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阶段演进及推进策略

摘要：大学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经历了从游离分散到整合协同、从偶然联系到必然结合、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三个阶段。进一步推动大学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应采取汇聚大学科技与智力资源、开展协同创新与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依托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建立大学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多元模式，拓宽产业人才培养渠道、积聚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要素，整合大学学科资源、构建全面适应产业集群发展的立体服务网络等策略。

关键词：大学；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演进阶段；推进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1-0011-05

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首先提出“产业集群”一词，认为“产业集群是竞争且合作的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供应商、服务提供者、相关产业的公司以及有关机构在地理上的集聚”。产业集群支配着世界经济地图，是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基础。从产业集群转变为创新体系需要加强区域的制度基础结构，即有更多的知识组织参与到创新合作中来。大学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可以帮助产业集群依托大学各种创新资源和科技研发平台，有针对性地组建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研发机构与研发团队，形成一批在国内外同行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色与优势的产业集群著名品牌。同时，大学在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能够不断转变办学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新教学内容，提升科研水平，优化专业设置，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进而实现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统一，促进自身的科学发展。

一、从游离分散到整合协同——大学引领产业集群发展

布鲁贝克认为，“中世纪的大学把他们的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1]。大学社会服务意识的萌发充满了历史偶然性，欧洲新兴世俗阶级、职业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大学与行业领域的对接。尽管没有直接的融合互动，但大学为学术文化和理性思维的复苏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人才和思想启蒙基础，直接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 展[2]。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欧洲中世纪大学为意大利乃至欧洲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以“早期机械化”为核心的技术革命社会基础，促进了以大规模手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经济的形成。

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地理大发现时代，再到工业革命时代，直至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在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逐渐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与动力站。与此同时，大学与产业集群的协同互动经历了观念和结构的根本性变革，遵循高等教育中心—科技中心—形成产业聚集中心的演进规律。按照史学家的划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顺序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这其中蕴涵着一个规律：一个国家往往先成为高等教育中心而后才成为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而且科技中心的到来往往发生在高等教育的高峰期；一个国家往往先失去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之后才失去科技中心的地位[3] 。中世纪以来，大学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与更替，而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则进一步支撑着区域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与更新，引领着新兴产业集群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纵观大学发展史和科技进步史，大学引领了全球五次产业革命：意大利中世纪大学引领了以“手工业时代”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促进传统手工制造逐步向大规模的工场制造演进；英国古典大学引领了以“蒸汽和钢铁时代”或“铁路化时代”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蒸汽机成为主要的动力机，并使之普及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和工业国家；德国近代大学引领了以“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促进了电动机和内燃机在工业部门中的普遍应用；美国现代大学引领了以“信息、通讯技术时代”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了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以及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应用；全球大学引领了以世界各国的“新能源革命时代”为标志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推动新能源将不仅仅局限于其生产过程，还将渗透到很多传统产业中，如汽车和建筑业等，形成新能源技术产业集群，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由此可见，在大学的引领下，每次产业革命都形成相当长的产业链和产业聚集，满足人类生存与进步的需求。大学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共赢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从偶然联系到必然结合——大学支撑产业集群发展

