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史文学角度谈《左传》中的小说因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著作。史书的一般特点是秉笔直书，实事求是。但从《左传》的具体内容看，其通过一系列悬想情节、虚构细节刻画了大量生动的历史人物;运用补叙、插叙等方式丰富历史的纪录;且行文中穿插了许多神话与传闻。使一部史书读上去具有小说的趣味性。正因如此，《左传》亦引来了后世的不少非议，韩愈就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晁说之曰“左氏之失专而纵”，赵匡认为《左传》“浅于《公》《穀》，诬谬实繁”等。

《左传》之所以具有上述特点，要从其成书过程讨论。关于《左传》的成书，是一个众说纷纭却尚无定论的问题。事实上，先秦典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少由个人独立执笔完成，大多是由各学派的后学弟子加工、补充，经若干年才最后写定，《左传》一书的成书过程也应是如此。

一、瞽史的职能与《左传》成书之关系

《左传》本名《左氏春秋》。胡念贻先生认为，“左氏”是作者，“春秋”是当时史书的通称，以《左氏春秋》命名，表明它是一部私修的史书。徐中舒为《左传选读》作序时称，《春秋》经外，“还有大量珍贵的口头文献流传于乐官之中，由瞽矇以传诵的方式保存下来。” 据此，《左传》的作者当是春秋末年精通史籍的鲁国瞽史，主要根据春秋时鲁国的史料进行整理并讲授，后来的传授者又多有附益，最终到战国前期才成定稿。所以，《左传》中所记录的历史梗概是依据《春秋》等史书的，但具体的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则是瞽史进行合理想象和艺术加工的结果。事情的梗概是历史的真实，而细节描写、语言表现是瞽史的创造。”

司马迁及班固等人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是一位盲人。而关于左氏如何失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如是说：

盖周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这段文字本意是要说明“忧患出文学”，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他认为左氏和他一样，都是在经历了巨大磨难之后，才创作出伟大的著作。这段文字里所列举的人物有一共同特点：都经历过外来的祸难。所以都可加一个“被”字。其中引起后人争论最多的就是“左丘失明”一语。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官，对前朝历史应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若按其平行并列的逻辑，这段话中的左氏也应和其他人一样，遭受过某种来自外力的祸难而导致失明，且这种失明，也应同样加一个“被”字。究竟是何种祸难？晋代王嘉的《拾遗记》卷三中记载：“师旷者……熏目为瞽人，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之中，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春秋时候的师旷，也同样是一位能预知天文地理人事的盲人乐师。因此，史书虽尚未明确记载，但我们据此似乎可以推测：“瞽”很可能是上古的王廷因为对于某种专门性人才的需要，而“人为制造”的结果，也就是属于“他盲”而并非自然。否则，就无法解释《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载的“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这个庞大阵营中，如此多的“瞽”是从何而来的！

关于“瞽史”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诗经·周颂·有瞽》篇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朱熹《诗集传》注曰：“瞽，乐官无目者也。”《字汇·目部》言：“瞽，目无明则耳聪，使为乐师，名之曰瞽，因所掌而命名也。”由此可知，瞽是周廷的一种盲人乐师。但从《国语·周语上》：“瞽史教诲”;《楚语上》：“临事有瞽史之导”又推知，瞽不同于单纯的通晓音律的乐师，还要博闻强识、通识历史，且常伴随君王左右，以历史上的兴衰荣辱给君王以讽谏、规劝。

关于瞽者的职能，《国语》的《周语》里，召公有“瞽献典，史献书”，“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的话，单襄公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据此，胡适认为“瞽” 的职能“很可能的是古代说故事的史，编唱‘史诗’的‘史’，也同后世说平话讲史的‘负瞽盲翁’一样，往往是瞎子。他们靠口授耳传，靠记忆力与想象力，编唱演说，他们编演的故事就是‘史’，他们的职业也叫作‘史’”。因此，根据胡适的说法，可以说瞽就是宫廷中的盲艺人，因为他们讲述的往往是前朝的历史，所以将他们称为“瞽史”，但他们又不能用笔去记录历史，所以并非正式的史官。

