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亚洲

关于人类进化，广为人知的“走出非洲”理论认为，现代人类大约于20万年前在非洲崛起。从6万年前某个时候起，他们开始迁往欧亚大陆繁衍生息，在此期间并没有和土著居民混血杂交，而是将其取而代之。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假设被古人类学家广泛接受，特别是对尼安德特人DNA的首次分析似乎也表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并没有进行过混种繁殖。但是，考虑到过去几十年在亚洲各地的重要考古发现，这种流行理论现在可能需要改写了。

例如，“霍比特人”（又称“弗洛瑞斯人”，约1.2高）的发现可以清楚地表明：在晚更新世时期（12.7万至1.2万年前），有几个不同的人类种群分布在整个亚洲地区。此外，过去10年中发现了许多新的人类化石，特别是在中国，那些化石现已初步确定有超过6万年的历史，这使人们对现代人类仅在6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出来的说法产生了疑问。最近，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陆那洞穴内发现了两颗现代人类的牙齿。研究人员在使用铀系绝对测年法对两颗人类牙齿所在位置正上方和正下方的流石（即在洞穴中沉淀形成的岩石）测定年代时发现，这些人类牙齿可以追溯到12.6万年至7万年前。显然，这有悖于现代人类在6万年前离开非洲的说法。

这些发现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这些最新的研究数据，人类到底来自何方？这，就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现代人类（现在被认为出现在大约31.5万年前）要离开非洲呢？的确，如果一个种群完全适应了某种特定的环境，并且能够获得丰富的资源，那么就没有理由去迁徙或更换栖息地。例如，眼镜猴（一种可爱的灵长类动物，只有手掌大小，长着大大的、淘气的眼睛）有一组牙齿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就表明，它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地方，并且安于现状，不愿改变。

然而，由于环境不断变化，眼镜猴的确更换了栖息地，从欧洲迁徙到目前的东南亚家园。那么，人类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当人口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更小的人类觅食群体不得不去开辟新的栖息地。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东非地区发生的重大环境事件（例如大约6万年前的大干旱事件）迫使人们另谋活路。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早期的现代人可能一路追随他们赖以为生的某种大型猎物，从非洲穿越了大陆桥，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从一个大陆迁徙到了另一个大陆。

人类需要每天摄取一定量的淡水， 而似乎许多沿海地区都没有可用的淡水。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现代人类是通过哪条路线离开非洲的？从北非跨越地中海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条清晰的路线，因此早期走出非洲、进入欧亚大陆的人类可能穿越了阿拉伯半岛。一种可能是，他们越过了巴布- 曼德布海峡到达也门（即使在主要的冰川时期也需要走水路），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从埃及北部到达了西奈半岛。2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现代人类开始向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地区迁徙，这和人们在以色列米斯利亚山洞最近发现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早期的现代人类向北迁徙远至以色列地区，如米斯利亚、卡夫扎和斯虎尔等地。但是，大部分早期的迁徙群体似乎都沿着一条更偏南的路线行进，绕过了令人生畏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最终到达中国中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这些早期人类的迁徙规模比之后的要小得多。但是，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对更古老的DNA进行测序，发现了早期的迁徙痕迹。事实上，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基因研究发现，在现代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DNA中，约有2%来自这些早期的人类迁徙者。

大约6万年前，人类开始以更大规模走出非洲，同时向南北两个方向迁徙。北方的扩张促使人类进入欧洲、西伯利亚、日本群岛，最终穿越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向南迁徙的群体穿过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最终横穿太平洋。早期考古和遗传方面的研究表明，这条南部路线发展迅速，并且紧靠海岸线，但是我们缺乏考古证据，而且在冰川时期由于海平面下降而变为陆地的大片低洼沿海大陆架如今已经消失，所以我们并不能考证这条线路的真实性。此外，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人类每天都需要摄取一定量的淡水，但似乎许多沿海地区都没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因此，有大量证据证明，早期的现代人沿着这条南部路线迁徙，但并不一定局限于沿海地区。