大学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迎合，从偶然、零星的联系到紧密合作的巨大跨越，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中叶以前。在纽曼等人的古典大学观的影响下，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注重维护自由教育的传统，强调知识获得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科学研究在大学中没有地位，大学和工业这两大系统几乎是相互分离的，偶然的联系仅存在于人才培养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兴起，古典大学也适时地改革课程与教学，以迎合工业领域的诸多新诉求。例如，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等主动改革课程设置，增添更现代更实用的医学、化学、自然历史、地质学、天文学以及农学等课程，并努力将科学技术应用到渔业、农业、交通和工业等领域。随着格拉斯哥大学的机械师瓦特发明了分离冷凝器，从原理上革新了蒸汽机，由此便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中叶到二战之前。19世纪末蒸汽机、电话、汽车和铁路的出现给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引发了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戏剧性变革，科技创造了工业化社会的雏形，使国家开始了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生产力的更新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大学与工业界的交流合作，大学对工业发展的引擎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追崇。德国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大学的原则之一是研究和教学的统一[4] 。英国赫胥黎也认为，理想的大学应该成为一个能获得真才实学的学府，一个自由研究的中心，一个智慧之光的聚合点。在理想的大学里，教授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处在新的科学知识潮流最前列[5] 。随着洪堡改革赋予大学以科学研究的新职能，重视大学的理性知识与科技应用之间的融合，注重科研与工业生产相结合，开创教学、科研相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而使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便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创新与应用。此外，德国大学倡导科学独立发展，并在发展中创造了科学的组织方法和教育制度，如实验室、专业科技刊物的出版等。正因如此，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才得以为各国大学所接受和仿效，科学研究也成为各国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研究工作已经成为大学学历所必须具备的资格，并且也是教授功能的一部分。然而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学与工业逐步建立起的联系仍只是停留在形式较为单调的阶段，合作模式与机制尚不够成熟。

第三个时期是从二战结束后到21世纪的目前阶段。大学在推动产学研合作方面越来越起到一种积极主动的作用，大学与产业集群的联系形式也更趋向于多样、成熟、稳定和丰富。19世纪的大学理想是德、美、英等国教育遗产的“混血儿”，德国重视学科而不注重学生，英国注重学生在理智上的修养，美国的特点是着重在学者与公民之间或在学术知识与实用知识之间进行对接[6]。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的《莫雷尔法案》（《赠地法案》）是美国产学研结合的标志性开端。自此之后，美国大学愈加注重与行业企业的互动联结和集体创新，将服务工业经济发展视为大学的生存与兴盛之路，大学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是生产和创造社会所需的各行业的专门知识和科学技术。自20世纪初的辛辛那提大学赫曼？施纳德教授首次提出了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教育模式以来，美国诸多大学在物理、化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项目便开始支持农业、工业及军事等领域的企业发展。“二战”期间，美国大学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攻关与新技术发明，其标志是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研制。

二战之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日常生活对大学知识产生模式的依赖愈加显著，国家与产业知识间形成的历史契约逐渐变得松散迷离，知识的外溢推动对民族、国家的知识生产由封闭性走向开放性。随着国家间以科技创新和技术发明为主导的知识竞争日益加剧，大学知识不再局限于精英群体，而是更多地被公众掌握，大学愈加服务于社会现实需要。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直接刺激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电信设施、机场和空间项目的发展，许多被视为理所应当存在的技术，从半导体到小型飞机、从计算机到混合材料都源自国防的需要[7]。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为促进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相继颁布了“国家科学基金”法案、“大学工业合作研究计划”、“小企业等价研究计划”、“大学工业在材料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工业与大学在生物技术和高级计算机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和“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七个促进产学研合作的计划，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国家工业发展未来有机结合起来[8]。时至今日，大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紧密相联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成为高等教育政策话语的主要议题。而伴随着美国大学诸多现代教育理念的兴起和传播，如倡导社会服务的康奈尔计划、威斯康星思想和重视研究生教育的霍普金斯理念等，大学逐渐走向社会中心，开始成为推动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集群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三、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大学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早期的大学与产业集群互动，主要表现为一种依赖物质资源的外部驱动力促使大学与产业的结合，即大学围绕各国工业布局和物质资源基础而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人才供给和社会服务，进而提升工业知名度和产业集群竞争力。以德国为例，近代德国工业在全球都享有崇高的声誉，煤和铁的结合产生了欧洲最强大的钢铁产业集群，尤其是德国的机械、钢铁、化学和光学等产业，雄踞世界同行业的最高峰已达一个多世纪。强大的煤炭和钢铁产业集群使德国得以发展化学工业、铁路工业、汽车工业、海运船队和军事工业。新型大学牵动下的德国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德国的煤炭产业集群、钢铁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化学产业集群和电气产业集群已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在国际上最有名望的工业。

