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和陌生人说话

“身患绝症的逻辑学家贾成荫临终之前，总想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一些生命感受，但这语无伦次的录音中充满了语无伦次的性幻想，于是他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丝莫名的恐惧……”^①这是虹影 “重写笔记小说”系列之一的《白色的蓝鸟》在发表时的编辑按语。等到阅读文本之后，发现按语虽然指出了虹影这一小说的创作特征，即用“性幻想”来界定人的生命强度和张扬人的生命热情，但小说的文本内涵不仅仅这些。

一、纵使相逢应不识

在文本中，贾成荫是一位逻辑学家，具有缜密的理性和严密的思维，“是个书蛀虫，这书虫儿成天在书堆里，吃书写书”，生活严谨，并且与妻子的结合也是“郎才女貌的模式”，稍显“俗套”。“婚后的生活缺乏激动，差点浪漫，不过生活本来就是平凡的，他们的恋爱也没有什么激动的”，夫妻二人“从没红过脸，争吵过，朋友都知道这是一对恩爱夫妻”。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贾成荫的感情生活是传统的家庭婚姻模式，缺乏热情却拥有和谐，缺乏激情却存在平静，从表面来讲这是中国大多数人所渴求的生活模式。贾成荫就是如此，如果不是他壮年罹患绝症的话，他会以逻辑家的身份循规蹈矩一生。但可悲又可叹的是在他生命力强劲的时候却不得不接受生命垂危的现实，“幻想从一个生命阶段超越另一个生命阶段”就成为他在病床上生命活力的辐射，“性幻想”是他活力辐射点之一。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性幻想”就是“白日梦”，而虹影是善于运用这一思维来挖掘人的潜意识的。

有的评论家把虹影的小说《女子有行》的叙事称之为“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认为她曾“热衷于探索那些非常规的、陌生化的、神奇而怪异的超现实经验”^②。在她的长篇小说《上海王》中，虹影在文本中声称“做梦却是她无法控制的事”，那么，在《白色的蓝鸟》中贾成荫的“白日梦”也是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无法控制的事情。尽管贾成荫在正常状态下“连做怪梦都未曾有过”，可是在他的梦境中却出现了妻子的背叛与偷情。如果说他的“梦（幻想）”是子虚乌有的话，那么妻子和沈立的反常以及妻子缤玢肩膀上的“瘀块”则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贾成荫的梦境是另一种“现实”。在梦境中，妻子缤玢是神秘的、热情的、风情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扬，“她比平日丰满，皮肤光滑，很性感。奇怪，这都是我以前没发现的”。梦境中的妻子对于贾成荫来说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十几年的夫妻可谓彼此熟悉，却有隔膜横亘在彼此心灵的深处。相敬如宾的夫妻生活使家庭充满了形式上的“幸福美满”的同时也使彼此的感情钝化，丧失了心灵深处的敏锐，或许他们夫妻之间就从没有过心灵的默契相通。所以，我们看到贾教授的妻子在独处时感到熟悉的是那个“背得烂熟的（沈立的）电话号码”，而当丈夫一改往日的平静而以热情面对她，她竟然“身体一下子僵硬”，“没一点他所熟悉的样子，仿佛他是个陌生人”。作为“熟悉的陌生人”的不止贾成荫夫妇，还包括沈立和盛年年。在表面意义看来，贾成荫的“性幻想”是大夫盛年年用来要挟沈立的阴谋，是作为局长情人的她来改变现状的手段，但仔细看来又不是如此简单。当盛年年知道了沈立与缤玢的“私情”之后不是抓住其把柄后的欣喜而是“神情有点黯然”，在看透了对方甜言蜜语的虚伪后的伤心与失望，情人形同陌路，最后的请求竟然是以“交易的方式”换一个出国进修的名额，以求得“逃离开这种乱糟糟的生活”，这样的结果不知是值得庆幸还是值得悲哀，但对于女性盛年年来说则无疑是一次伤害，当她在机场一遍遍拨打沈立的电话时无不是一个女性在最后时刻的希望萌动，以遁逃的方式告别过去的同时又蕴含了新的悲凄。由此看来，盛年年以“利用”的手段来让贾教授说出妻子与朋友的隐私虽是有意为之，但也说明了她与情人之间无法去除的芥蒂与隔膜，肉体关系的疏密并不能弥补心灵上时空的距离，所以她以“催幻功”的形式既让贾成荫也让她自己说出了“平时不敢讲的话，最真实的话”。也可以说，她和贾成荫都感到平时都带着面具做人，从来没有裸露过内心的要求，都处在与周围的情人、妻子“纵使相逢应不识”的境遇，或许就是这样的境遇使他们在特殊的状态下看到了真实的“自己”，成为了陌生的“知音”，这看似荒谬的命题却是文本的内涵之一。