如前所述，瞽史们讲述的历史，与想象力和记忆力相关，具有口传性质，所以在此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有虚构和增饰。赵逵夫先生说：“春秋之时，瞽史根据史书记载的历史梗概，为王宫贵族讲述历史故事，其所讲事件为历史上实有之事，但为了生动、吸引人，瞽史们常根据情节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合理想象，增添一些情节，使之更为细致生动，模拟当时人物说话的语气，使之惟妙惟肖，以便更好地展现当时的情景”。所以瞽史口中的历史是被艺术加工过了的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王树民说：“直到近代，许多民间艺人还是由瞽者来做，他们演述的内容，一般的是以历史故事或当时动人听闻之事为主，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瞽者的听力和记忆力比普通人都要强些，最适宜做音乐和演述故事的工作，古代还没有文字的时候，或已有文字而书写条件十分困难，那时要想保存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唯有利用瞽者这一特长，这样瞽和史就自然地结合起来了。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说能够流传下来，应归功于瞽史的作用。瞽史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情节，会逐渐摸索出一些自然规律来，因而能够指出一些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所谓的‘知天道’了。”（《中国史学史纲要》）这也是《左传》中为什么有很多与道德相关的预言的原因。

西周早期，学在官府，瞽史最初的职责是伴随君王左右，通过讲述历史以为借鉴。到了西周末年，天子式微，官学下移，随着礼崩乐坏，春秋时期，官师们流向民间。如孔子一样，他们所掌握的文化典籍、历史资料也开始在民间传播，宫廷的瞽史成为民间讲史者。所以，《左传》最开始的传授者，应该也是某些掌握了历史资料而流落于民間的瞽史，在民间讲述前朝历史，代代相传，直至《左传》最初成书。从汉代流传的《左传》是用战国时候古文字写成，并无隶化，而同时期的《公羊传》《穀梁传》则是用隶书写成，就可看出《左传》成书比较早且一直在民间流传，而且，从《左传》对《春秋》史料的了解详细程度以及对妇女禁锢较少，都可得知《左传》成书早于《公羊传》《穀梁传》，约在战国初期。

瞽史们将本在宫廷中给帝王借鉴用的历史带到了民间，在后来讲授的过程中，为了增加生动性和趣味性，若干民间讲史者又对其某些情节和细节进行增饰，《左传》因此也具有民间文学、口述史学的性质，这使其具有小说因素。《左传》的形成，不是由一个人完成，但左氏可能是众多瞽者中比较有名的，并可能是最初着手将《左传》史料整理成册的人。

二、《左传》中的小说因素

《左传》中包含很多小说因素。本文拟略从讲史文学的角度出发，从叙述的内容、叙述的方法、细节的描写、语言的虚构等几方面来简略分析。

（一）

《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但撇去正式的历史内容，《左传》中还记载有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传闻。

1.《左传》中记载了很多神话传说。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首先是神话传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言：“《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 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神话产生于文字之前，靠口耳相传，后来“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渐凝固，有的继续在口头流传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左传》里也有一些充满浓厚小说意味的神话。当然，这些神话在当时是被当作“逸史”记录下来的。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有疾，卜占为“实沈、台骀为祟”，也就是星辰、山川之神在作祟。其中实沈为高辛氏的儿子，因和哥哥互相征伐，尧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将实沈迁往商丘，掌管参星，而将其哥哥阏伯迁到大夏，掌管辰星。实沈、阏伯虽为神，却具有人的性格，“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来参、辰二星永不相遇的神话就一直流传下来。