当代社会正进入到一个后工业时期，一个以知识创新为主要资本的社会转型时期，创新已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与曾经驱动早期经济变革的钢铁和石油等自然资源不同，知识具有无穷尽的开发潜力和膨胀空间。今天的工业生产正在由以物质生产和劳动力为主的产品，平稳地向以知识创新为主的信息产品和远程服务转移，大学是发现、塑造、获取、传播和应用新知识的重要活动载体，信息与数字知识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最新形式。在美国，由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克拉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聚集建立的硅谷，依托麻省理工学院和坎布里奇实验室等建立的波士顿128号公路等，进一步催化了以“信息、通讯为特征”的技术革命兴起，并大规模地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兴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主导的经济聚集现象，如印度班加罗尔高科技城、巴西波尔多数字园区、南非高科技工业园区及我国北京中关村等。依托大学智力与科技资源的高科技现代产业集群已成为创新知识甚至是科技革命的代名词。

而面对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及能源紧张等国际公共问题，大学知识创新已成为各国抢占经济、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攻坚利器，成为引领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催生科技革命和推动经济实现绿色增长的引擎。新能源产业革命将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全球形成新的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集群符合人类减少对地球资源过度消耗和环保的需求，各国政府依托本国大学的智力资源和科研优势，都不遗余力地进行新能源项目的开发与应用。荷兰正在大力发展大学新能源专业；美国韦恩州立大学不断夯实新能源汽车研发优势；以约克大学为代表的英国大学在新能源领域的研究成果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仅英国石油每年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就超过10亿美元。此外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以及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等著名大学，也是各国新能源研究领域的核心。全球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创新发展，迫切要求大学主动寻找新技术突破点，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的水平与能力，持续带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

四、推动大学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积极策略

区域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加速推进了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了对科技和人才需求的变化，高等教育正面临新的挑战。首先，以创新作为基本动力的新兴战略性产业集群，对科技和人才的需求更高，使得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责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其次，针对组织行为的内部生长机理而言，产业集群不是同类企业的简单聚集，而是产业系统属性的深度变革，这要求大学传统的学科专业体系和教学科研组织形式要与新的产业结构重新协调。再次，产业集群正在呈现出经济圈、产业带等多种聚集模式，高等教育的宏观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必须灵活适应新的情况。最后，产业集群内部正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链条上的不同阶段和生产环节，对人才与科技有着不同的需求，从而对各级各类大学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的分工与协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些大学要进一步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一些大学则更加趋向特色化和专业化。在经历了长期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后，我国的经济开始以调结构、转方式为主的战略转型期。因此，依托产业集群实现区域经济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大学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全面提升大学服务产业集群的能力。

1.汇聚大学科技与智力资源，开展协同创新与多样化的公共服务

发展产业集群，提升区域集群经济优势，需要大学充分发挥智力与科研优势，提供产业集群所需的高精尖科技支撑与公共服务平台。

首先，开展高水平的协同创新。在全球创新要素流动与普遍融合的大科技时代，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以大学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活动正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零散走向整合，从单一模式走向多元协作。协同创新模式已突破传统的直线性和链条式管理模式，呈现出非线性、多角色、网络化、开放性及常态化的特征，演变为以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并成为一种全新的科技研发范式。协同创新从浅到深存在着一个“光谱”，即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等[9]。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不仅成为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在机理和发生路径。因此，应积极构筑以大学为核心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立科学有序的集成创新模式，形成人才、资本、信息、技术及设备等创新要素的有机融合、合理流动与共享利用的新机制，产生聚集效应和协同效应，重点解决创新主体的生产关系问题，进而更好地释放生产力。

