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低碳审计对社会责任履行绩效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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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党的十五大的可持续发展到十八大的“五位一体”总格局，从科学发展观到伟大中国梦，环保、绿色、生态、永续发展一直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践行“绿色发展”战略，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但从我国展开低碳工作的实践看，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煤炭行业的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大力推进低碳审计呼声日益高涨。为论证低碳审计工作是否促进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文章从煤炭行业政府补助项目披露的视角，通过选取2015年我国16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环保技术与矿区的安全建设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绩效显著正相关，其环保治废与其呈负相关，可能由于个体差异性的缘故，其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關键词：低碳审计 社会责任 煤炭行业 政府补助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7）11-0011-03

一、引言

人口膨胀、资源枯竭、气候异常、全球变暖等问题使可持续发展成为21世纪以来的焦点，其中“低碳经济”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作为低碳经济的起源地，英国以法规制度层面为切入点，颁布《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并做出至2050年减排60%温室气体的承诺。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明确表示将投资数千亿美元以调整能源结构，并做出205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83%，截至2025年居民用电至少有25%来自于可再生资源的承诺。日本通过制定《新国家能源战略》，做出2050年碳排放量降低60%—80%，完成21项关键性环保技术研发的承诺。我国作为世界低碳舞台上的一员，恪守节能减排的诺言。一方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以及《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三大纲领性文件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斥资5 800亿元用于发展低碳经济，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做出2020年碳排放减少40%—45%的承诺。为评价发展绩效，2009年英国提出用“低碳审计”作为衡量发展绩效的有力工具，也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然而，低碳政策是否制定合理？低碳资金是否使用得当？如何衡量各国低碳经济发展绩效？现行的低碳审计研究多以政府审计为主体，且集中于概念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其中前者包含低碳审计目标、动因和内容。近几年，已有学者以企业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传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基础上，探究被审计单位的节能减排绩效，如碳排放水平、能源管理或用能状况、低碳技术的研发等，但以规范类居多，实证类较少，尤其涉及低碳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绩效的研究。有限的研究包括汪茹（2013）构建的以行为导向为基础的社会责任审计模式，该模式结合行为动机理论和 库尔特·卢因的“场论”，阐述和论证了其可行性。周兰和郭芬（2011）则重点阐述了低碳社会责任审计的主要内容和程序，强调通过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设计并执行审计程序。张凤元（2013）则提出从结构低碳、基底低碳和方式低碳三个维度进行社会审计的评价标准。周丹（2015）根据《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4版的出台，分析了与G3版的差异，提出要顺应“实质性议题”的潮流，加快完善我国社会责任审计体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通过查阅文献，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相关利益主体产生的影响，鲜有低碳审计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研究。以债权债务关系为例，倪娟（2016）以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2012—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披露环境信息会影响到银行信贷决策及债务融资成本，即披露环境信息的公司能够获得较多的银行贷款，且债务融资成本较低。刘荷萌（2015）则从债务期限结构的视角出发，以我国化工行业为样本，认为借款期限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然而这种影响也会延伸至投资者，沈洪涛等（2010）认为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该结论被杨宏宇（2016）再次证明，它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投资者降低了对企业的预测风险水平。唐国平（2011）通过研究深沪市湖北省的上市公司，认为投资者更偏好环境信息披露程度较高的公司，且这种偏好程度呈现季节性特点。何玉和唐清亮（2014）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得出碳业绩不理想的企业，其碳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呈负相关的结论。姚圣（2016）通过选取我国不同期间的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环境信息的披露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常凯（2015）则认为环境信息披露可能会给上市公司一定的财务负担，得出与企业市场价值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的结论。由此可见，环境信息的披露会影响到债权人、投资者的潜在利益。依照上述理论观点，提出假设1：