《左传》记载神话，是与瞽史当初的职能是有关的。金毓黻认为所谓的“瞽史”是就如“巫史祝史”，他说“古人常以巫史祝史并言，巫祝之事，尝以瞽者为之，又称为瞽史”，即“瞽史”作为史，但也有巫的性质。“三代史官文化具有巫史合一、瞽史一体的传统，三代史官传述历史的方式和技能，主要是口诵。”瞽史是具有巫师性质的儒者，而儒最早的职能恰是与祭祀等宗教仪式相关的，具有巫的性质，拥有知晓并讲授历史的特权，因此作为宫廷中的瞽者通晓与巫相关的神话，并将其作为“信史”保留下来，所以《左传》中也就保留了大量的神话，而这些神话也具有早期小说的意味。

2.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然亦弗灭也。间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明确指出小说内容来源的民间性，本是流传于口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再经过“闾里小知者”的连缀加工，使之得以记载而不至丢失。其后《隋书·经籍志》更为详细：“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因为距离时间尚近，所以民间还有很多关于前朝历史的传闻流传。瞽者在民间讲授历史的过程中，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也为使讲史更具生动性、趣味性，就将这些民间传说、异闻记录下来，亦使《左传》具有民间文学的性质，也具有小说因素。

《左传》中的民间传闻非常多。如庄公八年，齐襄公与异母之妹姜氏通奸，并让大力士公子彭生抱杀妹夫鲁桓公于车中，为平息鲁人怨恨，嫁祸公子彭生而杀之。后外出田猎遇见“人立”的大豕，从者惊呼彭生再现时，襄公乱了方寸而被弑。“豕人立而啼”，明显是一种民间传闻，但后来瞽史在讲史过程中却将其保留下来，提供了一种因果关系的模式，增加了史书的趣味性，也彰显了史书劝善惩恶的精神。再如襄公十九年，晋大臣荀偃因瘅疽卒，却死不瞑目，不饭含。士匄以为主公是担忧立嗣之事，说：“事吴（荀偃之子），敢不如事主？” 荀偃犹视。栾盈又说：“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何！”乃瞑目，受含。士匄出来后感慨：我太小看这位大丈夫了。荀偃卒后的一些表现可能与瘅疽病症相关，但《左传》作者却用夸张的手法，将情形绘声绘色地记录下来，刻画出一位饱含浩然正气的爱国忠臣形象，体现出训诫规劝的初衷，也反映出瞽史最初的职能。《左传》中记载历史传闻不仅使该书具有劝诫含义，同时也为了使历史变得更生动和神异，这也是和民间讲史的性质分不开的。如成公十年，晋景公遇大厉。晋侯求医，医未到之时，晋侯梦见了“二竖子”商量怎样躲避神医的对话：“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来后，诊断果如二子所言，晋侯终无法医治。后一小臣因梦见“负公以登天”而“遂以为殉”，读来妙趣横生，使人浮想联翩。

这些构建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传闻、异说，无疑增加了《左传》的文学性，也为后世历史小說提供了材料。古代小说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非常多，如《东周列国志》《吴越春秋》等，《左传》就为它们提供了可供发挥的良好素材。再如干宝的《搜神记》，其中有些篇章就直接取材于《左传》。从这个层面上讲，史传文学孕育了小说，小说形成后还不断从史传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神话、传闻都含有虚构成分，这是由瞽史讽谏、规劝的最初职能决定的。瞽史们在传授《左传》的过程中，进行杜撰情节、模拟语言、悬想场面，并非有目的地进行文学创作，如过常宝所说，是“为了追寻事件中的道德意义”，“史官对人物德行的重视，自我在场的道德实践以及立言立志等，都必然会导致虚饰的产生。”后来这些虚构的内容也被口耳相传，作为历史保留下来。事实上，人类的早期文化中口耳相传的内容也是珍贵的史料。《论语·八佾》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我国最早关于“文献”的记载。根据汉、宋学者们的注释，“文”被解为典籍，“献”解为贤人。所以所谓“征文考献”，“一方面求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探索于耆旧言论。言论的内容，自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在内。本来，当我们的祖先没有发明记载思想语言的工具以前，一切生活活动的事实，都靠口耳相传。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在古代便是史料”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而事实上的结果，是使《左传》这样一部史书具有丰富的文学意味，甚至具有小说的性质。

