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项羽本纪》立纪的合理性

摘 要：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可谓两汉史学的“双子星”，也是中国史学史的两座高峰。一直以来，“马班异同”都是史学界的“永恒课题”之一，而《项羽本纪》更是史学界争议的焦点：有学者认为项羽只是一介“僭盗”，不足以立纪，只能列传，而有学者则提出了相悖的观点。这一争议在史学界已存在多年，却仍未有定论。本文从本纪体例、作者写作意图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并对前人的研究作相应的补充论证，以证明司马迁为项羽立纪的合理性。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项羽 本纪 合理性

一、聚焦：“本纪”与“列传”的较量

西楚霸王项羽，乃秦汉之间的政权掌握者。然由于非王室正统，羽立楚怀王为义帝，自封为西楚霸王，诚乃效仿东周诸侯也。太史公司马迁将其列为与始皇、高祖并列之“皇亲贵族”，为其立纪。东汉史官班固则认为项羽非正统王室，乃一介“僭盗”，不宜立纪，宜为列传。关于这一争论，后世学者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下面就先来看看历代学者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一）代表性学者对《项羽本纪》的争论

（二）聚焦学者争论的焦点

纵观刘知几、宴世谢、吴非三者的观点，三人都把反对为项羽立纪的焦点放在了项羽不是出身正统皇族，而是一介“僭盗”上。如刘知几就认为《项羽本纪》不合本纪体裁，除项羽为“僭盗”之外，还因为此纪在写作手法上不像本纪而更像列传。最根本的是刘知几搬出了“闰位”的观点，显然是一种正统史观的表现。同样地，宴世谢也认为项羽充其量仅仅是个诸侯之王，没有资格可以与始皇、高祖平起平坐。而吴非则更是用反诘的方式表达了对司马迁不立义帝而立项羽的不解。

陈汉章、刘咸炘、钱大昕则否定了前三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否可以立纪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是“皇亲贵族”，而在于是否在当时掌握了政治力量的中心，而作者为项羽立纪的意旨前三者也没有真正把握。此外，钱大昕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班固作《汉书》抑项羽的原因：“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

二、解析：“本纪”和“列传”孰是孰非

以上都是旁人对两部著作的看法，然而司马迁为何将项羽列入本纪，班固为何又将项羽列入传记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体例：本纪的立意是什么？

最早明确论《史记》本纪的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龙雕心》，他在《文龙雕心》中说：“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候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⑦可见刘勰认为本纪就是用来纪皇帝的。而最早关于本纪的概括来源于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⑧虽然他没有明确说他所指的就是《史记》中的本纪，但他这句话却被后来张守节引用来论证《史记》的本纪，而张守节的这一误用便造就了很多后人对本纪的理解。从后来刘知几等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本纪的看法都来自此两人的说法。由于刘勰是南北朝之人，张守节是唐代开元盛世之人，而刘知几是唐代中后期之人，因此刘的史学思想难免会受到前两者的影响。

那么，本纪的真正立意是什么呢？是不是就用来纪天子的呢？我认为还要回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去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提要中说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寻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⑨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更多是在记录“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未提及到诸如“天子称本纪”之类的字眼。而且在司马迁看来，本纪仅仅是一条主线，是全书的框架。按照司马迁的逻辑，本纪是用来记录政治权力的盛衰兴亡的，那么从秦王子婴身亡到汉高祖称帝，期间没有统治者长达四年，而这个时期的政治权力中心在谁手上？就在“封王侯，号霸王”的项羽手中。如此一来，为什么不可以为项羽立纪呢？如朱东润提出：“项羽自为西楚霸王，霸者伯之借字，伯长也，犹言诸侯之长也。羽既为诸侯长矣，故《本纪·赞》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则史迁又安得而不为立本纪哉？”⑩这段话也表明了朱润东先生对司马迁为项羽立纪的肯定。

为何班固的《汉书》将项羽列为传记呢？这跟《汉书》全书的体例有关，《汉书》属于断代史纪传体，它的特点在于将每一个朝代的事写在一块，正统史观非常浓厚。在他看来，纪就是用来以正朔来表示朝代延续中的正统观念。也正因如此，夹在秦汉中间而又没有形成一个朝代的“西楚政权”就被班固忽略不计，而项羽自然而然地也被降格到“列传”当中。因此，项羽在《汉书》中被降格为“传记人物”，与《汉书》的体例有关。而大多数人误解《史记》的症结，就在于以《汉书》的正统义例范围《史记》。魏元旷在《史记达旨》中指出：“《史记》之例，非以本纪当天子，世家当诸侯。以本纪当天子，无论项羽不当立本纪，其舍惠帝而立吕后，尤不可也……盖本纪者，本之以纪事也。秦汉之际，天下之势莫强于项羽，则本项羽以纪；吕后之世，天下之事属之吕后，则本吕后以纪……《汉书》本纪例属天子，名义一定，遂不可干，以视《史记》，盖有同而不同者也。”{11}因此以《汉书》的体例来否定《史记·项羽本纪》的设置，是有失偏颇的。