其次，联合组建大学、科研院所和主要企业的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和专家顾问团队，依托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围绕产业集群成长的不同阶段和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状况，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转变，提升行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最后，针对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监测及节能减排等问题，整合大学科研资源，组建为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配套服务的公共研发和公共检测平台。第一，建立产学研协同发展信息平台，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设备的有效对接；第二，发展各类专业中介与咨询机构，发挥信息沟通、技术评估、法律咨询、组织协调和知识产权服务等作用；第三，发挥行业专业组织在资源共享、人才培训及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优势，扩大本行业的产学研合作层次与范围。

2.构建高等教育区域中心，探索大学服务产业集群的多元互动模式

首先，根据产业集群生产力和工艺技术的特点，构建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建立多样化的产学研战略联盟。

高等教育区域中心是在某一特定地域空间，以区域内一所或若干所高校为核心，形成人才与知识高度集中、具备学科创新与成长环境、有利于多种类型不同规格的高校和谐共生、协同发展并具有一定辐射范围和功能的高校区域。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包含资源聚集、资源辐射、资源配置与协同发展四大功能[10]。这种复合型的知识紧密联系组织不是多所大学的简单堆砌，而是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将大学组织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最大化地发挥，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产学研合作模式由短期合作、松散合作及单项合作向长期合作、紧密合作和系统合作的转变。

第一，对于数字技术、光伏产业、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与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和新兴战略型产业，采取直接孵化成企业的方式，通过市场需求导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第二，对于装备制造、液压产业、仪器仪表、精细化工和粮食深加工等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集群，则立足于生产链自主核心技术研发，采取大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与企业生产环节直接对接形式，加速技术扩散，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打造高品质产品。第三，对于钢铁深加工等具有传统优势和条件成熟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产业等高端专业技术领域，可以通过组建学科性公司的形式，实施重大项目牵引，把大学与企业凝聚起来，引发产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

其次，按产业化思路、商业化模式和资本化途径，探索科研、中试以及生产三位一体的大学科技园创新发展模式。

第一，积极利用政府创业基金、民间创业投资资本和金融机构信贷等各类资金，推动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加快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如法国在大学增设“成果转化服务中心”，该中心负责与大学公开科研成果转化相关的所有服务、科研合同管理及专利和许可证转让等业务。此外，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支持大学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风险投资就成为企业创新发育成长不可或缺的条件，大规模的产学研结合项目都是依托创业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11]。美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的微软、苹果等企业都是风险投资基金支持下孵化的超大型企业。因此，鼓励大学建立风险投资基金，通过政府引导性投入，广泛吸纳社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风险资本，对成长快、风险大、收益高的生物医药、清洁能源和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进行大学风险投资，使大学获得一定的收益回报，并缩短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的应用周期。第二，培育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大学生就业创业，打造具有大学特色品牌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支持成熟大学高科技企业上市，实现现代大学精神与市场文化、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的成功对接。第三，选择基础条件齐全和优势明显的产学研合作科技园区，通过校企联合建立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校企合作委员会、校企合作研究院和重点实验室等形式，分类建设一批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第四，充分发挥政府和行业协会在产学研战略联盟体系中的组织、管理、协调和政策保障功能，强化利益分配与资源共享机制在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3.拓宽产业人才培养渠道，积聚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要素

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大学的智力支持与人力资源输送，大量不同层次的高校所提供的训练有素的高级劳动力，为所在社区科技产业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2]。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同时他没有轻视大学之“教学”功能，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发展知识、研究学术，同时也在培育人才[13]。人才培养既是大学之核心任务，也是大学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活力的显现。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是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的共同外显特征，它们对人才培养的定位十分明确，能够有针对性地组织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活动。例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侧重于培养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精英；麻省理工学院重视培养工程技术英才；斯坦福大学主张教育要使学生为个人的成功和生活中的实际工作做好准备，强调要培养有用的人，要掌握未来职业所需的实用技能，鼓励学生创业[14]。