（二）

《左传》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还比较重视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全过程;同时还采用插叙、补叙等手段丰富历史的记录，使历史情节化，都是使历史故事化的表现。

桓谭《新论·正经》曾对《左传》做了如下描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与《春秋》提纲挈领式的记事不同，《左传》之所以能给我们提供一部形象的春秋史，就在于它已善于用白描的手法记述历史事件的始末由来，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重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使历史的记述有了情节性，而情节正是小说的要素。

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春秋》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只有六个字，并不能使人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左传》却洋洋洒洒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进行了讲述：从庄公寤生惊吓了姜氏，到最后庄公欲擒故纵挫败共叔段，囚禁母亲，后因颍考叔从中调和，遂与母亲和好如初。将来龙去脉娓娓道来，且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完全可以独立成一篇历史演义小说。这种重视因果关系的叙述方式是将历史情节化，增加可读性，是《左传》的一大特色。

《左传》中最为人称道的战争描写也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通过对个别场面的刻画写活整个战争全貌。如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的秦晋殽之战，对战争的具体过程略化，而是通过一些精彩场面写活了整个战役：蹇叔哭师，挥泪送子;孩童王孙满的预言;商人弦高犒劳秦军;文嬴放还三帅;秦穆公素服郊次、自责请罪;先轸不顾而唾、免胄入敌军等精彩场面。从各个角度全方位演绎了这场战争。《左传》作者在安排情节上有很深厚的功底，以小说家的用笔来撰述史家的著作，非常引人入胜。

此外，《左传》还大量使用插叙、补叙的叙述方式来使讲史更加富有情节性和悬念性，更加扣人心弦。如宣公十五年载“魏颗受结草之报”就采用插叙的叙事方式。在秦晋之战中，魏颗虏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立了大功，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然后，忽然插入一段与此毫不相关的小妾殉葬的情节，最后以一位老人托梦的方式对具体虏获的过程作了交代。整个事件充满悬念，如果扩充开来，完全可以成为一篇非常出色的关于因果报应的小说。再如宣公二年，晋灵公设下“鸿门宴”想杀了赵盾，晋灵公的护卫灵辄阵前倒戈抵御公徒，使赵盾逃脱。关于为什么灵辄会阵前倒戈，文章插入一段多年前赵盾田猎时的情景：赵盾碰见快饿死的灵辄，将其救下，并赠食物给他的母亲。然后再回头叙述灵辄搭救赵盾，使人恍然大悟。再如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历尽十九年的流浪终于回国即位，对功臣们大行封赏，流亡过程全部结束。但最后却补充叙述了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的事迹。这是晋文公流亡结束后的最后一个小小的情节，通过晋文公对这件事的处理，强调晋文公知错就改的特点，为回国初期用种种方式安顿内部，稳定人心，以巩固政权，以及以后登上霸主之位埋下了伏笔。通过倒叙、插叙、补叙等叙述手段，既安排了历史事件的因果道德关系，也形成了历史事件的情节化，而事件的情节化属于文学的范畴，具有小说的特点。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也正是从《左传》开始的。

（三）

《左传》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善于运用“积累”和“闪现”两种方式刻画人物性格，关于这点前人已论述很多，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左传》还采用细节描写，通过模拟、揣想历史人物的语言来刻画人物，这些都具有小说的特质。

