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力量

[摘 要]诞生于伦理本位国度的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道德建设和道德修养，从而成为典型的“道德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传统道德和时代道德相统一的化身，被“德化”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战斗力、影响力，赢得了国家的领导地位，从而成为执政党。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应深刻认识加强党的道德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加强党员个人品德建设作为加强党的道德建设的重点和关键，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党的纪律、坚持走群众路线，以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道德力量；道德型政党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1.012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及党的建设时指出：“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始终把党性修养置于首要位置，高度重视自身的道德建设，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道德型政党”。《左传·襄公》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不朽。”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就是将立德、立功、立言高度统一，互相促进，创造不朽事业。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巩固和加强党的道德建设，进一步“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进而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

一、中国共产党是传统道德和时代道德相统一的化身 诞生于伦理本位国度的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建设，先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自觉地践行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巨大的道德力量。毛泽东说：“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1]中国共产党承继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自建党后便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建设，持续地德化自身，彰显道德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施仁政”的要求，邓小平提出了培养“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命题，江泽民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胡锦涛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以德立党、以德治党、以德兴党的历史。在政治伦理视角下，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先进时代道德相统一的人格化代表，中国共产党就是典型的“道德型政党”。

第一，党的思想建设被“德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思想建设置于各项建设的首位，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政治抱负、终极的价值追求和利民的道德取向。一般说来，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改造和克服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在具有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党的思想建设被深深打上了道德烙印。一是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而且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现代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的科学理论体系，更加注重中国人民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取向。二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理想，但是她毕竟是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东方大国成长起来的先进阶级，其思想必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尽管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背景，强调“工人无国界”，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思想受中国语境的影响，必然有着中国人民特有的道德倾向。三是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虽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会通之处，但其最具中国特色，反映了中国式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取向。党的历代领导人无不重视道德建设，有时甚至把“思想道德建设”与“思想建设”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提出“四有新人”，从江泽民提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到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最根本的就是要求党员加强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磨砺个人的品质，成为新时代的道德楷模。

第二，党的组织建设被“德化”。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深刻地体现了党的组织行为规范，彰显了对真善美的维护、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从根本制度上较好地保证了向善的组织行为方向。在这一根本组织制度规范下，党不仅具有了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战斗力，而且具有了较强的纠错力、修改力和校正力，能够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愿望，自觉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保证党具有“三个代表”的本质性品质。其一，在党员素质方面，党始终重视对党员的道德要求。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无一例外的都是宏旨鲜明的道德文章，号召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3]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涌现出了无数的道德模范，如张思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是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的道德之化身。其二，在干部政策方面，党始终坚持“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这是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丰富发展，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正是因为党坚持“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所以建构了党员干部队伍整体上的良好道德形象。其三，在组织纪律方面，党始终重视对党员的道德约束。早在1989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倡导“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要求党员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否则要给予严肃的党纪处分。对此，《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如果一个人没有较高的道德情操，那么是难以被党组织吸收入党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败坏，那么就有可能受到党纪处分甚至被开除党籍。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干部政策和党的组织纪律，从正面导向和反面约束中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实际上就是保证了党组织的崇高德性和党员个体的优秀品质。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3年

第1期 赵传海：论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力量

第三，党的作风建设被“德化”。党的作风表现为思想作风、学习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以及生活作风等多个方面。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总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既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优秀品格。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在工作中要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即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这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针对于党员队伍的现实生态，着眼于道德建设的先进引领，涵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加强作风建设的基本内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作风建设的重中之重，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两者都体现了崇尚美德的善。一言以蔽之，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和核心，就是当下的“党德”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有道德的党，中国共产党人是有道德的人。“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也就是指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可以说，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着这一整体精神展开的。”[4]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使党的整体行为和个体行为都体现出整体主义的美德，培育和弘扬了特有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一系列“党德”规范。坚持为人民服务，至少体现了道德的三个维度，即爱民的慈爱之心、忧民的怜悯之心、利民的造福之心，表明了党的终极关怀向度和最高价值追求。