现代人类到达亚洲的不同地区时，很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那些看起来和他们有点相似的人类。那么，在抵达亚洲后，现代人类会遇见谁？大量来自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最新研究表明，欧洲和黎凡特地区并没有尼安德特人居住的痕迹。他们也迁徙了，我们很可能在亚洲遇到他们。有趣的是，在朝鲜工作的古人类学家过去曾撰文指出，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类似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在中国东南部，马坝人的部分头骨一直被认为与尼安德特人相似——若是在西方，这可能早就被确认了。

当现代人类到达亚洲时，另一群早期人类也出现在这个地区，我们一般将他们称为“远古智人”。由于称呼类人种群“远古”或许会带有偏见，越来越多的古人类学家将他们的化石称为“海德堡人” 或“中更新世人”。有证据证明，50万至30万年前的欧洲和非洲人类化石，可以更容易地划归为“海德堡人”，但是亚洲的化石却不那么容易归类。有专家建议继续使用“远古智人”这一词，或者“中更新世人”也许更合适。也就是说，直到新的化石被发现，或找到研究这些化石的新方法（这些化石不完全是直立人，也不是尼安德特人或现代人类），我们才能够阐明在同一时期生活在非洲、欧洲和亚洲的人类之间的系统进化关系。亚洲的情况有点不明朗，因为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中更新世的人類化石是否就是来自当地的直立人，或者它们是否来自人类早期的迁徙，也就是来自那些取代土著居民的早期迁徙者。

21世纪初，研究者在印度尼西亚弗洛雷斯岛的梁布瓦洞穴遗址中发掘出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原始人类化石，可以追溯到6万到10万年前。这些化石以其矮小的身材和极其小的头颅而闻名，被称为“霍比特人”（因为当时电影《指环王》刚刚上映）。然而，在他们被发现后，问题来了：他们是否是一个与世隔绝、靠近亲繁殖的小族群，其祖先可能是直立人或能人；或者他们只是患有小脑症、莱伦氏综合征（侏儒症）等病的现代人类。

丹尼索瓦人可能只是一个小型的觅食群体，而不是大规模族群扩张的一部分。

尽管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他们代表新物种的证据是压倒性的，但它从未被最终确定。甚至最近也有人提出，霍比特人可能是直立人与中更新世人或尚未确定的古人类与现代人类的混血儿。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霍比特人都处于隔绝状态，导致其存在大量的近亲繁殖现象。然而，弗洛雷斯岛的面积并不小，现代人类在前往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途中经过这个地区，肯定会停下来去寻找和补充补给。如果霍比特人在几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时间里从未遇到过其他族群，这将是不寻常的。因此，混血假设成为最大可能。

过去10年左右的基因研究已经帮助科学家确认了一个新的人类群体——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是通过对其手指骨和牙齿的基因分析来发现的，而对化石的形态学研究仍有很多不确定性。由于主要的差异是通过基因分析而不是通过比较骨骼分析确定的，丹尼索瓦人没有被认定为新的人类物种，而是被简单地认为只是一个“族群”。科学家正对丹尼索瓦人的人类化石分类进行越来越多的比较骨骼研究，以确定是否已经存在丹尼索瓦人的骸骨，而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他们。

例如，一项对印度尼西亚桑吉兰的早期更新世遗址以及中国北部徐家窑中更新世晚期遗址的研究发现，直立人的臼齿与丹尼索瓦人有相似之处。另一项研究指出，丹尼索瓦人的牙齿与其他位于中亚地区西部的古人类牙齿有相似之处。鉴于研究者对确定丹尼索瓦人是否已经有骨骸有很大兴趣，搞清楚俄罗斯丹尼索瓦洞穴化石与更知名的古人类化石之间是否存在着清晰联系，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遗传学研究表明，丹尼索瓦人可能广泛分布在东南亚地区，有证据证明美拉尼西亚岛甚至澳大利亚北部的现代人类种群中，许多人体内存在少量的丹尼索瓦人DNA。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来自那个洞穴的丹尼索瓦人可能只是一个小型的觅食群体，而不是来自向北扩张的更大族群。对丹尼索瓦人的研究结果迫使古人类学家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在更新世时期，亚洲有几个不同的古人类种群同时存在。