僖公三十二年秦晋殽之战，晋国俘获秦国三员大将。但晋襄公因听信了文嬴的话释放了三人。晋国老臣先轸知道后非常愤怒，当着君王的面，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不顾而唾”！随后，先轸意识到自己的鲁莽，说：“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在后来与狄的战役中，“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这一段描写，将一个刚烈耿直、勇猛无畏、以死殉国的忠臣形象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其中，“不顾而唾”“免胄入狄师”“面如生” 等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性格、增强故事的可读性有着重要意义。再如襄公二十六年的楚人袭郑，穿封戍逮住了郑皇颉，公子围和他争功，僵持不下，找伯州犁定夺。伯州犁“上其手” 指公子围，“ 下其手” 指穿封戍，让囚徒自己选是谁逮的他。郑皇颉很聪明，选择了公子围。“ 上下其手” 的细节生动地描绘出伯州犁为攀附权势黑白不分、颠倒事实的行径，将朝堂上的政治权诈刻画得入木三分。再如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赵盾直言进谏，晋灵公很不愿意接见，赵盾“ 三进，及溜，而后视之” 。这一细节将晋灵公的极不耐烦和赵盾固执己见的忠心给展现出来，使人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再如宣公四年楚人献大鳖给郑灵公，郑子公因食指动而预知有美味要品尝，并与子家约定，后果然，二人相视而笑。灵公知道后宴请子公，却有意不给他吃，使他难堪。于是子公发怒，居然自己到盛放鳖羹的大鼎前，伸手硬沾了些羹汁品尝，然后大摇大摆走了出去。这个细节，表现出了子公的愤怒，也可以看出他的胆大妄为，根本不畏惧郑君，为其后来弑君埋下伏笔。这些细节描写，都对刻画人物的心理、性格起到重要的作用，使历史人物不再呆板、平面，而是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与后世小说中描写人物的方式非常相似。

为了加强人物刻画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有时候《左传》还进行了语言虚构，这是想象的结果。如宣公二年，晋灵公派刺客鉏麑刺杀赵盾，晨往，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鉏麑就有一段关于“不忠不信”的心理斗争。关于这一段描写，前人对其真实性早有疑问，钱锺书称其为“代言法”或“拟言法”，认为和后代的小说、院本“不尽同而可相通”，指出了其小说性的虚构。再如文公十八年，齐懿公去申池游玩，随从有丙蜀和阎职。丙蜀之父曾与懿公有争地纠纷，死后尸首被挖出来斩脚;阎职的妻子也因美貌而被懿公夺走。于是，丙蜀挑逗并激怒阎职。丙蜀曰：“人夺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伤！”阎职反驳道：“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同时激起了二人心中的復仇火焰，乃谋弑懿公。两个人关于谋杀主公的对话，肯定不可能让第三个人听到，但这段对话又在情理之中，当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的语言虚构。《左传》记录史实的过程中有时有杜撰的味道，增加了史书可读性和生动性。

西方小说善用大段笔墨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来展现人物性格，中国古典小说则不同，是通过对具体行为细节的描写和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与心理活动。《左传》中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虚拟的人物语言来刻画历史人物，有的甚至带有明显的杜撰倾向。但这些细节、语言，往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入木三分、形象传神的作用，也为后世的小说塑造人物提供了借鉴。小说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夸张，而《左传》则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夸张，因此二者在具体实践上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从《左传》成书的过程、叙述的内容、叙述的手法、细节的描写、语言的虚构等方面，我们都可看出《左传》具有的鲜明文学色彩及小说特性，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形象生动的春秋时代。周锡山说：“我认为《左传》《史记》等众多历史经典和名著中的有些传记和篇章，由于事件记叙得完整生动，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并突出了人物性格和写出性格的发展，注意细节描写，有时还可能在细节上具有虚构的成分，或采自有虚构成分的传说。所以，这些传记或篇章可以说是早期的历史小说或纪实小说，更可以称之为历史纪实小说。”实际上，史书和小说本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明代学者陈言所说：“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从这个角度来讲，《左传》也为后世的小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学范式。

（选自《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