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个体视角与社会语境

[摘 要]柯林武德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其思想体现出唯心主义、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特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因应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范式转型，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体现了其历史解释视角从思辨历史哲学强调的整体转变为认识论历史哲学突出的个体。柯林武德阐释的历史解释的社会语境与个体视角，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由此及彼的关系。柯林武德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既注意到个人，也没有忽略个人所处的社会语境。在西方历史哲学发生后现代转型背景下，后现代主义者割裂历史解释中个体与整体因素的关联，这突显柯林武德强调历史理解中社会语境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柯林武德;思想史;个体视角;社会语境

一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么这种历史认识的视角是什么，个人还是社会？柯林武德指出，只有理性的、深思熟虑的人类活动，才能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反思的行动，是理性的个体努力实现由其理性决定的目的过程中做出的行动。依此理解，他强调从个人视角理解历史。即使他所使用的个人这个术语，是复数形式，我们似乎也可做此种理解。他因此也常常被看作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也就是他的史学理论只适合解释个体的、短时段历史，不适合解释集体的、长时段历史。这种评价认为，他忽视了历史认识中的社会视角。那么，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他被看作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历史认识中的社会视角为什么被忽略？他对历史学的认识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一问题的答案。

柯林武德对历史学的认识，经历了从一种经验形式到一门学科的转变。在《精神镜像》中，历史学是人类五种经验形式之一。其余的四种经验形式分别是宗教、艺术、科学与哲学。他此时所关注历史学与这四种经验形式之间的关系。历史学研究因此他看作经验性的。“历史学的对象是这样的事实。确定遥远时空中的事实，不是历史学的本质，而是其顶点。正是历史精神的这种英雄主义与虚张声势，挑战经验的限制。正如我们在艺术、宗教、科学中所看到的发展一样，历史学领域也有从感知，通过编年记录和备忘录，到这种最高意义上的历史学的发展过程。”[1]（p211）

即使历史学具有挑战经验局限的英勇精神，历史学家最终还是无法获得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包的历史。“作为一个无限整体的普遍的历史，当然是不能获得的。就让我们面对这个事实吧。我们还剩下什么呢？个体的历史，这个或那个特殊时期或单一状态的历史。这些个体不是原子，它们也不是由原子组成。它们是真正的个体，是整体的微观世界。但整体不存在，这些个体也就不存在。我们在此发现历史对象所表达出来的真正本质，对于其部分被错误构想的虚幻整体来说，仍然是正确的。”[2]（p234） 柯林武德此处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无法从无限的、整体的视角去认识整体的历史，就只能从个体角度透视整体的历史。此处普遍的历史，整体的历史，相当于以黑格尔等人学说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这种普遍的历史，在柯林武德时代遭遇到质疑。

柯林武德隶属于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型过程。在他看来，历史学要从整体上对历史发展的路线和方向做出总体解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即使是能够做出这种解释，其可信性也是令人怀疑的。“只要我们要写历史，我们必须要求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已经看到，事实的本来面目是无法得到的。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也就不能存在了。”[3]（p238）

因此，柯林武德将这个“无法认知”的整体中的个体看作历史认识的适当视角。这里的整体是指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个体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革命与战争等。个体此时的外延是包括个人的，又大于个人的范围。而个人相当于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人物”，是历史中的上层人物，包括国王、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因而，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个体与整体的外延，分别包含个人与社会，但又大于个人与社会。整体与个体的内涵是相对而言的，出现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所有事件，都可以看作历史整体中的个体。但这些个体也包括长时段的历史事件，它们相对于事件中的个人来说又可以被看作整体。例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为了排除位于清朝西北边陲的准噶尔汗国对边境的侵扰，进行了清朝准噶尔战争。直至乾隆二十年，清朝最终平定准噶尔汗国，才解除了清朝西北部的边疆危机。就清朝准噶尔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来说，当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个体。但作为一个历时康雍乾三朝的历史事件，它对于处于这个事件中的康熙、雍正、乾隆、岳钟琪、傅尔丹等人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整体。

