及南方因埋藏环境及技术投入等限制，研究的并不深入。汉是继秦之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帝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群的流动也相对稳定，本文拟对今日疆域内汉代人骨研究状况进行总结。

[关键词]汉代；古代民族；古国；古病理；科技手段

汉代人骨材料正式发表的以西北、东北边疆地区居多，这些材料大多与鲜卑、匈奴、乌孙等文献中所记载的族群有关，如与鲜卑相关的完工墓葬、扎賚诺尔墓葬、南杨家营子墓葬、三道湾墓地、叭沟墓地、东大井墓地、吉林大安渔场墓地材料；与匈奴有关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葬材料；与乌孙可能有关的昭苏土墩墓材料，与乌孙及车师有关的石河子南山堆墓葬材料。另外还有新疆楼兰城郊古墓、尉犁营盘汉晋墓葬、新源鱼塘、圆沙古城、陕西澄城良辅墓地、老山汉墓、山东济宁潘庙、临淄所出材料。南方地区则因自然条件限制很难保存骨骼，发现材料极少，已公布的有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湖北巴东县孔包汉墓。

目前这些人骨材料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人种学分析。如潘其风与韩康信认为，完工组与北极蒙古人种相似的程度较多，可能含有一些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因素；扎賚诺尔组可能以北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为主；南杨家营子组主要与北亚蒙古人种相接近[1]。通化万发拨子墓葬中两组材料，研究者认为都属于古东北类型[2]。老山西汉墓女性墓主体质性状“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较为接近”，“与殷墟中小墓组所代表的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土著居民最为接近”[3]。呼和乌苏墓地的7例战国至汉代标本，魏东认为“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接近，与东北亚类型也有一定程度的接近”，与华北近代居民及“古华北类型”最接近[4]。

2、基于人种学分析之上的古代民族、古国的研究。如，叭沟墓地东汉至北魏的材料，研究者认为“印证了‘拓跋鲜卑与东部鲜卑在种系上是同源的’”[5]。吉林省大安渔场墓地人骨“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形态上的一致性”，其最为接近的近代组是蒙古组和通古斯组，古代组是朝阳鲜卑组，“从人种学的立场支持了有关学者关于大安渔场墓地的族属应为早期东部鲜卑的推断”[6]。陈靓等将内蒙古东大井东汉墓人骨同完工、三道湾等汉墓及外贝加尔匈奴、山嘴子契丹墓葬标本联系，认为“北亚人种成分是扎賚诺尔、南杨家营子、三道湾、东大井和朝阳等组的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居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二者同源，且“拓跋鲜卑居民与北匈奴人有着不可分割的种系联系”，而“东大井组和山嘴子组的契丹人也有不同程度接近”，但契丹人“可能与颅型偏高的南匈奴人存在着某种种族遗传学联系”，南匈奴和北匈奴的分裂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体质特征上的差别[7]。新疆石河子南山石堆墓男性顱骨特征显示与中亚两河类型最接近，98SSM6出土的头骨有少量蒙古人种因素混入，女性颅骨特征表明还有地中海类型因素参与。结合文献及考古研究，作者认为石河子南山组头骨与乌孙人、车师人有较密切的联系[8]。新疆昭苏土墩墓与与国外一些地点的乌孙颅骨比较，得出与天山乌孙组显得最接近，且乌孙人类学类型“主要成分接近安德洛诺沃型和中亚两河型，还有少量的北欧性”，据此提出了相关的迁徙及乌孙史问题[9]。

3、区域性的研究成果总结。朱泓等对汉代及以后的东北、西北地区与古代车师、鲜卑、高句丽、渤海、吐蕃和契丹等族有关的材料进行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10]。

4、文化习俗与古病理相关的观察与研究。如朱泓对潘庙汉墓人骨做了口腔疾病及颅骨人工变形的病理观察。陈靓推测营盘墓地人骨中12例环状变形颅“可能是自小用绷带围着额部四周环绕…使头骨向后方补偿性生长”，且营盘居民多患有口腔疾病及严重的臼齿偏斜磨耗，应“与其饮食结构和日常劳作有关”[11]。上孙家寨墓地3具头骨上穿孔的开口形态显示是明显的开颅术[12]。韩巍对陕西澄城良辅墓地材料也做了口腔疾病、创伤等病理的分析[13]。

5、DNA分析、同位素分析及颅像复原等手段的运用。如老山汉墓女性墓主“DNA序列属于亚洲M谱系…与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4]，并采用三维技术进行了容貌复原[15]。澄江县金莲山材料食谱分析得出肉类食物占有很大的比例，水稻是其主要食物之一，饲养业应较发达，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较相符[16]。圆沙古城15例线粒体DNA数据与新疆其他地区古代人群及中亚现代人群的线粒体DNA比较知“与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该人群属于印度—阿富汗类型相吻合”“系统发育及多维度分析表明圆沙古人群主要体现了早期欧亚大陆人群由西向东的迁徙事件”[17]。

综上目前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及新疆地区古国族群的研究相对深入。如朱泓总结认为匈奴“人种构成是多元的”“北匈奴中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居民很可能就是在大漠以北的草原居民中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境内鄂尔多斯草原和乌兰察布草原等地区所发现的东周时期有关人骨材料，很可能就代表了南匈奴的祖先类型”，二者体质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了最终的分裂[18]。此外还对与鲜卑、契丹、蒙古相关的人骨材料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证实三者“在人类学特征上的确是颇为一致的，均属于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林西县井沟子西区墓葬材料显示出与三者在体质特征上的密切联系，“他们或许就是学者们探寻已久的东胡”[19]。此外众多材料的分析明显可以看出新疆地区人种类型有着过渡性质，包含有不同比例的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两个大人种的成分。

其他地区发现的标本稀少且多残损，想要做地域性的或是跨时代的研究十分困难，相信随着更多材料的发现，以及更先进科技的投入，更多跨专业的交流，各区域的人类学研究会实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潘其风、韩康信，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J]，考古学报，1982，（1）：117～136

[2]贾莹、朱泓等，通化万发拨子墓葬颅骨人种的类型[J]，社会科学战线，2006，（2）

[3]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汉墓出土人骨的研究报告[J]，文物，2004，（8）

[4]魏东，察右前旗呼和乌素战国—汉代墓葬出土颅骨的人类学特征[J]，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5]张全超、周密，内蒙古兴和县叭沟墓地汉魏时期鲜卑族人骨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5

[6]朱泓，吉林省大安县渔场墓地汉晋时期人骨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二），科学出版社，2003

[7]陈靓等，内蒙古东大井东汉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1）

[8]陈靓，新疆石河子南山石堆墓人骨的种系分析[J]，考古与文物，2002，（1）

[9]韩康信、潘其风，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J]，考古学报，1987，（4）

[10]朱泓、周慧，中国边疆地区汉代以后古人骨的研究[J]，史学集刊，2006，（4）

[11]陈靓，尉犁县营盘墓地古人骨的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2

[12]韩康信等，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墓地人骨的研究[J]，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3]韩巍，陕西澄城良辅墓地汉代人骨研究[D]，2006

[14]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汉墓出土人类遗骸的线粒体DNA分析[J]，文物，2004，（8）

[15]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老山汉墓女性墓主人的种族类型、DNA分析和颅像复原[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16]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出土人骨稳定同位素的初步分析[J]，考古，2011，（1）

[17]高诗珠等，新疆克里雅河下游圆沙古城古代居民线粒体DNA多态性研究[J]，中国科学C辑：生命科学，2008年第38卷第2期：136～146

[18]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J]，北方文物，1994，（2）

[19]朱泓，东胡人种考[J]，文物，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