二、中国共产党重视道德建设所产生的伟大力量 纵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出现了式微的态势、被人民群众远离甚至抛弃，其领导的事业也走向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德”不彰。有学者指出：“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之路。”[5]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从根本上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力不在于物质资源的丰盈，而源于她坚持道义、代表道义、发展道义，始终占据了道义高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广泛支持，这就是常说的“得道多助”。“高尚的品格，是人性的最高形式的体现，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人的价值。”[6]在历史维度上，先进道德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也赋予了她以力量；纯正的党格、党员的光辉人格构成了软实力，使党具有了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既体现于其内聚性，也体现于其外张性。

第一，强烈的凝聚力。道格纳斯·C·诺思说：“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7]道德就是粘合剂，对任何一个集团都是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路线斗争和意见分歧，但是，总体上从未形成分裂格局，始终保持了团结统一的态势。从中国近现代政党发展史来看，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长期保持高度团结统一。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尽管存续了国民党之名，但是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统一的国民党了，不仅党的宗旨发生了变化，而且党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党中有派、派中有党，实际上分裂为多个党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党或执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长期保持高度团结统一。苏联共产党在她只有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她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犯；在她拥有2 000万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现今拥有8 000多万名党员，成为世界上独立国家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团结统一，不仅因为她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还因为她能够坚持党性修养，注重党员的道德修养，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政党伦理规范，产生了习惯性的聚合力；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引路人，不仅因为她指明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还因为她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高扬了道德旗帜，占领了道德高地，赢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追随。

第二，巨大的感召力。“中国人民所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决定的。”[8]被道德化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感召力，获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最广泛的道德要求。有学者曾指出：“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各个利益群体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共享’一个政治代表，各个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都要通过一个政党来表达。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有广泛的包容性、全面的代表性，把利益关系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9]中国共产党放弃“私利”，代表“公利”，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反映了本质上的“普利性”和“利他性”，代表和协调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德性本质和德行壮举。中国共产党将“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统一起来，内外如一，言行一致，诚信于天下，行走于大道，感动人民、号召人民，形成了超越时空的感召力。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由衷敬佩和衷心爱戴。《孟子·公孙丑下》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引用了这句名言，阐明了坚持正义与道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为实现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战斗精神，不谋私利、立党为公的忘我精神，求真务实、不务虚名的实干精神，以及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深深赢得了民心，召唤着广大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跟着共产党走”这句朴实话语，最具有道义力量的说明性，最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意味着党的道德境界感动着人民，唤起了人民对善的向往，形成了“党与人民心连心”的共振、和谐局面。

第三，顽强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对内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还是对外维护国家主权、争取世界和平，都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战斗堡垒，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就是一面鲜艳旗帜。党的战斗力源自于人民群众，最关键的环节则在于党的有效组织，在于党占据着道德高地，广大人民群众“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因而拥戴之，形成了一呼百应的壮观局面，因而有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

第四，深远的影响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征程中，通过组织的政治影响和党员的模范影响，引领了社会道德风尚的改进和发展。特别是在执政以后，党领导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规定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时刻唤起人民对消极腐朽道德因素的批判，对积极先进道德行为的倾慕，进而影响和培育了文明健康、和谐向上的社会风气。中国共产党的“党德”规范源自于公民道德规范，又远远高于公民道德规范。社会成员既从党员的工作和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来认识和评价党，又以优秀党员的品质为行为楷模和效仿标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社会成员讲道德、重修养、尚品行，进而推动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例如，中国传统社会中讲“仁爱”，却有着男尊女卑的“三从四德”，反映出道德原则与道德要求的差异性；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以及她执政之后的社会环境里，提倡男女平等，反映出新社会新时代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加速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也改进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和道德表现形式，在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毫无疑问地也影响了全世界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行为。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时空中重视和坚持自身道德建设，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在国内与国外、在过去与未来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在于她真正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归根结底在于她能够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把道德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与人民心连心。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不仅源自于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机构的团结，而且源自于高扬道德的旗帜，鼓足道德的风帆，因而成就了自身的伟大和光荣。