当这些不同古人类在亚洲相遇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通过遗传学、考古学和化石本身来寻找线索。最近的几项研究可以确定地表明，现代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经常杂交，而一个“幽灵”血统（也许是直立人） 也可能贡献了DNA。一般来说，现代人类体内的尼安德特人DNA的比例相当低，在1%至4%的范围内，这似乎表明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早在27万年前就已经混血了。但在罗马尼亚的佩斯特拉·库·欧亚瑟洞穴发现的距今4万年的欧亚瑟1号人类化石显示，尼安德特人DNA所占比例高达9%。这意味着杂交在最近也曾发生过，也许是在那具人类化石之前的四代至六代祖先所为。我们的进化史大多是与尼安德特人混杂的，也许这就能说明当不同的古人类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但是如果与异种混血，我们应该期望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后代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孩子会有突出的下巴和球状的头骨（定义现代人的特征），还是有突出的眉脊和头骨后面的圆形枕骨（尼安德特人有关的特征）？有些人认为，来自中国南方智人洞穴等遗址的化石具有中更新世人和现代人类的共同特征，这表明现代人类早已到达亚洲。与简单地将父母的特征结合相比，识别混血人种的长相更为复杂。对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杂交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些线索，因为在父母群体中不存在的异常特征（如额外的牙齿）有时也会出现在后代种群中。然而，疑问仍然存在：人们是如何看出不同物种或亚种之间进行了杂交？

当不同的人类群体相遇时，除了基因，还能交换什么？在这里，考古记录可能会有帮助。象征性行为似乎通过赭石颜料、穿孔贝壳、石头、吊坠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表现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人类使用和操纵符号的标志。长期以来，研究人员始终认为这些只是现代人类才有的产物，而不是其他人类行为技能的核心部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早在6万年前，人类在“走出非洲”之前就出现在亚洲，但没有相关的象征性行为证据。

这是否意味着这个洞穴被三个种群断续性地占据了？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通过DNA方法在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之前，这个遗址就在考古界非常有名，因为有大量证据证明，那里存在旧石器时代的象征行为（例如通过有孔制品制作复合项链和手链）。那么，问题就来了：是谁留下了这些文物？是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还是曾有现代人类出现在洞穴里？如果是更古老的人类群体留下了这些文物，是否意味着他们有能力进行象征性行为？如果是现代人类所为，是否意味着这个洞穴曾被这三个人类族群断续性地占据？第二点是，随着拥有这些象征性行为能力的现代人类后期扩散，为什么在东南亚大陆只发现了少量打孔的手工艺品、赭石以及诸如此类行为？事实上，除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岩石艺术，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具有象征性行为。那么，在现代人类到达东南亚时，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模式似乎改变了呢？

所谓现代人类行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定这些行为仅限于现代人类）继续受到关注，即我们有建造坚固船舶的能力，以及从出发地前往未知目的地的导航能力。尽管最初的报告显示，印尼弗洛雷斯岛的马塔门格遗址可能只是被具有航海能力的直立人居住，但研究人员后来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澳大利亚和日本群岛等地的居民显然是通过水路到达的。人们普遍认为，大约在4万年前，现代人类迁徙到日本定居，而且只有现代人类才有可能在最初的时候前往澳大利亚定居，因为要前往那里需要必要的航海工具。然而，由于在现代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北部人口中发现了丹尼索瓦人拥有的遗传物质，我们就不能完全忽视丹尼索瓦人的航海能力了。不过，如果我们能先弄清楚丹尼索瓦人和他们生活的古代遗址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会对了解他们如何成为“航海者”有所帮助。

在亚洲古人类学领域，仍有大量的研究要做。越来越多来自亚洲的考古证据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如何看待各种现代人类的起源模式。事实上，不久前一项发表在《科学》杂志的研究表明，亚洲最早的现代人类可以追溯到17.7万至19.4万年前，研究人员在以色列的米斯利亚山洞发现了证据。似乎每隔几周，亚洲就会出现有關新的人类化石、基因研究、考古遗址或旧址重新测定的报道，这个广阔的大陆仍有大片区域有待深入探索。“走进亚洲”的人类起源理论看起来远比此前的“走出非洲”模式要复杂得多：亚洲有多个早期的迁徙群体，而且物种间的杂交比我们曾经认为的要多得多。事实证明，越了解这些起源史，我们人类的故事就会越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