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与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

摘要：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中华》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高扬舆论监督大旗，扬清激浊，为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党内教育作出了应有贡献。

关键词：《红色中华》 舆论监督 反腐倡廉

193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创办的《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该报一向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词》中即开宗明义地点明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①，为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党内教育作出了应有贡献。本文拟以《红色中华》为例，考察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阐释舆论监督对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

坚持正确导向，服务于反腐败运动大局

尽管中央苏区政府建立后厉行节约清廉，但腐败现象仍未绝迹。②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生活腐化等腐败现象，直接影响到苏维埃政府的威信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了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确保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从1932年1月开始，中央苏区逐步展开了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反腐斗争。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红色中华》，在这场斗争中，自始至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旗帜鲜明，紧密服务于中央的部署和安排，坚持群众路线，大造反对腐败的舆论氛围，坚持及时报道党的政策和反腐斗争成果，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在反腐倡廉中的鼓动和监督作用。

一是积极发动群众。逐期翻看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如同翻看这场斗争的大事记、政策汇编与解读，以及反腐策略与经验。比如，1932年3月2日，该报发表了项英撰写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指出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后方“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这个时候，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文章号召“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很好地发动了群众。

二是大力营造氛围。《红色中华》先后以社论、评论、消息、通讯、杂文、漫画等形式，号召苏区广大人民反对贪污浪费，倡导切实可行的节省运动，提出了“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每月节省三十万来帮助革命战争”等深入人心的宣传口号。在第131期发表了《本报号召全苏区革命群众实践六项节省规约》，即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用百分之三十，普遍建立节省箱，每伙食单位建一个菜园，残酷地开展向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者的斗争。同时，《红色中华》还经常表扬先进、鞭策后进，使节省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蔚然成风。如1934年1月4日，发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工农检察部出台的《怎样检举贪污浪费》。3月13日，《红色中华》发出了“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倡议，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响应。

三是突出监督主题。《红色中华》在版次编排和版面使用上突出反腐倡廉主题，或安排头版头条，或动用多个版面发表重要文章。如第168期共有10个版，其中7个版涉及反腐内容，由项英撰写的《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的重头文章则发了6个版。《红色中华》还特别注意走群众路线，发挥舆论媒介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耳目特点，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广闻博采，尤其是注意由小见大，“注意查察，有一点小的表现就要跟着去查，常常能从小的事件查出大的问题来，瑞金的大贪污案就是从他们灯油浪费一件小事着手查出来的”③。可以说，中央苏区这次反腐斗争能取得显著成效，和《红色中华》的参与、宣传、鼓动和推动密不可分。

激浊扬清，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教育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红色中华》用各种形式坚持不懈地在中央苏区党员干部中开展廉洁从政教育，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概括地说，主要表现为：

一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为了用先进的理论、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全党，《红色中华》除了经常刊发中央领导人的言论外，还刊发了大量有深度、有高度的社论、评论、杂文，引导苏区各级党组织普遍注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号召大家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为人类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思想。《红色中华》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配合着党的其他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多数党员干部澄清了认识，提高了觉悟，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二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作风教育。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作风教育，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红色中华》开办了《红报》、《黑报》、《反贪污浪费》、《铁锤》、《铁棍》、《铁锥》、《铁帚》等栏目。其中，《红报》等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报》等专栏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专门披露贪污浪费事件，报道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这些措施对于伸张正义，抑制邪气，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

三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为使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常态化、持久化，《红色中华》自创刊就高度注重发布党和政府的文告、训令、指示、文件，对于法令的宣传教育十分突出，并形成显著的特色。1932年上半年，刊登了如《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14号训令等大量文件，揭示了腐败行为的表现、危害，阐明了反腐败的意义，表达了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决心。12月5日，发布了“关于检举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训令，详细规定了各级工农检察部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的有关事项，明确了领导关系，确定了编制人数等。④1933年12月15日，颁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为了帮助党员干部学法、知法、守法，《红色中华》还开辟了《法令的解释》等专栏，就相关问题回答读者的来信。此外，《红色中华》还坚持用大量篇幅刊登各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判决结果，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法制意识。

