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Ⅱ”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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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F一35“闪电Ⅱ”战斗机的话题又一次成为了热点所在。其中的原因也并不复杂。在复杂的心态中，世界舆论曾对F-35“闪电Ⅱ”进行了长时间的“唱衰”，有关F-35“闪电Ⅱ”战斗机的话题从来都是热点。但随着“闪电Ⅱ”的正式列装服役，各种消息不断传递过来，一些观点被推翻了，人们对“闪电Ⅱ”的评价开始有了变化。如此强烈的反差对比，本身就成了新的热点所在……

前言

经历了十几年的各种折腾，18个月前F-35“闪电Ⅱ”战斗机终于开始列装服役。然而，习惯了有关F-35各种负面消息的人们猛然发现，这次传来的消息却不大一样。当第一批交付以色列的两架F-351（F-35A的以色列空军版）于2016年12月12日降落在内瓦特姆空军基地（Nevatim Air Base）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宣布说：“我们的长臂现在变得更长、更强大了。”以色列空军少校莫蒂则这样解释以色列空军看待F-35的心情：“心中充满了兴奋。”

但早在以色列人拿到F-35之前，率先列装F-35的美国人自己就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F-35项目办公室主任克里斯托弗·博格丹中将就信誓旦旦地说，F-35是世界上最棒的战斗机，连“除了F-22之外”的客气话都刻意省却了。这样的评价与以前人们印像中的F-35可谓大相径庭。要知道“低成本”的F-35有违众望，成本居高不下，性能又令人难以放心。

长期以来，“唱衰”F-35早成为了媒体的一种“时尚”，人们也似乎对此津津乐道。更何况，这些“唱衰”F-35的论调很大程度上的确言之凿凿。举例来讲，由于飞机重量的不断攀升，F-35的发动机最终成为世界上单发推力最大的战斗机发动机，非加力推力就达125千牛，加力推力更是高达191千牛。但战斗机的推重比依然低于F-15或苏-27，对机动性不利，最大速度也只有1 6倍声速，甚至低于F-16和F-18。这导致F-35在视距内空战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缺乏能量机动性。F-35的能量机动性远不如安装两台PW-229发动机的F-15E，因为F-35的重量与F-15E相当，但机翼面积却更小。同时，发动机加力推力还低了约15000磅力（66.8千牛）。所以，F-35只要一进入大迎角飞行状态就会显著降低后续的机动能力。

也正因為如此，媒体一向对F-35充当未来空战主力不看好，而对F-22早早停产口诛笔伐，以至有“失色的闪电”一说。不过，此前的唱衰越是言之凿凿，现在的夸赞就越是令人好奇——究竟是什么导致了F-35口碑的转变？

被扭曲的“闪电Ⅱ”——“唱衰论”背后的心理因素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人们对于“闪电Ⅱ”的失望，很大程度上源自“猛禽”所树立的“标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架在现有的各个系统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的飞机，包括完全一体化的防御和攻击性航空电子设备、大大降低的可探测性、有效的超声速巡航、显著增加的燃油利用率、更大的航程……以及通过系统集成、新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和矢量推力提供的高机动性。”当F-22开始服役时，美国空军曾如此公开评价“猛禽”，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出于“伟大崇拜”的心理，公众对“猛禽”的认可度也一直居高不下。事实上，美国空军在F-22身上倾注了巨大的技术期望，并希望将其作为主要的前线战斗机替换老旧机型，而“猛禽”也的确不负重望，基本达到了这一要求，堪称理想。

遗憾的是，“猛禽”只是证明了美国空军“技术上有能力追求压倒性优势”，可经济上却没能力完全负担起这种优势。结果在如此无奈中，昂贵的“猛禽”产量被一减再减，以至最后以183架这样一个过分“凄惨”的数字收场。“猛禽”被“过度”减产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震动是巨大的。“取消F-22项目，意味着我们不能保证在未来的冲突中拥有空中优势。”甚至连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在1999年7月给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比尔·杨（Bill Young）的一封信中也曾这样写道。