二、只和陌生人说话

贾成荫虽然被癌细胞侵蚀到了全身，但他仍然具有清晰的头脑，甚至清醒地认识到“你（盛年年）是搞西医的，我是搞逻辑学的，要我们这种人相信神秘主义？” 但正如盛年年对他说的“做梦还得靠你自己，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梦”，“梦”是属于自己的，具有个体性。虽然贾成荫以前没有梦的幻想，那是因为他的理性压抑了自我，但不等于说他没有意识张扬的一面，而二十年前他的“作家梦”正好佐证了他感性澎湃的一面。当他在主治大夫盛年年的“关怀”下，竟然注意起除妻子之外的第二个女人来，或许是因为“她的身材的曲线在白衣包裹下透出来”而略显诱惑的缘故，“他突然明白，大概是由于我不会有多少幻想的机会了，因此许多本质的东西恢复”。“本质的东西”是指什么，作家没有指出来，但对于贾成荫来说则是对于死的恐惧、生的留恋，对于“性”的渴望，也有对于自我“行将就木”的心有不甘。但是当他稍微偏离了“正常”的轨迹想和前来医院探视的妻子做一次“非常规”的欢娱时却被妻子视为“回光返照”，夫妻间全无相通与默契，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悲哀。但逻辑学家贾成荫“无处诉说”，虽然有学校的关心、领导的重视，但又有谁去关心他的内心深处，去探询他的真正所需？

当主治大夫盛年年优雅体贴地照顾贾成荫，并以平等的姿态与其对话时，贾成荫在她面前没有感到一个垂危的病人应该受到的怜悯，特别是当他憧憬着“我想从此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盛年年以女性的阴性之柔给予赞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难道不是么？”她在他面前没有公事公办的虚伪，他在她面前也没有学者的道貌岸然和学究气，人与人之间的提防与敌视皆在他们的话题中消融冰释。或许这样的气氛太过融洽，所以盛年年对贾成荫因开刀而使病情恶化的事实感到悲哀，而作为好朋友的沈立只作“领导关心”的漠然状，妻子缤玢感到的也只有劳累和疲倦。作为亲人的妻子在此时疏离了病重的丈夫，作为朋友、领导的沈立们也只在乎把病人的社会价值的损失降到最低点，而作为陌生人的盛年年却成了他“说话”的对象。而缤玢何尝不处于如此境地，在自己的丈夫面前从来没有感到过无拘无束，反而时时掩饰，正如在贾成荫的梦境中出现的那样，但在“情人”沈立怀中却是如此激情满怀，这不只是丈夫的幻想也是她自我的感觉。

如果说盛年年一开始对沈立与缤玢的“私情”感兴趣的话，却没有想到把自己也拉了进去。在贾成荫也可以说是盛年年的梦境呓语中，他们是“被欲望燃烧得难以忍受”，彼此间自然和谐，全没有病人与医生之间的陌生，但吊诡的是他们难以躲避周围注视的目光，找不到可以独处的空间，尽管如此二人还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酣畅淋漓。文本中的人物都被虹影置入了一个“只和陌生人说话”的艰难境遇，这实在是道出了沧桑世事中的男女那点儿说不出的痛。

三、“我做人由着性子”

虹影是一个个性自由、才华横溢的作家，其创作、生活更是无拘无束，她曾这样表白过自己：“我做人，由着性子。人生一世，何必处处委曲求全，着意与每个人搞好关系，获得一点利益？”^③“由着性子”做人的作家虹影在文学的殿堂上独树一帜，在她的笔下，《饥饿的女儿》中的“我就在这样的双重饥饿中生存和反抗着；《阿难》中由叙述者“我”引出两代人流浪的故事；《孔雀的叫喊》中的柳璀在现实的困惑与历史的反思中发出了对灵魂的叩问。在虹影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以笔触及到女性（人类）心思的幽微处，刻画出人性面貌的真实态，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精神线索则是她从《饥饿的女儿》就开始的精神“反抗”和对精神的“饥饿”描述。“饥饿”之于虹影的不只是童年的记忆，是终身难以摆脱的“宿命”，更是她写作的不竭之源。

《白色的蓝鸟》是虹影剖析人性的又一文本，是现代都市中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饥饿的再次展示。逻辑学家贾成荫事业有成，学贯中西，受到各方的礼遇，但是只有他内心明白他有说不出的寂寞与无奈，理性思维遮蔽下的火热的激情的无处释放；缤玢心灵深处与丈夫的隔阂以及对丈夫朋友的“性”的艳羡；盛年年对“催幻功”的迷恋以及对环境的厌倦与逃离同样也是精神危机的又一病症。在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性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夹着尾巴做人”是许多人的明智选择，但这种鸵鸟哲学并不能解决其精神内部的根本问题。“我做人，由着性子”是作家的人生憧憬，也是赋予笔下人物的一个理想境遇，正如贾成荫在梦境中出现的那由草地、花朵、小雨组成的仙境一样，但在自由的空气里却布满了窥视的眼睛，让人找不到灵魂安详的家园。

作者简介：张炜炜,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①《北京文学·精彩阅读》，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②陈晓明：《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女子有行》，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③符朝阳：《虹影：我做人由着性子》，《中国图书商报·导购周刊》，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