大学人才培养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服务，而是以大学的前沿学术理论、知识创新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为基础的、基于高素质的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之上的智能型服务。

首先，充分结合研究型、教学科研型以及教学型等各类大学在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中的不同服务方向，针对传统型、创新型和资源型等产业集群类型，积极构建与集群产业链相适应的集高端研发人才、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及高级技能型人才于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链。从国家的层面讲，不同层次的学校应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创新人才培养者的金字塔，在注重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同时，不能忽视基层实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15]。

其次，广泛开展产学合作教育。产业集群建设需要大量有技术、懂市场及应用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而这类人才单独依靠大学独立教育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在生产实践和与企业的合作教育中造就。这就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专业的调整、改造和优化，并根据产业集群需要增设新专业，搭建以产业、项目为依托的人才培养载体。通过科研内容积极向教学内容转化、科研成果向教学成果及时转化、科研方法与教学方法的渗透以及教学问题与科研问题的双向延伸等，促进人才培养的灵活性、柔性和多元发展[16]。

最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一专多能”的通识人才。赫胥黎认为大学的目的首先是改善人，人的发展才是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他主张大学应进行通识教育，并强调 首先培养“作为人的人”，其次才是“承担某种社会责任的人”[17]。当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进一步明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作方式更加明朗之时，大学类似课程建设等更加规范，科学的发展有了更为雄厚的基础，高等教育的特色“通识教育”也就应运而生[18]。对于面向产业集群需求的高校人才培养路径，重点是发掘和培养学生的多元智能、技术应用与知识转化能力，由过去较为狭窄的企业“定点式”专业教育向适应现代产业结构与集群化协作生产的“宽口径”培养转变，由单纯重视知识传授向综合素质教育转变。

4.整合大学学科资源，构建全面适应产业集群发展的立体服务网络

产业集群与大学学科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学科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集聚高端人才及开展知识创新和科技服务的基本平台，学科集聚是产业集群基础研究的战略储备，更是产业集群应用研究的战略先导。汇集西门子、博世、奔驰和大众等世界巨头的德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强力依托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工程科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微电子专业、亚琛工业大学的机械制造、不来梅大学的工业工程以及卡尔斯鲁厄大学的计算机信息等特色学科的支撑。

首先，依据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与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内大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构调整和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合理布局，增设适应产业集群发展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其次，重点发展优势学科，竭力培育特色学科。集中建设一批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主干学科，整合区域大学整体学科优势，成立服务产业集群生产链中某一环节或主导工艺的联合研究中心。

再次，根据产业集群的不同生产环节需求，开展学科集群建设。遴选对接行业技术的主体学科或精干学科，以学科组织化作为切入点，促进学科组织从离散状态到集约模式的生态群落建构，实现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通过推动与产业集群对接的学科集群和专业集群的建设，促进高等教育整体功能的优化，促进大学特色的凝练。例如，斯坦福大学电子学科群的形成与发展探索了一条高校优势学科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成功道路，创造了一种高校优势学科群形成的重要模式。没有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学科群，就没有硅谷的产生[19]。学科群建设必须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符合学科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并适应外部经济社会现实。因此，构建对接产业集群的学科群，还应组建校企联合专家论证团队，全面开展行业景气度调查和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为学科群建设周期和发展规划提供可行性和必要性的依据。

最后，针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现代产业文化需求，构建对接产业集群发展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充分发挥人文教育对大学教育的引领作用。洪堡曾指出：“大学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大学的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其宗旨、核心就是育人或让学生学会做人[20]。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哈钦斯同样认为，如果教育内容过分偏重科学知识而忽视人文知识，就会影响学生能力的充分发展。因此，应充分发挥企业文化与专业文化在构建学科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将现代产业文化植入学科文化之中，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中心，建立大学生产业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开展科技哲学领域技术伦理、工程伦理研究，培养学生的创新风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服务奉献精神，形成理性的科技创新观，提升高等工程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人文情怀教育和危机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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