不过，因“猛禽”减产留下的战力空白又必须有人来弥补，美军只得继续祭出高低搭配的法宝，这就有了后来造就F-35的JSF项目。可问题在于，“猛禽”带给人们的希望满足感实在是太高，以至作为它的廉价“低档”替代品，人们对“闪电Ⅱ”内心上有着一种本能的抗拒。也正因为如此，从技术风险到成本控制，从性能指标到制造工艺，对于“闪电Ⅱ”的种种挑剔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媒体为了刻意迎合大众的心理，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F-35这个“问题儿童”的形像也就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时代在变，玩儿法不同了！

既然人们对于“闪电Ⅱ”的抗拒主要是心理上的，这意味着对F-35起劲唱衰的背后，与其说是针对“闪电Ⅱ”本身的，倒不如说是因“猛禽”减产而引起的“愤怒”——由此导致的补偿心理使“闪电Ⅱ”成为了“出气筒”。先入为主的心理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扭曲而远离真相。真实的“闪电Ⅱ”很可能没有那么“不堪”，但这需要冷静的、理性的头脑去思索，而不是在媒体的聒噪中被感性的支配着。

不可否认，相对于“高大上”的F-22，出于成本控制问题（也就是为了省钱），F-35在一些关键性能上进行了痛苦的取舍。比如，“闪电Ⅱ”对机动性的要求就的确降了级，甚至于取消了超声速巡航，以至于成为公众和媒体口诛笔伐的问题之一。但必须正视的是，“猛禽”是一种设计理念和主要技术均源于冷战时代的产物。

F-22是针对冷战中欧洲战场设计的，意图与B-2轰炸机配合，在第一时间里打掉苏联防空体系。除了战略核打击外，B-2的作用在于依托全向高度隐身能力，深入苏联内陆，以常规打击手段攻击指挥控制中心和关键地面节点；F-22的作用则是以隐身和超声速巡航确保生存力，深入苏联领空，在空中打掉预警机、空中战略指挥所等关键目标。可当F-35开始研制时，无论是时代背景、作战环境还是技术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在“闪电Ⅱ”的时代玩法已不同了，单纯地比拼作战平台的性能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F-35身上极力突出的网络战能力就是如此。

此前在与F-22的比较中，媒体的火力只集中于批判F-35机体性能上的缺陷，但后者较之前者大大增强的网络战能力这一点，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这其实是很滑头的做法，其原因既可能是无知，也可能是有意地在误导公众。而事实上，F-35所具备的网络战能力绝对是应该大书特书一笔的。“其收集、整合、分发更多信息的能力‘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款飞机’”——在“红旗-17-1”军演评估报告中如此评价“闪电Ⅱ”。而这个评价的背后实在是饱含着太多的信息量。

举例来讲，如果对其发射一枚导弹，F-35可以通过调动整个网络的资源来自动检测出这枚导弹来自哪里，飞行员可以自动瞄准该位置。飞机上的通信数据链将使其能够搜集敌人的情报，即使飞机仍停在地面上也是如此——当飞机起飞后，它所能搜集的情报就更多了。

也正因为如此，“没有其他哪一款飞机能够让我们拥有上述能力”，F-35正式列装后一位美国空军的高级军官如此说到，“这给美国空军的态势感知能力提供了一种‘范式转变’（指行事或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在感测到危险之后，F-35将能够整合情报并进行应用，还可以与地面、海上和空中单位之外的特定飞机共享”。

换句话说，一架正在空中飞行的F-35并不是孤立的，面对预想的作战区域，装备有F-35的空军力量相当于拥有了一双巨大的“眼睛”。可怕的是，这种能力背后蕴藏的可拓展性几乎没有“边界”。比如，在2016年9月的一次试验中，F-35就向人们公开展示了如何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引导一枚“标准6”击落巡航导弹模拟弹的能力。更何况，考虑到F-35本身是一种优秀的隐身平台——虽然按照F-22的标准其在低可探测性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但这与突出的网络战能力结合起来足以产生让人惊掉下巴的效果。