四是搭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舆论平台。《红色中华》创刊后，一直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主张批评不讲情面，公开指名道姓。同时，也拿出版面供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做自我批评。如《红色中华》第101期登载红军某医院欧阳义的自我批评，文中欧阳义公开检讨了自己“自私自利”，“贪污（重领）抚恤金十五元，从慰问品中私取毛衣一件、牛乳两小瓶”等行为。倘若批评与事实有出入，《红色中华》允许当事人辩解，并予以澄清事实。如第134期刊登群众来信，揭发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在雩都巡视工作时偷骡子卖钱，“回来就与那些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后经调查此事“完全不是事实”，于是《红色中华》第135期专门刊发了“重要更正”。

有的放矢，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功能

为配合和推动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工作，《红色中华》先后用多种形式报道、剖析了一系列典型案例，不仅教育了犯错误者，批判和打击了歪风邪气，更教育和警示了全党。比如，中央苏区政府的大礼堂等“六大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的左祥云贪污案（涉及此案的还有总务厅长赵宝成、管理处长徐毅、事务股长管永才、运输司务长刘兆山等4人），被称为“于都事件”的于都县苏区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腐败案，谢开松贪污案，钟圣谅、钟铁青贪污腐败案，吴泽元腐败案等大案要案，《红色中华》不仅及时报道了其案情和处理结果，有的还配发了中央苏区领导人撰写的评论，使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干部都受到了教育，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同时也彰显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增强了法纪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在及时报道反腐斗争中发生的大案要案的同时，《红色中华》还通过发布公告等形式，定期公布反腐成果，并用杂文、漫画等体裁揭露形形色色的贪污腐化行为。

《红色中华》在发挥舆论监督职能时，经常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所在，并一追到底，引导相关部门正视问题、克服错误，使舆论监督真正成为权力组织改正错误的武器。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初期，不少机构都较严重地存在各自为政、自由散漫的现象。为了加强中央领导，维护政令畅通，《红色中华》于1932年2月10日有针对性地发表柏台《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的文章，指出：“就政权的隶属上说，下级政府应绝对服从上级政府。”24日，发表项英撰写的《实行工作检查》的社论，再次批评这种不良现象，指出：“在将近三个月以来，各地对于中央政府一切训令、通令、决议等的执行，那是非常令人不满。”3月2日，《红色中华》又特意转载中央人民委员会命令，严厉指责：“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照着法令切实执行，或者是执行得极不充分，甚至有忽视执行上级命令和法令的疏忽懈怠的严重现象。这对目前革命斗争的领导极有妨碍，是苏维埃政权之下所绝对不允许的事情。”这组文章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声势，推动了工作的改进。

正面引导，丰富舆论监督的内涵

在新闻宣传工作中，“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既是相互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又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因此，那种认为“只有负面、批评稿件才是舆论监督”的观点是片面的，更进一步说，并不是只有揭露负面、暴露问题的稿件才有助于廉政建设。正面文章做得好，可能更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崇尚廉洁、自律的风尚。在这方面，《红色中华》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为指导宣传，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曾经专门撰写《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指出，苏维埃的报刊不仅要无情揭发苏区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要介绍他们具有的生动事迹，树立学习的榜样。⑤《红色中华》不仅坚持正面报道、找准典型，重点报道了一批先进县区乡，号召各地向之学习，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对党员干部的朴实作风、高尚情操和优良品质等进行报道。如报道称，“中央机关分了田的同志，自带伙食来。首先由胡海同志打头报名写信回家送一月伙食，跟着有以下诸同志报告：王金龙半月，张义贤半月，李日帐半月，朱福连半月，朱良仁半月，郭舜全五天。其余到会的已分田的同志，因时间关系，决定向节省委员会随时报名”。全总执行局决定“家在苏区的工作人员带伙食办公”。本籍工作人员“自带伙食的节约运动，现已在各地普遍开展”。通过弘扬这些先进典型，苏区干部处处起模范作用，苏区通过树立榜样，提高了党员干部及民众的自我道德约束水平，形成了优良的工作作风，为苏区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批评消极，引导积极，《红色中华》用新闻报道为中央苏区的反腐廉政建设做了两方面的推动，使得苏区干部群众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潜移默化地成为党员干部个人道德的内在因素，自觉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利用新闻媒体，尤其是利用党报推进廉政建设留下了丰富的思考与探索空间。

注 释：

①《发刊词》，《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

②朱钦胜：《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红色中华》，1934年1月4日。

④《红色中华》，1932年4月6日。

⑤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斗争》，1933（12）。

（作者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