H1：煤炭行业对低碳审计的投入与其投资者和债权人潜在利益相关。

另据不完全统计，我国2003—2010年共发生煤矿矿难数百起，其中在2008—2010年发生的矿难就已分别达到115起、67起和51起。由于当时矿难预警机制和医疗卫生服务尚不发达，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些数字刺痛了有关部门的神经，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直接将环境信息披露提到议程上，如《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等。披露的内容主要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方面的说明，包括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程度、影响以及如何改善环境污染的办法等（刘磊，2011）。然而上述政策文件是否真的会缓解矿难发生几率呢？首先，吉瑜（2015）认为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并不彻底，主观性、描述性词汇较多，量化意识淡薄。朱涵一（2015）通过列举煤炭行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广泛存在于年报、招股说明书或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现象，指出随意披露且程度较低的特点降低了决策信息的有用性，故环境会计准则和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尽早出台的呼声日益高涨。虽然现行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饱受诟病，但也出现了煤炭行业遇难率的整体下降的现象。仅在2014—2016年，发生煤矿矿难分别46起、25起和16起，死亡人数相较之前大大减少，尤其2016年，平均每次矿难遇难人数10人左右，且每年进行环境披露的煤炭企业日益增多。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煤炭行业对低碳审计的投入与其员工利益相关。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由于审计监督体现在审计行为的结果上，故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年报中的审计报告。样本时间点为2015年，是因为该年国家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治理大气环境，抑制了煤炭需求，使得整个煤炭行业面临下行压力，近9成的煤炭上市公司出现“负盈利”。相关专家预测，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环保改革的持续渗入，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煤炭消费总量的控制，未来我国煤炭行业面临的形势依旧严峻。它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点，在整个行业不景气时，通过低碳审计研究对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和煤矿安全生产和矿区稳定的问题显得更有意义。选取的样本为16家煤炭行业的上市公司。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共有37家煤炭上市公司，选择这16家是因为它们基本完整披露了政府补助的项目。

（二）研究设计

1.低碳审计与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潜在利益。已有文献表明，环境信息的披露会影响到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Goss和Roberts，2011；Dhaliwal，2011；Richardson，2001），本文为更好地反映企业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以收付实现制而非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选取年报中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stakeholder）来衡量低碳审计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影响。为此，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stakeholder=α0+α1×tech+α2×safe+α3×environment+α4×else+ε1（1）

其中，tech表示环保技术的研发补助，强调通过低碳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碳排放（陈洋洋，王宗军，2016），包括粗苯精制、焦炉煤气综合利用、焦化行业能源管理体系、科技进步奖励、聚甲醛项目、煤焦油加氢技术等。environment表示节能环保补助，包括综合治理，强调通过治理“三废”，降低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等污染物的排放，包括固体废弃物的减少，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包括年干熄焦项目、甲醇项目、炭黑项目、甲醇制烯烃、甲醇装置能量优化、焦炉自动测温与加热优化、冷凝水闭式回收及焦化厂水重复利用等项目（高建慧，2016；傅双双，2014）。safe表示安全改造补助，包括地质勘探补助、救护所救护装备补助、社保补贴等。这是本文的创新所在，安全支出对一般上市公司而言，可能不适合作为低碳审计的代理变量，但结合煤炭行业事故频发、经济损失庞大且员工保障程度较低的现实背景，故将其作为低碳审计的评价指标之一，这也体现了根据企业性质、行业特点、地区差异选取变量的重要性。else表示尚未计入tech、safe、environment这三类项目的所有其他补助，包括土地使用税、基建投资预算拨款、超税负财政扶持资金、增值税退税款、资源税减免款等。值得说明的是，各项目费用的归集是按受益对象进行。如关于煤炭产业升级改造的政府补助项目，其技术研发、安全保护和环保治废均为受益对象，则将其三分之一分别计入到tech、safe和environment中。