隐身战机非常适合用来维持技术优势，即使在一个充满多样化的地区威胁的时代也是如此。而具体到F-35的问题上事情就变得更为有趣。“闪电Ⅱ”的隐身性能在最初设计时，部分就是为了摆脱越来越复杂的电子对抗作战。正如兰德公司的分析员本杰明·兰贝斯（Benjamin S，Lambeth）在关于一篇F-35项目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具有适度隐身性能和强大网络战能力的F-35，可以让（指挥官）在防御最严密的敌方空域开展重要的行动——在这类空域中，其他任何在隐身和网络战两方面性能结合较差的飞机都不能以可接受的风险执行此类任务。”

事实上，作为第四代战斗机的F-35的隐身不及F-22或者B-2，但无疑也比第三代战斗机具有更优秀的隐身性能。所以，就理论而言，在空战中仍可通过特别强大的机载电子战系统，对所有空中电磁威胁实时定位，实时计算最低可探测性路径，最大限度地降低敌方雷达的探测概率，从而在超视距空战中获得先机。甚至于凭借隐身性能与先进航系统相结合而带来的增益，再得益于比F-22更先进的数据链和网络中心战能力，将F-35作为前出部署的空中狙击手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这一切实际上暗示着，如果引进一款像F-35这样独特的飞机，将对一支空军力量内部的通信和战争规划产生本质性的影响。难怪美国空军高级军官在很多场合都谈到，“F-35正在带来一种新的文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全方位挑战，而不仅是技术挑战，就像我们谈论的那样，挑战还包括飞行员和军方其他部门以何种手段、以什么顺序、以什么目的来使用信息。”

以色列空军准将塞高利也这样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很难理解这款武器系统的真正潜力。F-35被设计用来搜集情报，并向以色列空军和以色列国防军的其他部门分发这些情报。这些情报的数量非常巨大，这也许会改变以色列空军在以色列内部的作战方式。以色列空军必须明白，F-35战机不只是提高一两种或更多能力而已。”

面对“闪电Ⅱ”强悍的网络战能力，虽然也有“猛禽”的拥护者辩解说，F-22通过对航电系统的升级也能具备同一能力，而且比“闪电Ⅱ”干得更好。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既不切实际、也不负责任的空想。要知道，虽然F-22也采用开放系统架构，但其理念和标准毕竟是20年前的。

F-22是1997年首飞的，如果从技术验证机YF-22算起，更是1990年就已经首飞，那是26年前的事了。换成一个人，从出生算起，抓紧一点的话，都可以博士毕业了。在这20多年里，航空技术有了大幅度的进步，电子技术的进步更大。在YF-22首飞的1990年，大板砖一样的“大哥大”摩托罗拉手机还在领导潮流。即使在F-22首飞的1997年，21英寸（1英寸=25.4毫米）单枪三束彩色CRT用作电脑显示器还是寻常人家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斗转星移，如今iPhone第7代已經上市，24英寸液晶显示器则成了低配必备。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F-22时代的开放系统理念相当于总线结构，规定通用的通信和数据交换协议，预留适当的接口以备未来发展，但基本架构和性能的“天花板”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总线结构在理论上可以灵活扩充增减，但随着硬件、软件技术的发展，总线标准本身都容易很快过时，常常出现老的总线与新的总线不匹配的问题，比如PC机上AGP显卡接口已经淘汰，现在都用PCle了。

工业控制系统上常有这样的尴尬：在功能上老系统依然适用，但新的系统架构已经与老标准不再兼容，因此被迫整体升级。这样的开放系统并不是真正的开放系统。新的概念是所谓“联邦系统”（Federated System），好像容许自愿加入的松散联邦一样，系统可扩充性和兼容性极大提高。这意味着，通过为现役F-22升级航电系统，使其在网络战能力上达到F-35标准的可行性极低。

当然，或许按照新的航空电子技术标准重开F-22生产线在理论上可行，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F-22现有架构上大幅度改进、升级不仅受到原架构的限制，还有显而易见的投资和成本攀升问题，这还不算重启封存已久的生产线的直接投资和时间问题。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封存的只是与F-22总装相关的最后总装线关键设备，大量的外包部件和系统的生产线、供应链都不在洛马的封存范围之内。很多部件的生产早已停止，库存耗尽，生产线转产甚至整体转型。事实上，按照价值计算，F-22的机体只占成本的20%，重启整个生产链兹事体大。

