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嵕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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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总有一种

常去常新的感觉

“江南的才子江北的将，陕西只能埋皇上”。这句不知由谁发明的谐谑之言，在前些年甚为流传。撇开其揶揄陕地陕人的意思不讲，此言的后半句确实不虚。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上的陵墓就屹立在灞水之东，与高耸的骊山比肩。李白笔下的乐游原和咸阳古道两处地方，都是西汉的皇家王陵所在。“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名句描绘的，其实是一副多么诱人迷人的画面啊。西汉的十一位皇帝和他们的皇后全部都埋葬在这长安城周围。“长安灞阳茂平杜渭延义康”十一陵，九座就自西向东横陈在咸阳古塬上，而杜陵的汉宣帝和灞陵的汉文帝则居东南而望西北，萦绕长安的八水和南来北往的白云，织就着他们的宗族亲情。

大唐，中国历史上一个木秀于林的朝代，三百年的历史，二十一位君王，其中十九位皇帝的十八个陵墓也座落在关中平原上。女皇武则天真是个聪明过顶之人，葬时不仅立了一块寓意深长的无字碑，还去掉了帝号，以则天皇后的名份和高宗李治合葬乾陵。昭宗李晔和哀帝李柷在唐末的战乱中身不由己，无奈长眠在了河南的洛阳和山东的菏泽。

关中平原的北部，是东西走向错落起伏的一脉浅山，唐的十八陵就横亘在这群峰之中。因山为陵，古已有之，汉文帝灞陵、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都是不复堆土的因山为陵。但这些都是偶尔为之。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这种葬法被定为了制度，李家子孙必须“奉以为法”。高祖李渊老爹过世得早，世民皇帝之后，陕西的十六座唐帝陵，十三座是因山为陵。也有三个表现不好的，不遵守纪律，把家长的话当耳旁风，仍为自己弄了一大堆劳民伤财的土，着实不注意搞好廉政建设。这便是庄陵的敬宗、端陵的武宗和靖陵的僖宗。

在这些陵墓中，我去次数最多的就是乾陵和黄帝陵，但真正为我情感所牵系的却是礼泉的昭陵和兴平的茂陵，总有一种常去常新的感觉。

武德时期，唐王朝初建，各地还是闹闹惶惶的很不安定，朝中的一班子人还没有工夫考虑李渊老儿死了咋办。玄武门的事情让这位高祖晃晃摇摇没几年就不行了。正在太宗皇帝颇费脑筋的时候，那个会写字的书生虞世南一封信又一封信喊叫着要节俭。最后太宗还是较为减省地把爹给埋了，为此心里很是郁闷。唐太宗打心眼里认为大唐的功业要高过前汉，以后就因山吧，因山为陵一定会高过汉的那些陵墓。于是，他想到了驰骋游猎时曾让他赞叹不已的九嵕山。一拨又一拨的神秘高人看过算过，就是这九嵕山了！

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嵕，九道山梁拱举着的那座峰山势巍峨，刺破青天。这山不仅山石嶙峋，林木葱郁，风光奇绝，关键它符合了帝王陵寝最好的风水条件。山势高而险，既可显示出帝王的至高无上，又可防止水的浸泡。但陵的前后要有水，寓意取之不竭，江山永存。陵的左右要有较低的山来拱卫，不致使吾皇成光杆司令。前面应是开阔的平原，有君临天下太平盛世之感。

细想来这昭陵真的都符合了古代陵墓堪舆的风水条件。坐拥九嵕之山，俯瞰关中平原，渭水映带其前，泾河护佑身后。唐人比几百年前的汉人要有眼界，汉人只会在长安城边上打转转。将作大匠阎立德是营建昭陵的总设计师，曾因设计规划不够大胆而被太宗解职后又重新启用。这昭陵从长孙皇后崩后就开始建啊建，历时百年，一直建成了世界上陪葬墓最多，面积最大的封建帝王陵园。

站在九嵕山的半山腰南望，广袤的关中平原坦荡如砥，春意盎然，一个个村庄随意散落着，人们在自由地走动奔忙。但在一千多年前，九嵕山下的这块地方是不可以随意居住的，只有守陵的人在此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中书令温彦博陪葬在这里开始，近百年间先后或有三百人的一百九十余座墓葬座落在这里。这些勋臣贵戚为了君臣情谊，死后也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墓前立起了高大石碑，记载着他们的生平事迹。春去秋至，酷暑严寒，只有远方走来的风拂过碑面，轻轻低语。

至少可以让我们去仔细思考一下

宋以后的书写等问题

西周的时候祭祀是国家和民众社会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祭祀讲究时辰，可钟表在哪里？就看日光的影子吧。于是，宗庙殿堂门前栓牲口的石柱子就成了很重要的计时参考。这宗庙殿堂门前的石柱子叫“碑”，这似乎与我们今天称之为碑的概念相去甚远。

葬埋死者是要在墓坑的旁边立一些也叫做碑的木头桩子的，它的功用是供人们下棺材时用以牵系绳索。逝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忽然有一天，在一个葬礼结束之后，有一个人泪流满面，在木头桩子上用锋利的器物刻下了此刻的悲痛心情，以此寄托对逝者的怀念。人同此心，渐渐的人们都这样效仿，渐渐的木头换成了坚实经久的石头。碑的概念悄悄地发生着转换。及至两汉，这石头已发展成为碑首碑座齐全，周身纹饰讲究，碑面刊刻着整篇颂文的现实意义上的碑了。从墓道的意思上生发，人们又给这碑子赋予了一个很庄严的名字——神道碑。大人物的碑子肯定要有当朝的书法高手来写，于是，书法艺术得以流传。

唐初既定，从下层走到最高领导岗位的统治者十分注意打破阀阅门第观念，不拘一格为国家选贤任能，书法为其选才的重要标准之一。而汉字书法艺术从两汉的隶写经过近两百年的南朝游弋和北朝的进击，立刻在唐代找到了与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书写方式，至法至则的唐代楷书随之产生。“欧虞褚薛”等人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为它们规定了书写的范式，汉字书写从此具备了一种形与质都个性十分鲜明的形态。它不仅是对前人的发展，更对千年来的书写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以至今天真正有识见的人们对它还给予无限的尊重。

昭陵一百九十余座陪葬墓，葬埋的都是文臣武将和皇亲国戚，因此墓各有碑。书者有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以及欧阳询、褚遂良、殷仲容、王知敬等；撰文者有岑文本、许敬宗、李义府、于志宁、上官仪等；书体有楷、隶、行草以及曾失传的飞白等，“撰、书皆名流，文、字俱佳品”。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这块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名碑星罗棋布熠熠生辉，大腕各展手段夺人心魄，但这种庄严肃穆之地普通的人们是不得近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