柯林武德侧重从个体视角去认识整体历史。他此时忽略历史解释整体视角的动因是，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或批判的转向，已经使试图勾勒人类整体历史发展状况的尝试过时并遭到质疑。在上述历史哲学转型背景下，随着学术实践发展，柯林武德也逐渐从关注“历史是什么样子的？”，转移到关注“如何去认识历史了？”这种转变与他自身思想发展历程相契合，与他对历史学的认识有关。柯林武德思想经历了由实在论向唯心主义的转化，1925年可以看作其思想界标，将其思想历程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4]

二

在上述历史认识转变之下，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主要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阐述的是历史学的独立性。柯林武德在该书第一到第四部分，分析、评判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历史观念，就是为了阐述他自己对历史学的理解：历史学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可以靠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保持独立性。而《史学原理》回答的主要是“历史学怎么样？”这个问题，主旨在于说明历史学的独特性。从柯林武德遗留下来的《史学原理》写作计划看，他通过该书主要是阐明历史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特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现在出版的《史学原理》，证明柯林武德是致力于阐述历史学的独特性这一主题的。

后期柯林武德关注是历史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注重阐释历史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与方法等问题。在进行这些探讨的过程中，他以反对混淆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为出发点，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主张。他批判了德国与法国的史学运动，因为它们没有区分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现代法国运动最终陷入了与德国运动相同的错误。它们最终都混淆了精神与自然，没有区分开历史过程与自然过程。但德国运动试图客观地发现存在于思想者精神之外的历史过程。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历史过程并不位于精神之外。法国运动试图发现，主观地存在于思想者精神之中的历史过程。他们没有成功，因为陷入了思想者的主观性中。历史过程因此就不再是一个知识过程，变成了一个知觉经验过程：它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心理的过程，一个感觉、感情的过程。”[5]（p190）

在此基础上，柯林武德强调第二度的历史即史学史的意义。这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人，而这些个体的人在历史活动中表达思想，这些思想形成的结果是历史事件。他将视线转移到人类领域，强调人类活动的个体性，首先表现在他对历史学目的的认识上。历史学的目的是什么，是个棘手的问题，柯林武德给出的尝试性答案是，“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学对那些将要进行自我认识的人，一般被看作是重要的：认识自我，不意味着仅仅认识自己的独特性，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那些东西，而是意味着认识他作为人的本性。认识你自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为一个人的意义;其次，认识成为你所是的人的意义;再次，认识你所是与其他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意义。认识你自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因为在做出尝试之前，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人能够做什么的唯一线索是，人已经做出的事情。那么，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教导我们人做了什么和人是什么。”[6]（p10） 因而，历史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事件，而要透过这些历史事件去挖掘其中表达的思想。同语言一样，个人也是表达思想的载体。

柯林武德通过阐明自己对历史中的人的认识，说明历史学的目的。历史中的人是具有独特性的个人，但这些个人是复数的，潜在地指每个在历史活动中表达出自己思想的个人。“一个开办工厂或银行的人，是以我们能够理解的目的在行动。对于人们从他那里领取工资，购买他的商品或股份，或者到他开办的银行办理存款取款业务，这些人的目的我们也能够理解。如果我们被告知工厂出现罢工或者银行发生挤兑现象，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头脑中，重新构建采取这些集体行动的人们的目的。”[7]（p310）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仅意味着发现历史中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也意味着发现某个时代条件下的由个人组成的集体的思想。因此，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所包含的历史视角，除了个人之外，也包含个人所处的社会。

柯林武德在举例说明历史认识的对象与方法时，指出历史认识的个人视角，“历史知识并非仅仅关注遥远的过去。正是通过历史思考，我们重新思考因此也重新发现汉默拉比或梭伦的思想。正是以同样的方法，我们发现给我们写信的一个朋友的思想，或者是一个穿越街道的陌生人的思想。历史学家不必成为他所要研究的那个人。阅读我十年前所写的，我通过历史思考能发现我当时所想的;反思我五分钟前的行为，通过历史思考我能发现我当时的想法……同样的历史方法，是我认识另一个人的精神或集体精神（无论这个短语的准确意义是什么）的唯一方法。”[8]（p219）