兰德公司在F-22尚未停产的2010年就提交了研究报告，指出停产两年后再生产75架F-22需要耗资170亿美元（2008年币值），单价约2.27亿美元，包含研发和生产线投资，不包这两项的离地单价为1.79亿。况且，兰德的估价也只适用于停产两年后重启的情况，当时主要供应链环节依然在运转或者容易恢复。现在已经时过境迁，重启投资必将显著增大。所以，尽管美国国会屡次要求，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空地力量小组在2017年预算案中指令美国空军研究再生产至少194架F-22的问题，但美国空军的一贯态度始终是反对重启F-22的生产，以全力保障F-35项目的资金稳定性。这也就在一个侧面上巩固了F-35作为“网络战一哥”的地位。

事实上，对F-22与F-35的不同态度，在更深的层次上可以视为美国空军技术风向的重大转变。冷战中，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空军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最大技术优势，总是在奋力拓展战斗机技术前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空高速是一个极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机动实际上是在技术前沿上略为后退一点，转而从战术要求出发，决定技术方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隐身、超声速巡航则再一次追求技术极端。这当然为美国空军带来几十年的技术优势，但也是条代价巨大、充满不定性的道路，变后掠翼（如F-111）和3倍声速（如XF-108）就是事倍功半的例子。

随着冷战的结束，后冷战时代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空军对于战斗机极端性能的敏感性降低，更加注重体系对抗和训练、战术、武器的作用。飞行性能不如“猛禽”强悍，但网络战能力却异常强大的“闪电Ⅱ”，可能标志着美国空军

“太贵”的背后

如果抛开对性能和技术的各种质疑和挑剔，人们对F-35的不满其实主要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据西方媒体的公开报道，2002年F-35计划正式启动时，计划预算是2320亿美元，现在暴涨到3824亿美元，超支幅度达到65%，战斗机单价从原来的6200万美元暴涨到1.124亿美元，其中纯粹制造成本从原来的5000万美元上涨了89%，达到9900万美元。考虑到F-22在生产末期的纯制造成本单价为1.3亿美元，而低成本F-35的目标单价即使在转入大批量生产后纯制造成本也依然高达8800万～9320万美元。更何况，为了确保成本，还为技术应用增加了不少门槛，进度拖延在很大程度便上与此有关，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引起了公众的愤怒。本应“便宜”的F-35搞得“太贵”惹得天怒人怨，当人们看到F-35官方臂章中“负担得起”（Affordable）一词时总是会摇摇头，外界对F-35长期唱衰的“底气”也在于此。

可F-35是否真的太贵却还要另说。

就媒体报道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来看，F-35的成本控制似乎的确出了问题，媒体向大众披露的报价与预期相比似乎高得离谱。很多媒体拿此大作文章，宣称“F-35本来是准备接替F-16的出口市场的，F-35总產量中的60%来自预计的出口订单，但这样的天价买得起的国家不多，出口订单大幅度萎缩难以避免，将进一步推高F-35的单价，最后实际单价估计要上涨到1.5亿美元以上，大大超过F-16，甚至超过被公认为昂贵的F-15最后型号。”

但媒体不会说的是，所有的军事采购，购买的都是“武器系统”（Weapon System），而不仅仅是飞机本身。这和买车不一样，一辆车，单价是多少卖给你的售价就是多少；一架飞机，除了飞机本身的出厂价格，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比如，F/A-18需要购买各种吊舱，F-16需要购买头盔瞄准具，几乎所有的战斗机都要购买副油箱，还有备用发动机、其他备用零件，还有维护检测设备，还有训练支持设备，还有各种数据、手册、支持服务……这些都不是战机的“标配”，买不买，买多少，随你。另外，还有很多和这个项目相关的费用，比如研发费用，基建费用（新机库、新跑道等），使用费用（包括燃油、导弹等武器、人员、支持、升级等），这些钱也可以算在一个战机项目里。这些不同的费用计算方法会形成不同的费用总额，除以战机的总数，都可以得到一个“单价”。但是，不同组合下的单价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

