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领衔的学术研究团队对中国思想史的开拓及其研究特色

摘 要：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点意义：首先，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历史观的转换，即确立服从政治需要、学以致用的史学观，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侯外庐创造的历史体系尤其是思想通史体系，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影响都很深远；其次，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仍深有启发，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独立自得；治学精神；思想史学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8）03-0076-05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于中国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不论是章太炎，还是梁启超、梁漱溟等人，都对中国思想史有过较为深入的探究，在若干思想家与思想范畴的探索上都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些观点和结论对现在的史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应予以肯定。“但由于他们缺乏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不善于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运动中，探求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更不懂得用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揭示思想演变的客观规律，因而没有揭示出中国思想史的本质。”[1] “五四”以后，在中国新旧文化思想激烈冲突中涌现出马克思主义生力军，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孔子的学说以及孔子所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开启了科学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先河。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首先在社会史领域，然后在思想史领域开始了开拓性工作，不仅解开了许多中国古史之谜，而且对中国古代意识形态进行了探索和梳理。而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能力最强，成就甚大”的，则是侯外庐。 [2]侯外庐自言：“在研究社会史取得一些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致力通过社会存在研究社会思想意识，建立一个社会史与思想史相吻合的研究体系。由此，我又踏进了中国思想史的天地。”[3]他一生学术事业的丰碑主要建筑在中国思想史领域，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历程作了完整而深入的论述，并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

二、侯外廬领衔的学术研究团队对中国思想史的开拓

当代人在重新评估与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体时，将侯外庐别具学术风格的史家群体以思想史学派相指称，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思想通史》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史领域以侯外庐为首的研究团队已基本成形，不仅成就斐然，而且自成体系，侯外庐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讨论合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的叙事框架。其所取得的成就和构架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精神以及所形成的基本群体，是这个学派最可继承和发展的精神财富及其最具启示学人的治学要诀。在其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中，第一卷论述了殷周礼乐文明、孔墨显学与诸子百家之学，是以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基础，二者在内容、体例、结构体系以及许多问题的观点和提法上，基本一致。但此卷的内容还融合了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赵纪彬《古代儒家哲学批判》的许多见解和史料，对一些问题的论证更加深入，同时也扩大了篇幅，使体系更加完备；第二、三卷为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和邱汉生编著，第二卷内容涉及两汉思想，着重论述了儒学的官学化与神学化、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经今古文之争以及汉末清议；第三卷论述了魏晋玄学的思想流派、葛洪的外儒术内神仙的金丹道教思想、佛学及范缜的无神论思想。

这个思想史学派的学术重镇自然是侯外庐，与侯学术趣味相似与相近的有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均以哲学思想史研究而成就卓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撰著工作于一九四六年底在上海启动时，杜国庠在工商专科学校任教，赵纪彬是东吴大学教授，侯外庐除了中国文化学术工作者协会的工作外，也在工商专科学校兼课。侯外庐与杜国庠早在1931年就互通书信，后正式相识于“文工会”。在赖家桥，杜国庠和侯外庐交换过从先秦到近代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彼此发现是知音，越谈越深入，越讨论越细致。侯外庐回忆说，在第二卷的撰著中，杜国庠贡献很大，他对于荀子思想体系的发掘，把荀子的学术批判和学术综合，归结为奴隶社会结束阶段学术思想的总结，是古代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而“过去的荀子研究无非是作为后期儒家而一般地对待，把性恶性善相提并论，甚至沿袭封建史学家贬斥荀子的偏见，扬孟抑荀。杜老对荀子的《天论》《解蔽》《劝学》《礼论》《非十二子》等篇，却进行了深刻的研究，阐述了其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认识论，阐述了其对古代思想的批判总结，把对荀子思想的评价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重庆时代，侯外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思想家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这个观点遭到不少人反对，但是在遭反对的同时，支持者的队伍也开始聚集，他们中间有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等人，奠定了他们后来长期合作的认识基础。在侯外庐写作《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就与赵纪彬合作，合写其中的诡辩学章、荀子章。后赵纪彬参与《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的撰写工作，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说，在社会史理论原则体现方面，他特别应该感激赵纪彬同志。“纪彬早年持魏晋封建论，后经多年研究，于四十年代中期著《古代儒家哲学批判》时，已形成春秋封建论观点。当我们合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时，所有经纪彬执笔或增补的部分，凡涉及分期理论，他都严格按照秦汉之际封建论的论述原则表达文字，从而，保证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理论上的完整性。”[5]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出版前，侯外庐因病无法工作，经杜国庠介绍认识邱汉生，帮其校对清样。之后，邱汉生参与了第二、三卷的编著工作。在当时极端不利的条件下，邱汉生于上海完成了第二卷的汉末清议章和第三卷的葛洪章的撰写工作。在侯外庐及其同仁的一致努力下，《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解放前于上海完稿。在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的过程中，侯外庐及其同仁形成了以下观点和方法。

