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癌症运动”与英国大众防癌教育的兴起（1923—1953）

摘 要：成立于1923年的“大英帝国癌症运动”是英国大众防癌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运动”建立之初，因癌症研究项目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防癌宣传活动成为其筹集科研经费的重要渠道。20世纪30年代中叶，“运动”防癌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公益性和社会教育功能日益凸显。它通过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方式推进大众防癌教育，提升公众对癌症病因学、病理学以及癌症预防、诊疗技术的认知。正是在其努力之下，大众防癌教育事业不单于1953年8月得到英国卫生部的支持，且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也首次以“公权力”的身份积极参与其中，成为推动防癌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生力量。这为大众防癌教育真正走向“全国”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大英帝国癌症运动；大众防癌教育；公共医学；预防医学

作者简介：崔一冰，男，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从事欧美近现代医疗社会史研究；张勇安，男，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欧美近现代医疗社会史、国际禁毒政策史、冷战国际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5-0143-11

1923年7月，部分医生因不满“实验科学家”主导的“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1和“医学研究委员会”2而发起成立“大英帝国癌症运动”（British Empire Cancer Campaign），旨在将癌症病因学研究与临床治疗相结合1，更好地为“打赢癌症战争服务”。它深受“美国癌症控制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Control of Cancer）2防癌教育宣传影响，认为“抗癌目标的最终实现绝不能简单依靠实验室医学研究，还需要医学界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1]（P363）。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引下，它成为了英国大众防癌教育的积极推动力量。国际学术界对“大英帝国癌症运动”和英国大众防癌教育关系之研究虽多论及，但却主要集中于“运动”建立的历史过程以及英国大众防癌教育活动的溯源等内容3，拙稿试图通过专题研究，以期较为深入地理解这一组织在英国公众认识癌症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同时借此管窥20世纪英国的医学教育的社会史[2]（P54）。

一、“运动”的建立与癌症防控模式的转型

英国癌症医学的研究和诊疗技术的发展相对滞后。晚至19世纪末，癌症仍被英国医学界看作是人类机体的偶然性病变，并无规律可循。面对肆虐的“绝症”阴霾，医院是英国癌症防控的唯一阵地，也是民众唯一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对象，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剑桥插图医学史》中曾这样描述，“世纪末的英国癌症医院只是癌症病患最后的收容所”[3]（P335）。波特绝望的言辞折射了当时英国医学界面对癌症病魔时的无奈与悲凉。

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以来，德法等欧陆国家却在细胞生物学、细菌理论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拉开了医学现代化的序幕。受其影响，英国医学界的有识之士也开始重新思考理论医学研究对癌症疾病治疗和控制的作用。公共卫生学家约翰·西蒙（John Simon）就曾这样评论理论医学研究对癌症治疗与社会控制的积极意义，“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理论研究是癌症医学发展的关键，医学界对恶性疾病的认识应该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临床诊疗活动也应该有更加科学的解释”[2]（P54）。

1902年，“大英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建立开启了英国癌症治疗与疾病控制的新时代4。“基金会”十分重视癌症理论医学的研究，开启了英国癌症研究专门化的进程，结束了英国过去以癌症医院为核心的癌症治疗、临床防控模式，推动了英国癌症医学研究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基金会”成立以后，积极开展癌症流行病学调查，获取了大量癌症临床诊疗的原始数据，并结合细胞生物学、胚胎学和免疫学等新兴学科的理论，破解了癌细胞分裂等一系列的癌症医学难题。美国知名病理学家詹姆斯·尤因（James Ewing）将20世纪初英国癌症研究专门化的趋势视为“吹响了人类战胜癌症的号角”[4]（P1）。

诚然，“基金会”在癌症基础理论医学领域虽颇有建树，但是英国的癌症防控形势却没有因此而得以好转。1901至1921年，英国男性口腔癌的死亡率由每百万人中38人上升到53人；乳腺癌的死亡率由每百万人中148人上升至190人，其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9%和28%。此外，癌症死亡率也从1901年的每百万人中841人上升至1921年的1007人，增长速度也达到了19%。其中，仅1922年一年，英国1就有超过46 000名患者死于癌症[5]。癌症死亡率的持续攀升让“大英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和癌症防控的“基础医学”模式受到了来自医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质疑，同时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自1902年以来英国醫学界历经20余年苦心孤诣探索出来的以“大英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为主体、以“基础研究”为重点的癌症防控模式存在局限。医学界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癌症防控模式。

随着癌症医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癌症以及癌症防控实践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也愈发突出。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医学界就癌症防控事业未来的发展达成了新的共识。医学界普遍认为癌症基础医学是人类认识癌症疾病，寻找科学、合理诊疗方案的重要前提；但是，临床诊疗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提高也是降低癌症死亡率的必要条件，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此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癌症疾病产生的新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医学模式的不足。癌症防控不能拘泥于基础研究或临床治疗的传统单一范式，而需要通过政府、癌症研究机构以及民众的共同参与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6]。基于这些认识，英国的癌症防控模式继“医院-临床医学模式”以及“实验室-基础医学模式”的生物医学模式之后，开始向“医院-实验室-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社会医学模式转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