一般而言，政府、承包商给出的价格通常是飞离价格（FIyaway Cost）或者重复性飞离价格（Recurring Flyaway Cost），这两个价格在大批量生产阶段基本上没有差别。这个价格在国内也被称为出厂价格，一般只包括机体、航电、发动机，是飞机从生产厂转场飞行至军事基地时，整架飞机的价格，这也是“飞离”（Flyaway）二字的含义。平均采购单价（Average Procurement Unit Cost，APUC）是在飞离价格的基础上，增加了附件、初始备用件、支持设备的平均价格，因此会比飞离价格明显高出一些。项目获得单价（Program Acquisition Unit Cost，PAUC）是一个项目所有的资金总数，除以所有生产出来的战机总数后的值。这个战机总数包括试飞用机和生产型。PAUC在APUC的基础上，增加了军事基建（机库等），和研发、测试，评估费用两大部分。对于F-22这样的生产数量小、研发费用高的项目，PAUC就会比APUC高出很多。

以上3种价格是美国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最常用的，其他的计算方法还有很多。另外，我们还经常看到这样一种价格：一个采购项目，只公布了合同的总价，没有公布严格定义下的单价：但是，用合同总价除以采购数量，也可以得到一个单价。这个单价应该算作上述价格中的哪种呢？答案是哪种都不算。不论是PAUC、APUC还是UFC、URF，都有着严格的定义；而用这种用简单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价格，包含的内容往往难以确定，会有很大的误差。

战斗机还有一个通常不为人知的价格，就是每批次的实际价格。由于军事采购项目通常不会对外公开，因此一般人很难知道每一批的具体价格。众所周知，美军战机的采购是以财年（FY）为单位的，每财年采购一个批次；那么这个批次就会有一个平均的价格，而这个价格一般而言就是逐步下降的……

了解到这些，距离事情的真相也就八九不离十了。说到底，媒体所抱怨的F-35的“高价”，其实是购买方自己选择的。以F-35为核心的整个“武器系统”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项目，丰俭由已。

另一方面，对于F-35这类高度复杂的军工项目而言，研发费用和制造成本其实只反映出了问题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事实上，站在成本控制的角度，巨额的研发投入是否会使其最终受益是一件仁者见仁的事情。

“F-35项目正在把各个参与国凝聚到一起”，F-35项目办公室主任克里斯托弗·博格丹中将把这称为“F-35最大的战略价值”。要知道，采购F-35战斗机的有12个国际客户。有9个原始伙伴国家在制定规范和采购政策方面发挥了作用：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土耳其、英国和美国。迄今为止，F-35项目的3个对外军售合作伙伴是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由于如此多的参与F-35项目的国家使用了共同的设备，正如克里斯托弗·博格丹中将指出的那样，F-35项目“产生了共同的防御战略”，然后这种“共同的防御战略”又让这些国家的合作和协同工作更加紧密。克里斯托弗·博格丹中将称这是一个“巨大的价值”和“无形的财富”——不过他又说，如果他不得不以美元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其价值将在万亿以上。更何况，随着特朗普时代的来临，美国从军事战略到军费预算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意味着作为五角大楼的重点项目，正面挑战F-35将成为政治上高度不正确的事情。

早在竞选中，特朗普就指出军队需要由“一个不会挖空军队的人”领导，暗指奥巴马政府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期间持续削减军费，并为此喊出了“扩张军队规模、增长军事预算”口号——要求美国国会取消根据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设立的防务预算削减制度，并将增加军费开支，重振美国军队。

也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后，最为欢欣鼓舞的人群中就包括美军高层和各大军火商。前有88位美军退役将领的联名信（包括4名四星上将和14名中将），后有军工巨头用股票晴雨表赤裸裸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美国《防务新闻》2017年2月9日就报道称，“军工复合体的繁荣时代到来了”。洛克希德一马丁、雷神、诺斯罗普一格鲁门与通用动力等美国军工巨头的股票上涨了5%～70%……