总之，从体例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将项羽列为本纪更多地是根据他立传记的意图，即根据社会政治力量中心的转移来布局。《汉书》则因其断代史的特性不立《项羽本纪》，而立《项籍列传》。体例上两者就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后人以此来反讽司马迁对史记布局的安排，是有失偏颇的。

（二）史学思想：通变史观与正统史观的较量

司马迁《史记》的史学思想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也就意味着司马迁写史书重点不放在王朝的更迭，而是放在探求社会历史的总体盛衰变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即便项羽不是“皇亲贵族”，但作为当时政治力量的中心，还是不妨碍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之中。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12}因此尽管最终项羽自刎于江边，但鉴于项羽之前在推翻秦统治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还是将其列为本纪。

班固以“综其行事，旁观五经，上下洽通”{13}为著书要旨，其目的是“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即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提高汉的历史地位。项羽作为汉朝开创者刘邦的劲敌，曾与刘邦争夺天下，可想而知汉朝历代君主对项羽的态度多是贬大于褒，而作为东汉王室的史官，班固自然对项羽也是采取一种“抑”的态度。钱大昕就曾指出：“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然较之史公之直笔，则相去远矣。”{14}由此可见班固“抑项”之心。另外，班固著《汉书》的动力和源头在于其父亲班彪，而班彪从小就给班固灌输正统思想，结果这种思想在班固的著作中表现得一览无遗。例如班固反对将项羽列为本纪的一大理由是认为项羽不是“正统王室”，既不承秦未，又不启汉始。因此在《汉书》当中，班固将其列为“列传”而非“本纪”。

后世之人之所以质疑司马迁作的《项羽本纪》，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正统史观”的影响。那么司马迁的“通变史观”与班固的“正统史观”是否是完全矛盾的呢？其实不然，在有关《史记》记述的范围内，它与正常天子在位、朝廷更迭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或者互相矛盾的，而是涉及社会历史变化的实际情况基础上，更能体现失误分离与统一的性质。因此，当历史上的朝廷帝王力量强大，足以控制和影响全国局面，承担起政治中心作用的时候，这个时势的主宰者就是帝王、天子；相反则依据历史变化发展趋势，谁在政治风云中起主导作用，司马迁就将谁列入本纪。这表明司马迁所做的本纪，既记载主宰时势的中心人物，又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主宰时势的力量的形成过程展现出来，以显示出历史的真实变化，而不仅仅顾及帝王、天子的虚名。它并未束缚正统的观念，可以更确切地体现出纲纪天下时势的作用和真实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应该说，司马迁的“通变史观”是对“正统史观”的一种很好的融合。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来讲，司马迁的通变史观既包含正统史观，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而《项羽本纪》作为司马迁通变史观的典型代表，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天命观：天人之分与天人感应的对峙

两汉经学的核心为“天人感应”说，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学说更是风靡一时、定于一尊。经学家认为天人同类，互相感应，人顺天，天就降祥瑞以福佑；人逆天，天就降灾异以惩罚。人世的一切，皆由上天的意志来安排。

司马迁虽也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但其主要倾向还是天人相分，天属自然观象，与人事没有必然联系。如《项羽本纪》驳斥项羽所谓“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为“尚不觉痞而不自责”、“岂不谬哉”。这又反映出司马迁在评论人物时并非一味持“天命决定论”。

班固却恪守天命，迷信谴告，全盘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在“传”这一体裁中，班固特地为推阴阳言灾异的人立传，记载并赞赏其学说和奏疏；在“志”中，也详记“五行”。

正因如此，“《史记》探索历史发展不从天命而从人事，总是从人事人谋，从历史人物护具体活动中，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历史兴衰成败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正是《史记》一书比较能保证历史科学的科学性的原因;而《汉书》则往往陷入唯心、保守的泥潭，大大防碍了它对历史发眼进程的洞察和揭示”。{15}受“天人之分”的天命观影响，在项羽这一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司马迁从项羽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即从他推翻秦朝暴力统治，为汉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这一角度出发，认为项羽的功绩可与汉高祖齐名。班固则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认为项羽不是天授的君主，而是借着秦王朝衰败而上位的“僭盗”，因此不应该列为本纪，而立为列传。从当今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天人之分”说更符合史学发展科学性的要求，因此从天命观来看，项羽还是宜列为本纪的。