三、保持和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中，“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道德问题。党的领导，首先是对社会道义的领导或者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领导，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时，如果放松道德建设和道德要求，那么就会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党的威信就会下降，领导能力就会减弱；党的执政地位，要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或者说要具有社会合法性，首先是党要行得端、走得正，如果放松道德建设和道德要求，那么人民群众对党就会离心离德，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从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几乎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就当前党的道德状况来看，主流是好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区域和突出问题，尤其是有些党员底线失守、思想滑坡、道德失范，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革时代，进一步加强党的道德建设，增强党的道德力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要深刻认识加强党的道德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思想、旧道德包括剥削阶级的思想和道德，也将长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马克思曾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1]由此可见，加强党的道德建设，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历程的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从深层次看，加强党的道德建设，有三大难题：一是工具理性对道德价值的消损。在以理性取向为特征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现代性冲击着传统性，工具理性冲击着价值理性，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消损着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价值理性。二是功利主义对德性主义的威胁。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又使人们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功利化倾向，形成了对传统道德的一种巨大冲击”[12]。在现实生活中，以等价交换为特征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功利主义对以无私奉献为特征的德性主义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三是西方价值观对民族道德观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冲突与交流呈现出对冲的局面，尽管西方价值观念与中华民族价值观念有会通契合之处，但也有矛盾抵触之处，道德的民族性与西方世界观的冲突同样不可避免。处于古今中外对接与断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对道德的选择不再单一。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一切都在变动，使人失去方向、感到迷茫的时代。”[13]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充分估计到道德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下大力气增强党员的德性修养，树立党员的道德形象。

第二，要切实明确加强党的道德建设的重点和关键。中国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启发人的善性、遏制人的恶性是建设道德社会、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基本路径。明代庄元臣在《叔苴子·内篇卷二》中说：“人之有心，犹舟之有舵也。舵横则舟横，舵正则舟正。故善检身者先治心。”由此看来，修身的前提是“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党的道德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是加强党员的个人品德建设，即修身为先。这是因为，党的先进性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的党员来体现，党的整体道德水准有赖于每个党员的品德修养水平。党员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人格品质，是一种最直接、最生动的力量，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最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无论是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论述，还是邓小平关于“四有新人”的论述，都要求全体党员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以便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基于对思想多样、价值多元国情的深刻认识，江泽民、胡锦涛都提出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四自”修养法，其实质也是重在强调党员修身。党员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方面，要自觉地按照共产主义道德、社会道德的要求，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锻炼、自我实践，努力培养高尚道德情操，达到崇高道德境界。胡锦涛指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模范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模范地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作出表率。”[14]党员要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操守和品行，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模范地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培养高尚的个人品德，自觉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

第三，要科学把握加强党的道德建设的途径和方法。一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性修养。现在的党员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面比较宽、思想比较活跃、开拓创新精神比较强，但由于一些党员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加上在个人成长中忽视“内功”修炼，以致在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前，党性修养、作风养成和道德品行呈现明显不足。这就迫切需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把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增强党性修养中，培养出与时代相适应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形成美好的道德语言、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不断发现和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二要坚持不懈地强化党的纪律。邓小平指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共产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15]。培养党员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既要靠自律，也要靠他律，靠党组织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任何一种纪律都是一种道德规范，都有特定的伦理基础，这一伦理基础表现其确定和存在的合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党的纪律性的严肃性，扭转治党不严、失之过宽的局面，抵制和反对歪风邪气，防止或减少党内不道德现象的发生。三要坚持不懈地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修养，才能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赢得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紧密联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提高修养，提升品格，树立形象，引领潮流。总之，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德建设，必须弘扬优良传统，强化德性修养，彰显人格力量，引领社会风尚。“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16]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不断加强党德建设，党才能够赢得民心，增强领导力和战斗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更好地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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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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