2.低碳审计与员工利益。员工问题一直是各行各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员工的生存发展权建设。Harold Koontz和Heinz Weihrich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其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J.B.Cullen认为：“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负有超越盈利的责任这样一种思想，也就是说，社会责任意味着一个公司不仅要为股东谋利益，还要考虑其他成员（如员工、顾客、供应商）等的利益。”频发的矿难，无数遇难的矿工正是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故本文为更好反映企业对员工的深切关怀，以权责发生制而非收付实现制为基础，选取年报中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职工薪酬”（staff）来衡量。为此，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staff=β0+β1×tech+β2×safe+β3×environment+β4×else+ε2 （2）

tech、safe、 environment、else分别代表技术、安全、治废、其他补助，其如何体现低碳审计，前已述及。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被解释变量staff和stakeholder的均值分别为4.91亿元和69亿元，解释变量tech、safe、environment和else的均值分别是0.48亿元、0.44亿元、0.45亿元和0.17亿元。由此可见，煤炭行业接受的补助以技术、安全和环保治废为主，其中技术支出略占优势，但三者之间差距较小。这说明国家正试图从能源利用效率、矿区安全建设和环保治废三个维度改良煤炭行业，帮助其走上高效、负责、绿色的发展道路，也进一步有效缓解了行业下行的压力。

（二）回归结果分析。表2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别表示为低碳审计对投资者、债权人潜在利益和员工利益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tech和safe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与stakeholder呈正相关。这说明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与被投资单位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矿区安全建设相关，每投入1个tech单位，会带来66个stakeholder的利益单位；每投入1个safe单位，会带来71个stakeholder效益单位，而政府对safe上的补助力度最小，但效果显著。第二，safe在1%的水平上与staff呈正相关。以上两点表明矿区的安全建设几乎利于所有利益群体，即当前我国煤炭行业的上市公司应重点关注矿工的生存权，提高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建立健全煤炭安全度量体系，重点关注煤炭生产安全指数和煤炭流通安全指数，完善安全预警系统，控制好安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近年来，由于煤炭开采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矿难率相对降低。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安全管理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会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故安全工作仍不可懈怠。第三，environment与stakeholder和staff均不显著。但我们难以得出环保支出与投资者、债权人和员工利益无关的结论。因为environment对stakeholder和staff的负相关关系，恰恰解释了环保支出与财务绩效的倒U型曲线，故煤炭行业仍需加大对环保治废的支出力度。至于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煤炭企业的个体差异性所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局限所在。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2015年企业年报中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应付职工薪酬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绩效的代理变量，进行低碳审计对其影响的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环保技术研发与矿区的安全建設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绩效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受个体差异性的影响，环保治废与社会责任履行绩效呈负相关但不显著。这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继续加大环保投入力度。据中国碳交易网报道，我国八大重点行业的碳排放量达到全国的一半水平，而首当其冲的煤炭业身负节能减排的重担，在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号召下理应做出更大贡献。第二，有必要将环保技术投入和矿区安全建设投入纳入到安全管理体系之中，也可适当引入煤炭预警概念，设置技术保障风险和安全保障风险指标，保障煤炭行业的安全生产，其中“安全”包括煤矿员工的生命健康权和煤炭资源的经济安全两层含义。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煤炭行业的法律法规制度，不断完善该行业的监督检查机制。就监察机构而言，要避免机构冗余并适当授权，增强其执法的震慑度；就执法队伍而言，要公正合理，遵纪守法，坚决抵制“寻租”行为；就惩处机制而言，授权要集中，力度要加深，程序要精简，避免多机构同时拥有处罚权力，建立终身问责制度。第三，笔者在观察企业年报的披露中，注意到部分煤炭上市公司还是未将政府补助项目披露完整，个人认为应强制在年报披露有关政府补助资金的项目来源，以及项目在各阶段支出的金额，支出的用途或建议上市公司在企业年报的附注里增加一个模块，以披露上一年度煤炭企业的环保政策、标煤的节约量、是否设立单独的环保科技部或成立专业的环保科技公司等，并按照统一的格式和项目进行披露。

参考文献：

[1]周丹.G4的发布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启示[J].商业会计，2015，（02）.

[2]张凤元.低碳经济下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探讨[J].对外经贸，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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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建慧.低碳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设计理念[J].商业会计，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