（四）史料：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的碰撞

司马迁作《史记》，史料来源于以下五个方面：古今典籍、秦代律令图书、汉代档案、朝廷议事记录、亲身闻见。{16}而班固作《汉书》，在史料来源方面与《史记》大部分相同，仅亲身见闻这一方面班固比不上司马迁，而正是这一方面史料的缺失，导致了两者在编撰史书方法上的差异。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凭着一种实录精神，去收集史料。就连班固评论《史记》时也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这种思想反映到司马迁收集史料上来，就表现为司马迁在民间广泛了解情况，再将这些信息与宫廷史书进行比较，然后得出自己还原出来的历史。而这样收集得到的史料反过来有影响到了司马迁写史的一种思想，即前文所说的“通变史观”。而班固虽然懂得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却没有学习司马迁在取材上的做法。班固作《汉书》，取材更多来源于官方史料，民间史料基本没有采用。而官方史料渗透得更多是一种正统史观，于是乎在著史的过程中班固原有的正统思想会越加巩固，这种思想也就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影响到班固对项羽作纪的判断。

从民间史料的采用度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史料对于两位作者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两位作者对项羽作纪还是列传的选择。那么从官方史料来分析呢？我们先看看反对者如刘知几是如何从《史记》的史料来源来抨击《项羽本纪》的不合理性的。刘知几在《史通》中讲道：“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18}这段话中刘知几认为《史记》的史料来源之一是《春秋》，这个不假。但这段话还是有问题的，首先，刘知几讲司马迁“以天子为本纪”，前文已经讲到，在《史记》全篇中都没有一个字眼提及“以天子为本纪”。再者，《春秋》是儒家经典，也是正统史观的力作之一，刘知几讲司马迁效法《春秋》，但刚才第一点已经讲到司马迁从来没有持“以天子为本纪”的正统史观，那么何来的效法？因此刘知几等试图从《史记》的史料来源来攻击《史记》为项羽立本纪的不合理性，也是说不通的。

从史料角度讲，由于《史记》的史料有一大部分来源于民间，因此史记的“正统史观”没有《汉书》那么强。其次《史记》虽有取材于《春秋》，但并未效法《春秋》的史观。而《汉书》取材，有很大一部分还来源于《史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提道：“乃今以《汉书》作比，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19}赵翼之言表明了《汉书》在史料采用上对《史记》的依赖性，反驳给自己提供史料的史书，这不等于在否定自己所用史料的合理性吗？所以从史料角度来质疑《史记》为项羽立纪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三、拍案：项羽立本纪合情合理

《史记》成书后一百多年，《汉书》面世。自《汉书》面世以来，关于《项羽本纪》的争论就层出不穷。除上文提到的刘知几、宴世谢等人，还有赵翼等人。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20}就赵翼这一段文字而言，赵翼又犯了与班固、刘知几等人相似的错误，把本纪当成专纪皇亲国戚的体例。正如高国抗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中关于《史记》本纪说明所言：“这是按照封建正统观念来解释本纪，并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项羽不是皇帝，吕雉是个太后，司马迁把他们列在本纪里边，可见《史记》的本纪不一定是‘帝王书’，也没有‘为后代纲纪’的意思。根据封建正统观念把本纪说成‘帝王书’和‘为后代纲纪’，是东汉班固之后的事。后来正式由于正统思想的作怪，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才有许多非议。”{21}这段话表明了司马迁作《史记》中的本纪不是重在正统思想，而追求一种“通变观念。”同样，从作者的史学观点和史料取材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史记》为项羽立“本纪”的合理性。因此，我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合情合理。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卷二）列传.

②宴世谢.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

③吴非.楚汉帝月表·史记不立义帝本纪辨.

④刘咸炘.史学述林·史体论.

⑤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⑥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二）读史记项羽本纪.

⑦刘勰.文龙雕心（卷4）史学.

⑧裴松之.三国志·卷6注.

⑨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956.

⑩朱润东.史记考索.二十世纪国学丛书.1995.12：10-11.

{11}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2.

{12}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47.

{13}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99.

{1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15}参见傅正义.《史记》《汉书》比较简论.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37期.

{16}参见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8-62.

{17}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0.

{18}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7.

{19}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13.

{20}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2.

{21}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0.

参考文献：

［１］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

［3］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

［6］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7］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8］刘知几.史通.

［9］吴非.楚汉帝月表·史记不立义帝本纪辨.

［１0］宴世谢.沅湘通艺录.

［11］刘咸炘.史学述林·史体论.

［12］陈汉章.缀学堂初稿.

［1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14］刘勰.文心雕龙.

［15］裴松之.三国志.

［16］傅正义.《史记》《汉书》比较简论.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37期.

［17］汪受宽.《史记》《汉书》项羽本传对读记.信阳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VOL29，（1）.

［18］徐家骥.试论赵翼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VOL29，（1）.

［19］张晓松.析《史记》之“本纪”与《汉书》之“本纪”.上饶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

［20］曾小霞，徐中原.近3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商丘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VOL25，（5）.

［21］张晓华.《汉书》《史记》的差异看两汉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五邑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VOL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