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碧华小说的鬼魅书写及其文化源流

摘 要：“鬼魅书写”在中国文学中源流颇深，因其批判刺世传统与人性观照视角而成为新文学发展的隐性资源，并由作家“南迁”成为香港文学中一道奇特的风景。李碧华不自觉地接续了这种鬼魅书写传统，对接香港世情人心，塑造了丰富的鬼、魅以及人鬼之间的形象，不仅使作品获得广泛受众，更在香港大众文化场域下实现了对于一些严肃社会文化议题的思考和讨论，使作品获得了深远的文化源流和宽广的现实景深。

关键词：鬼魅书写;李碧华;鬼魅形象;文化源流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2-0041-09

作为香港文坛上一位“雅俗结合同时又为高层次读者和一般市民所喜欢的作者”古远清：《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88页。，李碧华以“痴男怨女，悲欢离合”的通俗故事，处理历史书写、女性自我认知、时代社会心理等宏大严肃主题，以世情映时代，以怨情思人性，在继承香港固有文学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出新，在广度和深度的向度上极大地拓展了香港文学的表现领域，使之具有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韩宇瑄： 《论李碧华小说的历史书写》，《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40—46页。

而在李碧华小说的诸多表现领域中，鬼魅书写一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其不仅上承香港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鬼魅书写源流，且更多地令鬼魅显形于当下，显形于香港都市场域之中，以特异的方式映照着香港这座具有特殊文化基因的都市的焦虑与不安，探微于港人在特殊时空下的人性的守望与异变。

一 鬼魅书写的文学史源流及其向香港的流动

与西方鬼（Ghost）所更多包含的“恶魔”的负面意象不同，在中国文化特有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精神”中，鬼作为一种人死后变成的无所谓善恶的魂体，“可以是魂魄俱存的实体，可以是无魂有魄的僵尸，可以是人们崇拜的祖先之灵，可以是作祟活人的邪恶存在”魏朝夕：《解读中西方的“鬼（ghost）”文化》，《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537—541页。

这样的“鬼观”，使得中国文学在处理这一意象时，消解了西方文化中鬼狰狞、可怖、邪恶的一面，呈现出神秘、世俗、多元的特质。正是在鬼的缤纷世界里，文学可以更加天马行空地表现写实题材中难以刻画的人性深思，淋漓尽致地抒发正统文体中难登台面的欲望，这使得“鬼魅书写传统”成为中国文学一个非常突出而独特的现象。

这一传统的意义首先在于，在中央集权主导的文坛生态中，鬼魅世界的塑造为作品涂上了一层暧昧的保护色，既与现实政治拉开了距离，又为作者触及社会弊病与时代精神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其次，鬼魅书写将作品中的鬼魅形象人格化、主体化，“鬼性”其外，人性其内，具有一定的现实关怀意味;最后，鬼魅书写中经常出现的“魅”的形象，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对于女性的描写系统，使之能够脱离公共道德中“贞操节烈”的束缚，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不仅具备一定的启蒙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抑的民间声音对于理想女性形象的真实期待与欲望。

新文学发生以来，伴随着“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经历了科学思想洗礼的中国作家对鬼神之论天然地疏远。新文学是“人的文学”，但人所投下的阴影人的文学行进的路程中，鬼魅的身影从未完全散去，成为剖析人心、洞悉人性、读解社会、关怀现实的重要观照。鲁迅充斥着与鬼魅搏斗意象的《野草》和周作人一系列取资源于民俗的谈鬼魅散文，分别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鬼魅书写开辟了战斗的、批判现实的和民俗的、观照人生的两种向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于标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元化文坛而言，鬼魅在现实主义的人间毫无容身之地，鬼魅书写的传统在中国当代大陆文学中几乎完全被斩断。与此同时，“对新中國有误解，有对立情绪或某方面存有幻想的另一大批文化人来到香港”王剑丛：《香港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77页。，将中国现代文学的鬼魅传统带入了香港。同时，由于香港的殖民地属性，香港的新文学在发展中更多高扬民族主体意识，因而在文学传统上更加注重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对接。而“许多新来香港的文化人，因文化不值钱，谋生又困难，便不理原来文学的功能与定义，煮字疗饥，写起‘都市传奇’的东西来”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第78页。这使得香港作家在处理鬼魅书写时，不仅注重与新文学传统的对接，而且自觉地接续起六朝以来的志怪传统，并将之熔于一炉，与香港独特的通俗文化流脉相结合。这一流脉不仅因其情节上的悬念丛生与新奇刺激的“陌生化”受到大众的欢迎，并且因其内在精神的寄托受到严肃文学的重视。而其80年代以来最杰出的传承人，则是李碧华。

二 李碧华笔下的鬼魅形象

如果将“鬼魅”视为一个并列结构的短语，则“鬼”指“迷信的人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其特点在于灵魂的复现与精神的无所归;，而“魅”则指具有吸引力的鬼怪，且在中国语境下一般指女性，特点在于其作为妖怪摄人心魄的诱惑力。李碧华将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香港以鬼魅为中介相结合，使之成为沟通古今、虚实之间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体现出独特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一）古今之别与生死之思：李碧华笔下的“鬼”

有论者评价李碧华“想象穿梭于古今生死之间，探勘情欲轮回，冤孽消长，每每有扣人心弦之处”王德威：《世纪末的中文小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221—222页。鬼是承载李碧华对人性的考察穿越生死、沟通虚实的重要纽带，承载着不可或缺的文体结构任务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李碧华写鬼最为成功者，无疑是“最能搬演鬼事，而且古意盎然”王德威：《魂兮归来》，《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第12—29页。的《胭脂扣》。在《胭脂扣》中，如花本是香港石塘咀“倚红楼”中头牌名妓，花容月貌，一时引得无数男客倾慕，却因“冤孽之缘”，和大户公子十二少陈振邦一见钟情，被赠花牌。但二人身份悬殊的爱恋受到陈家父母百般阻挠，无奈私奔同居。但日渐拮据的经济状况令养尊处优的十二少心情每况愈下，走投无路之际，如花便以胭脂盒作为定情信物，与十二少相约吞食鸦片殉情，以50年为期，来生再续情缘。不想，十二少中途退缩被救起，如花则香消玉殒。这本是中国传统传奇小说负情模式的又一转写，但李碧华绝不止步于此，而是将这一传统的负情故事作为故事的基本构型，令如花的鬼魂50年后如约出现在1982年的香港，以来世减寿10年为代价，重返人间找寻十二少。但李碧华并未将叙说的重点放在如花在新香港寻找十二少的传奇与曲折，而是让其与一对现代香港情侣——永定和阿楚相遇，在二人协助如花寻找十二少的过程中引出旧香港与新香港在风俗、文化、观念以及男女感情观念方面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