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的结构功能与政策选择

[摘 要]中间阶层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力量，是和谐社会生成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推动民主化的原动力，是市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大力培育中间阶层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培育中间阶层，一要健全社会流动机制，实现中间阶层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要改变中间阶层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保证其发展的稳定性；三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保障其市场主体地位。

[关键词]中间阶层；结构功能；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3—0138—04

一、中间阶层的结构功能

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1](P139)。该阶层所具有的政治后卫、消费前卫和时代精神化身的特征赋予了其如下功能：

(一)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推动民主化的原动力

政治后卫是指中间阶层既希望变革又不希望激进的变革来否定现存体制与秩序，既革命又保守。这种禀性决定了中间阶层是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社会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他们本能地向往稳定，反对外科手术式的革命。亚里士多德认为，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象富人那样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杀。他们过着无所畏惧的平安生活”^[2](P206)。任何社会都必须有基础性的阶级关系为支撑，而基础阶级关系的均衡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我国阶层分化后，主导性的基础阶级关系虽然存在，但已受到严重侵蚀，并有向两极分化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间阶层的崛起，正可以填补两极间的真空，从而使社会的基础阶级关系不至于过分张裂，保持一种均衡态。当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时，社会高层和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大大缓和。

中间阶层对现实生活和现存秩序相对较为满意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满足现状，因为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权钱交易和权力系统的非法行为的侵害，所以他们又有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他们希望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中间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成为支持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新的社会基础的一支重要力量。亨廷顿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革命的中间阶层的存在是建设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3](P85)。民主与法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建设民主法治的进程中，作为政治权力资本化产物的少数富有阶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可能会利用其政治和社会影响来抵制和阻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而占社会多数的处于底层的阶层可能有向往民主法治的强烈政治欲求，但是在促动民主化法治化的过程中又易采取不适当的、非理性的甚至是过激的方式，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间阶层才既积极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又富有理性思考，对矛盾的处理更倾向于诉诸法律。所以中间阶层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主导性的推动力量。事实证明，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层中占较大比重的橄榄型社会都是既具有进取的潜力而又较少激进心态的社会，相反中间阶层较少、上层与下层之间又充满对立的金字塔型社会则往往成为激进革命的温床。

(二)中间阶层是市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

消费前卫是指中间阶层在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方面引领社会潮流。这一特征决定了在肯定与社会贡献相当的个人享受的合理性的价值观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现实幸福、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的消费观念的支配下，鼓励中间阶层合理消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超前消费，这与时下中国平民化的消费观念大不相同。中间阶层的消费已经跨越了传统的日用型消费阶段而进入到现代的享有型消费阶段(享有型消费是指在生活必需品满足后转向更高的享受需求)。中间阶层的消费观念又不同于高收入的上层，他们会精打细算，绝不挥霍，讲求实效。毫无疑问，中间阶层的消费观念既满足了个人享受欲望，又刺激了经济发展，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利的，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间阶层占社会多数时，中间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的人数已超过蓝领，他们宽绰富裕，是拉动社会需求的主要动力，是市场上最大的消费群体，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至今市场疲软，物价低迷，中央银行虽一再降低利率，但需求仍没有大幅回升的迹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高收入阶层因对基本生活已满足而减少消费，低收入阶层因缺乏资金而无法消费，中间阶层又没有相应的发育与成长，使其不可能拿出很多资金支撑消费品市场。现实表明，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旧中间阶层主体——国企职工的经济地位的整体衰落和新中间阶层的迟育是我国市场需求不旺的结构性原因。

(三)中间阶层是时代精神的化身和其他阶层学习的楷模

中间阶层一方面受现代化管理制度的约束与熏陶，另一方面内心也有渴求名望与成功的需要。这就促使他们努力工作，抓住一切有利于提高职业素质的培训机会，不断充实与提高自己，以期长远地发展。因此，力求上进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敬业精神，造就了中间阶层的性格特征和思想主流。中间阶层凭其良好的个人素质赢得了令人羡慕的职业、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声望，这对其他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具有巨大的示范和导向作用。这种作用首先表现在为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商业诚信、成就动机、家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晶位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学习的楷模，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工作伦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其次中间阶层事业上的成功靠的是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一般不会引发社会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相反还会赢得普通家庭及其子女的认同，推动重视个人能力并鼓励个人努力的后致性机制成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稳定的主导性机制，打破等级界限，破除人身依附，推动社会从身份走向契约。