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原则下，柯林武德也注意到历史认识的社会视角。例如，在分析一个人因怕鬼不敢穿越山脉时，他考虑到社会传统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敢穿越山脉，是因为他害怕其中的魔鬼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在几个世纪后对他讲：‘这完全是迷信。那儿没有魔鬼。面对事实，并认识到除了岩石、水和雪，可能有狼和坏人外，山中并没有魔鬼。’这是件愚蠢的事。历史学家说这些是事实，因为那是他被赋予的思考方式。但是害怕魔鬼的人说，存在魔鬼是个事实，因为那也是他被赋予的思考方式。历史学家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式;但是错误的思考方式恰恰与正确的思考方式一样，都是历史事实，并且正如它们决定了具有这种思考方式的人所处的情境（通常是思想情境）一样。事实的确定性在于，人不能以其他方式思考自己的情境。作用于那些将要穿越其中的人身上的‘山中有鬼出没’这种思想，在于他们禁不住相信鬼存在这一事实。这无疑是纯粹的迷信：但这个迷信是事实，我们正思考的情境中的重要事实。”[9]（p317） 对于这里提到的穿越山脉的人来说，“山里有鬼”是他所处的社会赋予他的认识，而且他也认为这是真的。因而，历史学家要准确地认识这个人的思想，就要考虑到他所处的社会对他的影响。山里有鬼是迷信观念，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那个不敢穿越山脉的人所属的社会传统可能并没有赋予他这种认识。这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时需要考虑的社会因素。

三

柯林武德关于个体与整体关系的观点，类似于康德关于个体目的与整体目的的观点。“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而且这个自然的目标即使是为他们所认识，也对他们会是无足轻重的。”[10]（p2） 与康德相比，柯林武德史学理论中的整体或社会维度是隐匿的，需要经过文本阐释才能体现出来。

柯林武德认识到了历史中的个人，也注意到了由这些个人所组成的社会。他在分析将社会进步理解为社会力量的缩小与个人力量的扩张这个错误认识时，说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错误严格来说是个哲学错误，通过赫伯特·斯宾塞进入社会科学领域，而且极大地妨碍了清晰认识文明生活与野蛮生活之间的关系。纠正这种错误在于认识到，个人自由、智力和自我依赖的任何增长，都自动地反映在社会中。这个社会不是神话式的超人类存在，而仅仅是出于相互联系中的诸多个体本身。”[11]（p119） 这反映出柯林武德理论视域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不平衡的，他更多强调的是“个人视角中的社会”或“通过个人反映出来的社会”。因而，学界将柯林武德看作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是有其缘由的。即便如此，分析柯林武德的整体观或对社会的理解仍是必要的。

而且，柯林武德《新利维坦》第二部分“社会”中，有一章的题目就是“作为集体意志的社会”。他在其中对社会内涵的分析是，“一个从事一项集体事业的人，有对事业整体认识的一般看法和对这个事业中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具体看法。如果他没有这两种想法，他就没有社会意识。没有社会意识，就不会有社会。但它们并非同样正确。在全部事业中，个人只有一个‘一般’（相对模糊和不确定的）看法;在个人角色中，他有个‘具体’（相对明晰和确定的）看法。为了承担自己的角色，个人必须足够了解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性质。除此之外，他对全部事业只需有个模糊的认识。他必须知道，有个整体;但他不必知道，这个整体是什么，除了他自己属于这个整体这点之外。”[12]（p149） 柯林武德这样界定整体，为他规避整体视角提供了理论支持。由此，个体与整体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其理论体系中就不存在了。