（一）按照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论述了各社会阶段的思想发展

殷末、西周、春秋、战国是古代思想的發展阶段，即奴隶社会思想的发展阶段；从秦汉到清朝中叶，是中世纪思想的发展阶段，即封建社会思想的发展阶段；从清朝中叶到“五四”运动时期是近代思想的发展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的发展阶段。

（二）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武器，分析中国的古代社会，确认它是古代东方型的“早熟”的文明小孩，走着“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维新路线

指出中国古代其思想发展的特征是由畴官世学而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由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而开创私学的孔墨显学，由孔墨显学而百家并鸣之学，以至古代思想的没落。氏族制的遗留，规定了国民思想的晚出。对应于希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

（三）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这一理论武器，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封建社会专制帝王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央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土地只有“占有权”，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封建思想之定于一尊，其根据就在专制帝王的土地所有制。最高的皇权就是最高的族权。正宗思想的神学性质，三纲与神学相联系，表明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四大绳索的互相结合。

（四）地主阶级有不同阶层

身份性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即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他们之间存在这差距（矛盾），从而他们之间的思想意识也存在着差距（矛盾）。思想史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政治进步与政治保守的斗争，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斗争，可以从这种差距（矛盾）中找寻原因。庶族地主往往有与劳动人民利益相关联的一面，使他们的思想有所区别于豪族地主。

（五）发掘了一些不被一般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所论述的思想家

对嵇康、葛洪、吕才、刘知几、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黄震、马端临、何心隐和方以智等展开研究，力图开拓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发掘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正宗“异端”思想的优良传统。

（六）强调了以法典作为论证历史分期的标志

汉初自高祖至武帝七十年间，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律令，例如：萧何定九章律；张苍作章程；韩信申军法；叔孙通定朝仪等。这些，是确定封建社会性质的标志。以后唐朝的两税法，标志着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化；明朝的一条鞭，标志着封建社会晚期的到来。这个思想贯串于整个《中国思想通史》五卷之中。

三、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

侯外庐认为，思想并不足以解释自身，对思想的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围绕思想文本或历史材料来进行，而是要首先考察它的历史根源，因为思想本身的演变乃是随着现实历史的变化而推进的，也就是说，它总是有现实针对性的。由此，思想史的研讨对象必然是社会意识整体。研究中国思想史，侯外庐认为应当着重于融汇社会思想、哲学思想与逻辑思想“三位一体”，以社会史研究为理论前提。“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6]社会意识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内容，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在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揭示社会意识的问题。以侯外庐及其同仁的《中国思想通史》为例，其中关于社会思想的论述，若是分割开来，就可以看到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历史思想等各研究领域的主要脉络；其中关于逻辑思想的论述，抽出来就是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纲领；至于其中关于哲学思想的论述，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哲学思想史。侯外庐并不反对用现代学科分类法重新整理编撰中国思想史的主张，但他认为，分类整理只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手段，其目的乃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哲学、逻辑与社会思想的统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侯外庐主要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读中国的历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虽然他没有通史性的哲学史论著，但他将哲学问题一般地内置于思想史之中，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对中国哲学史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谨守考证辨伪的实证方法

研究者在研究古史的过程中，通常都需要对古籍资料进行鉴别辨认以区别其真伪。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涉及面较广，不仅包括政治思想史，还包括经济思想史、宗教思想史等，不仅理论分析精辟入里、特色显著，而且古籍史料包罗万象、内容详实。要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拓宽思想史研究领域，探究社会史基础上的思想史发展状况、不同社会思潮间的争鸣与融合、异端思想家的思想溯源及产生背景，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材料的支撑，思想史资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的大量占有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地下新出土的史料文献。然而，对于思想史资料的运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不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对其进行整理、辨伪、考证，必将影响学术风气及思想史研究的水平，甚至产生讹误。在这一点上，侯外庐尤为重视，他指出：从事思想史研究，既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理解思想史论著的撰写背景及其深刻内涵，也得多方考证，钻钻牛角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对待史料不能断章取义、随意增减。可见，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忽视考证与辨伪的重要性，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之所以成就卓著，一方面，得益于他深厚的国学基础及其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注重搜集、整理、归纳和甄别古籍史料，去伪存真，严谨治学。而这正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学派特色的重要体现。