二、培育中间阶层的政策选择

(一)健全社会流动机制，实现中间阶层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

中间阶层能否发育良好、茁壮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社会流动机制的健全。社会流动机制是指引起、维持和促进社会流动的环境、原因和条件，主要包括教育、就业、权力、资本等几个方面。判断一个社会流动机制是否健全，主要看获得教

育、就业、权力、资本等的条件是依据先赋性原则还是依据自致性原则。我国目前的社会流动机制，总体上还没有摆脱先赋性因素的影响，阶层分化的起点和规则尚不平等，表现在教育和就业领域就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类似于先赋性的因素阻隔着人们在接受教育和选择职业上享有同等的机会和待遇；表现在权力和资本领域就是以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以及钻法律和体制漏洞非法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投机行为。这些机制上的不公平破坏了社会流动的正常秩序，使社会分层结构趋于畸形，是社会低效、停滞乃至动乱的内燃物质，为此，作为社会利益的协调者，政府应该：

1．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保证公共教育投入的城乡平等。对于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来讲，公共资源配置发挥影响最大的领域，是公共教育投入的分配。公共教育是政府运用纳税人的钱向公众提供的集体物品，因此，为每一位公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现代社会，教育是实现一个人向上流动的重要阶梯，是主导型社会流动机制的最重要因素。一个人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其在社会中的职业地位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名望和权力。教育的不公平必然加剧人生发展起点的不公平，使本来应该能够向上流动的群体得不到应有的机会。为此，政府应该反思自己的教育政策，消除城乡教育投入的差别待遇，坚持公办教育的非赢利取向，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定位，实现教育面前机会均等。

2．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诸如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首先，户籍制度对就业的限制。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分层：一类是正式的劳动力市场，求职的都是城里人；一类是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出入的都是农村人。农民虽然可以入城打工，但农民的身份注定了他们只能干城市人不愿意干的又脏又累、既无保障又报酬很低的剩余工作。农民工是城市中的暂住者、职业岗位上的临时工，在城市社会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其次，不同体制、行业、单位的限制。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不同的资源占有和分配方式。体制内的单位享有更多的政府关爱和福利待遇，体制外的单位则很少得到政府关照。同为体制内的不同行业和单位也因各自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谈判能力的不同以及在社会中的垄断地位的不同在福利待遇和经济收入上存在很大的差距。体制内外、体制内不同行业和单位之间的收入待遇上的差别造成的排斥阻碍了人员在相互之间的流动。第三，阻碍流动的最重要手段是人事档案。因为对体制内的单位而言，一个人若没有档案就意味着在国家中没有根，没有身份，哪一个单位也不会录用他，当然也谈不上相应的福利。为此，政府应该：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农民在城市实现向上流动提供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打破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部门、体制内核心部门和边缘部门之间资源配置和机会获得的差别待遇，使凭借后天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自致性因素成为社会流动的最重要机制；破除单位制度通过人事档案所筑起的阻隔社会流动的樊篱，建立个人档案的社会化管理制度。

3．规范权力和资本获得，保护中间阶层的发展空间。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核心权力架构没有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总体性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集于一身的总体性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不落空”的总体性精英集团垄断了社会几乎全部重要的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中间阶层之所以难以形成，其重要原因在于，原本应该被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精英集团垄断去了，这就是中间阶层始终长不大的制度原因。总体性精英形成的制度前提是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对它的监督制约。拥有权力的官员以权寻租、以权创租、以权抽租，攫取财富；不少与官员有密切关系的所谓“能人”也借权钱交易暴富。权力与资本获得中的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妨碍中间阶层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为此政府应该：一要改革干部选拔任用的体制和机制，建立对权力授予的监督制约体系，增加权力获得的竞争性和透明度；二要重新定位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变直接管理为宏观决策、指导、协调和监督，使政府无法越界插手具体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三要真正落实基层民主制度和大众参与制度，实行独立自由的舆论监督，使以权谋私、以贿换租、官倒官商等非法暴富者无所遁形。