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对他所面对的实证主义传统的反抗。他反对关注规律性而忽略历史事件独特性的实证主义传统，强调历史认识中的个体性，注重从个体角度理解历史。与实证主义强调规律性和普遍性相对，他强调个体性和特殊性。但他所说的个体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单子，彼此之间因为同是思想的媒介而发生关联。“个体行为与个人出现在历史中，不是因为它们的个体性，而是因为那种个体性是思想的媒介。那种思想实际上是他们的思想，潜在地也是每个人的思想。”[13]（p303） 柯林武德所说的个体是集体中的个体，这个集体是以一定方式联系起来的个体集合，相当于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是由处于相互联系中的个体组成的，其中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而仅仅被孤立地理解。“如果我关于朱利叶斯·凯撒的思想不同于蒙森关于凯撒的思想，历史学如何保持真正知识的地位呢？一定不是我们中的一个人错了吗？是的，因为对象不同了。我的历史思想，是关于我自己的过去的，不是关于蒙森的过去的。蒙森与我共同拥有很多事情，在很多方面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但是只要我们是不同文化与时代中的不同人物与代表，我们就拥有不同的过去，蒙森的过去中的每件事，在进入我的过去之前，必须经历一个轻微的变化。”[14]（p139） 柯林武德在这段论述中指出，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看待同一历史事实时，认识必定是不同的。这种观点也表明他重视时代与社会环境因素及其对个人的影响。

柯林武德从个人与社会角度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获取历史知识的视角与方法。这其中涉及历史中的个体、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将理性因素即历史当事人的目的看作理解整个历史的核心。爱德华·卡尔在这方面对他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历史事实确实是关于个体的事实，但不是关于孤立地表现出来的个体行动的事实，不是关于个体认为自己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或真或假的动机的事实。历史事实是关于社会中个体间联系的事实，关于推动个体行动的社会力量的事实。个体行动常常不同于他们所要实现的目的，有时甚至与之完全相反。柯林武德历史观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假设要求历史学家研究的行动背后的思想是历史当事人个体的思想。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要求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促使行动发生的原因，自觉的思想或个体行动者的动机可能完全不能解释行动发生的原因。”[15]（64-5） 卡尔的评价既分析了柯林武德观点的合理性，也指出了其过于强调理性因素与个体视角的片面性。因为历史中存在作为非意向行为结果的历史事件。

关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也涉及柯林武德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立场的差别。“奇怪的是，詹京斯与其他人预示的立场比他们表达的更为极端。相反，早期学者像柯林武德，否认后现代主义者们宣称或论证的历史想象重建的网络中没有固定的点的观点（柯林武德1993年，第244页）。对柯林武德来说，孤立的个体历史断言最终都是历史整体中不被认可的抽象，然而缺少了整体，它自身就没有意义了。然而，广泛的共识是，‘对事实与更大的历史图景’的相对孤立的个体断言之间是存在某种差别的。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詹京斯论述任何语境‘最终都是被想象或发明的;不同于事实，这些语境从不能最终被确定为……有意义的。这里的有意义是指所有历史解释必须包含部分到整体或整体到部分的关系’（詹京斯1995年，第19页）”。[16]（p193） 这体现出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立场是建构性的，承认个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借由这种联系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则完全相反，秉持解构论立场，完全割裂历史解释中个体与整体因素的关联，孤立地理解历史个体。柯林武德强调在既定社会语境中理解历史个体，这使他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在解构历史知识过程中攻击的主要标靶，也彰显了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参考文献：

[1][2][3]R. G. Collingwood，Speculum Mentis，or The Map of Knowledge [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46.

[4]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请参见张作成：《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阶段性、连续性与体系性》[J]，《史学集刊》2012年第4期。

[5][6][7][8][9][13] R. G. 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M]，Revised Edition with Lectures 1926-1928，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n Van Der Dussen，1994.

[10][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1]R.G. Collingwood，“A Philosophy of Progress” [J]，in R. G. Colling-

wood，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C]，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Debbins，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7.

[12]R. G. Collingwood，The New Leviathan，or Man，Society，Civili-

zation and Barbarism[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

[14]R.G. Collingwood，“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J]，in R.G. Colli-

ngwood，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C]，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Debbins，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7.

[15]Edward Hallett Carr，What Is History？ [M]，New York： Vintage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1961.

[16]James Connelly，“Postmodern Scepticism，Truth and History” [J]，in Alexander Lyon Macfie ed.，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alks Given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London，2000-2006[C]，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6.

作者简介：张作成（1981-），男，黑龙江肇东人，历史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14110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D052）、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学者支持项目（SYQ2013-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