有意思的是，特朗普不只是在说也是在做。

“我们要建立最强的军队，让他国无法（向美国）露出牙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许下的这一承诺正在兑现——2017年2月27日，白宫公布2017财年预算案部分内容显示，今年美国军费计划增长540亿美元至6030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称，如果特朗普的要求被批准，将是继2008年军费增加10%及2007年增加12%以来，美国国防支出最大的增幅，而那两份预算是在小布什大举增兵伊拉克时期通过的。特朗普2017年2月27日在白宫对美国州长协会发表演讲称，增加军费预算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危机时刻向世界展示美国的实力、安全和决心。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美国没有输掉过战争，但现在美国却没有赢得一场战争。

一名了解内情的官员27日对路透社表示，特朗普要求增加的540亿美元军费，其用途包括建造海军舰只、购置军用飞机，并且在重要国际水道、战略咽喉加强美军的存在感。“美国2017年军费是俄罗斯的10倍”，有俄媒这样感叹。

那么，在如此充沛的軍费预算环境下，F-35是否还显得太贵？这显然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最近特朗普正准备削减F-35采购量的“传言”。其实很难说该传言是否为一种与军工集团杀价的谈判策略一毕竟美国的这位新任总统本身就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商人，深谙讨价还价的精髓。

必须被正视的“闪电Ⅱ”

就像F-35带来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时间和经验”将揭示这款飞机的潜在优势。

2016年8月22日举行的美军“北方闪电”演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较之以往的“红旗军演”，“北方闪电”演习的不寻常在于，率先装备F-35A战斗机的首支部队——美国空军第58战斗机中队参与其中。据目前披露出来的消息，仅在一次出击中，F-35A所在的攻击编队就摧毁了27个敌方目标，而扮演假想敌的F-16基本无法找到F-35A就被击落了。由于美国空军第58战斗机中队只是出动了6架F-35A参加演习，而对手则在地空导弹的支援下，至少有1个半中队约18架的F-16战斗机，从结果来看可以说是确立了F-35A的优势地位。

2017年年初的“红旗军演”则再一次确认了F-35的战绩没有偶然性。据公开消息显示，经过8天的“苦战”，截至2017年2月3日，在“红旗-17-1”这项美国空军最激烈、战场逼真度最高的空战演习中，F-35“给人印象极为深刻”。参演的F-35飞行员来自希尔空军基地的第388和419战斗机联队。“他们在世界上最逼真、最富挑战性的演习中获得针对‘入侵者’15：1的击落比”。

当然，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是否含有“水分”的问题，人们存在着争议。但考虑到“红旗军演”的权威性，我们又必须对这样一个结论表示尊重。更令人们感兴趣的是，“闪电Ⅱ”很可能已经杀入了真实的战场。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2017年2月13日，以色列空军的F-351空袭了大马士革附近的目标——此时距以色列空军接收首批两架F-351不过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到以色列国防军的性格从来都是敢想又敢干，在接装仅仅一个月后就将这道“闪电”劈入战场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尽管从技术角度考虑可能性很低。F-35的首次实战本身就是一件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事情。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在于，一旦该消息得到证实，首次实战中F-35的优异表现：从S400到苏-35，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要地部署了大量先进防空武器，但即便如此，从机场到弹药库，以色列的空袭仍然将大马士革附近的目标炸了个遍，而先进的俄式防空系统却毫无反应……总之，伴随着F-35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部署和扩散，其带来的军事威胁正从将来时态变为进行时态，所以是时候抛开唱衰论的狭隘，来对F-35进行一番重新审视了。

结语

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此前有关F-35的报道几乎通篇充斥着负面信息，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此类论调的依据，大多不过是些不负责任的“断章取义”。也正因为如此，在F-35逐步形成初始作战能力的今天，“重建”对F-35的正确观点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

或许F-35的确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其战斗力和性能是如此地“新鲜”，又尚未经受过战火的考验，因此需要时间来告诉人们F-35究竟能够让拥有她的那些空军拥有那些能力。但F-35毕竟是一种即将开始全球性部署的第四代战斗机，盲目地“唱衰”对手，只能令自己陷入既尴尬又危险的境地。

编辑：石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