(二)改变中间阶层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保证其发展的稳定性

我国中间阶层的产生机制不同于西方。西方的中间阶层是在市场机制和民主政治的促动下自发地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制度保障能力和自我整合能力都很强，发展稳定。我国中间阶层是上层建筑的产儿，其兴衰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紧密相连，一旦上层建筑在政策和指导方针上有一定的波动，中间阶层的发育和发展就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是灭顶之灾。与此相应，中间阶层缺乏独立的人格，阶层意识差，自我整合力不强。总括来讲，我国中间阶层的制度保障能力弱，在国家权力格局中处于从属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能独当一面，这种政治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必然影响到中间阶层发展的稳定性，为此政府应该：

1．培育中间阶层社团，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社团是指人们为了一定的原则，自愿结成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其最主要的功能是抗衡国家权力，申诉和保护成员的利益。现代社会每个人既是具有独立利益并自主自立和自我负责的单个个人，故而也是单薄无力、极易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个人。主权在民并不自然意味着每个公民能够制约日益膨胀的行政国家的侵权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出现了在利益高度分化基础上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这就需要强化国家协调利益矛盾的职能，但同时也会出现政府权力对个人利益、私人权利和私人领域的非法、不当干预和侵犯。因此，具有相同利益和需要的人们就要结成团体力量，以其团体行为参政议政，发挥单个个人无法实现的利益表达、维护及主张功能，使不同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得以有效实现。我国的中间阶层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没有利益代言人，党和政府既是中间阶层的利益代表者，又是他们命运的主宰者。因此，培育中间阶层社团，对于保证中间阶层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界定和实施有效率的产权，为创造财富和保护财富注入动力和责任。没有明确的产权，人就失去了创造财富和保护财富的动力和责任，“无恒产者无恒心”。在一定意义上，人首先是趋利动物，是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这是全部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为拥有财富而创造财富是人性使然。当年马克思曾经引用过英国评论家托·约·登宁的话来说明这一问题：“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

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4](P829)为拥有财富而节约财富也是人性使然。早在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越是公众的物品就越少得到照料。他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2](P128)在一个社会中尊重财产权，正是赋予人们以责任；没有财产就没有责任，或者说责任就失去了其具体的内容。可见，只有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市场主体才会有动力为创造财富而挖空心思，为创造财富而承受风险和挑战，创新发明才能诞生；只有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有责任关心财富的保值增值，才会节俭节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所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培育中间阶层、稳定中间阶层的关键机制。

(三)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保障其市场主体地位

农民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民群体的发展是中间阶层形成的关键。现代化的过程将是农民逐渐减少的过程，农民将是其他各个阶层成长壮大的母体。为此政府应该：

1.加强劳动用工政策创新。在体制外领域，农民工是企业用工的主要对象。而这些企业的劳动用工缺乏有效、有力而且公平的政策调控机制，企业没有提高员工尤其是普通员工收入的政策压力，没有培训员工提高其知识和技能的压力。相反，不停地以试用员工的方式成为许多企业降低劳动成本的最有效策略。从雇工方面来说，由于得不到国家相关政策的有力支持，他们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性谈判能力，基本上没有机会通过经济积累和技能积累上升为中间阶层。

2．确立和保障农民的市场主体的地位。一要消除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改变城乡不对等的经济关系，消除工农业商业价格的剪刀差；二要重点扶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之具有与城市经济主体进行平等交易的实力；三要保障农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不受行政力量的干预和制约；四是调整不公平的农村税收政策。

[收稿日期]2006—02—08

[作者简介]范小西(1964-)，女，重庆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法政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胡彩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