（二）确立以社会史为基础的研究方向

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构建新的中国思想通史解释体系，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特征。1934年，《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的出版发行是侯外庐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思想史成果的结晶。该书篇幅较短，但却展示了日后侯外庐研究思想学说史的某些特点：首先，严格地从社会时代背景去把握思想学说的价值。老子思想的时代性很早就是考据学者们关注的课题，侯外庐与前人的不同点在于，他不是就思想内容分析思想，而是从思想内容所提供的线索去确定思想或学说所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以此为旨归来判断思想学说的价值所在，他把老子确定为战国时期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氏族公社制度崩溃阶段的思想代表。其次，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他对老子思想体系的研究，先从经济思想入手，进一步分析政治思想，更进一步研究其名辩思想、文化艺术观点、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和自然观及哲学方法论等等。这一研究程序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视野，而且为把握思想学说各部分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找到了正确的途径。这不仅对于老学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方法论，都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继《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之后，侯外庐耗尽数十年心血陆续完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他逐渐将研究重心从社会史转向思想史。研究对象虽有变化，但研究态度与方法却是对社会史研究的继续，侯外庐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与《中国古典社会史论》是姊妹篇，“乃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读者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故二书并读，实为必要”。 [7]社会史作为思想史的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侯外庐所持守的研究思想史的根本方法。在侯外庐随后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中，这一方法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侯外庐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探究每个社会形态的形成机制及各社会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并试图梳理出历史长河中社会思潮的产生及演变过程，重点研究几个有影响力的学派和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包括异端思想家，以点带面，探索思想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侯外庐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思想是存在的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因此，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相一致的。”[8]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侯外庐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通过分析近代的经济、政治等社会状况与思想潮流，提出了“早期启蒙说”。在侯外庐之前，梁启超、胡适曾以18世纪为清代思想的全盛时期、以戴震为清代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侯外庐并不认同这一看法，他指出：“清代的哲学也好，一般的学术也好，我们认为17世纪的成就，是伟大的，并非清代中叶18世纪的准备基础，反之，乾嘉时代的哲学却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发展），这一点，任公、适之都把历史颠倒了。”[9]侯外庐通过梳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哲学思想，发掘出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的基本轮廓，从而确立了这一思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梳理社会思潮方面，《中国思想通史》的成就更大，该书依照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来论述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第一次系统地概括出由西周的官学至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从而描绘出中国思想史的整体风貌。

（三）坚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

在西方思想进入中国以后，中国理论界曾讨论过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各方意见不一。侯外庐在比较各种观点与看法的利弊之后认为，对待思想文化遺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批判继承，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用到实处，坚持批判继承，就要“既反对国粹主义，又反对虚无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我们应坚定不移地继承并传扬下去；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糟粕，应果断舍弃。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庐特别注重对反正宗的“异端”思想传统的分析，挖掘出一批不受重视的所谓“异端”思想家。“在中世纪的历史中，贯穿着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起义农民对于封建制度提出了控诉和抗议，而且向往于一个‘太平乐土’。中世纪的‘异端’、思想家们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农民的这一愿望，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抒出‘异端’式的空想。农民革命的光辉传统与‘异端’思想家们的理想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有着深刻的影响。”[10]由此可见，侯外庐始终坚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对中国历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给予实事求是的总结。

四、结论与建议

在中国现代史上，侯外庐开辟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路径并据此对中国思想的发展历史作出了整体性的梳理。其中有关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研究，也框定了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哲学的基本样式，其影响至今不绝。继《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之后，他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思想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草创研究另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明清之际思想发展途径的一种研究方式”。 [11]但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关于章太炎思想有两章内容，前章主要叙述章氏学术成就，时时推崇；后者在偏重叙述章氏哲学思想时，却处处贬损，并且这两章内容也有些重复。侯外庐及其同仁在合力编著《中国思想通史》过程中逐渐成形的思想史学派，在中国思想史学界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458-459.

[2]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郭沫若研究：第1辑[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347.

[3] 书林杂志编辑部.治学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8.

[4] 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1985：278，278，119.

[6]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12.

[7]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M].重庆：文风书店，1944：1.

[9]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M].上海：生活书店，1947：389.

[10] 侯外庐.中国历代大同理想[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