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采访数学家陈景润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一次采访中了解到，在数学基础理论方面作出世界先进成果的陈景润处在病危中，处境艰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出于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责任心和对那个年代科学家不幸遭遇的同情，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几篇内参，这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使陈景润终于得以治疗。在长期交往中，我和陈景润结下了诚挚的友谊，知道了陈景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初识陈景润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日，我在中国科学院参加一次报告会，听当时中科院负责人武衡在报告中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他未讲姓名)，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武衡讲的这位年轻的数学工作者是谁?听到这里，记者的敏感驱使我立即询问坐在旁边的中科院的一位局长。

“哦，他叫陈景润，病危啦!是个怪人!”

听了这番话，我心想：既然作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又病危了，此人一定有采访价值。于是我决定立即找到并采访陈景润。

次日早晨，我来到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说明来意后，接待我的一位姓罗的“革委会”负责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慢吞吞地说道：“噢，你找陈景润，你找他干什么?”“我想采访他，听说他作出了一项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我答道。那位负责人眯缝着眼想了想，说：“这个人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不行了，而他至今还活着……”那位负责人用极为冷漠的语气讲了上述一番话，苦笑了一下，又说：　“反正他也不能去工厂、去农村搞成果推广，他搞的那个哥德巴赫猜想也没啥用处，我们都懒得理睬他。”那位负责人说着说着，陈景润恰巧来了，笑嘻嘻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望着这位采访对象，惊诧不已。当时已是暮春时节，而他还穿着一身蓝色的棉袄棉裤，戴着一顶破旧的蓝色鸭舌帽。在场的人大概看出了我的惊讶，便说，陈景润因为患结核病，常年发低烧，因而这般模样。

“陈景润，这位是新华社记者，她要采访你，你要老实回答问题!”陈景润大概已经习惯了别人用这种语气对他说话，对那位负责人充满训斥的话语并不介意，苍白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笑意，不停地对我点头说：“谢谢，谢谢……”

为陈景润写内参

在这之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天天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找陈景润的研究所业务处的负责人等采访。通过相关资料和大量采访，我知道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大体情况、陈景润的研究成就和身体、生活状况。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大数学家欧拉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两大猜想，一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2个素数之和，第二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欧拉给哥德巴赫回信说，他相信两个猜想是对的，但是，他不能证明。

18世纪、19世纪的许多数学家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但都没能作出证明，以至到了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第二届国际数学会的著名演说中，把哥德巴赫猜想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未能解决的数学难题之一，留给20世纪的数学家们解决。然而，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很艰难的，192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数学会上，德国数学家朗道十分无奈地说：用现今的数学方法，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力不可及的……

自从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以来，在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前150年研究它的工作进展始终不大，直到后来才陆续有了些成果。

我国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很感兴趣，他兴奋地关注着国内外数学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对人说：“我不想和中国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国人比高低!”

在厦门大学读书时，陈景润听老师们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就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他首先钻研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不仅读，而且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后来，他给华罗庚写了信，附上自己的论文《塔内问题》。在论文中，他对《堆垒素数论》书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正。华罗庚看了这篇论文后，问自己的学生、数论组负责人王元等人：“这个陈景润是干什么的?”王元等把听说的陈景润大学刚毕业，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情况告诉了华罗庚。华罗庚很高兴，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在华罗庚的建议下，陈景润于1956年秋天被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陈景润对我这样说过：他“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走后门’调来的人。”从此以后，陈景润更是潜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也没有停止过。

1965年冬的一天，陈景润兴冲冲地交给壬元一篇论文，题目是《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共200多页。经过认真研究，王元认为这篇论文的论证是正确的，同时提出还须进一步简化。

“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学术刊物停刊。1966年5月，《科学通报》仅发表了一页简报，公开了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但对此国内外的许多数学家不相信是真的。《中国科学》复刊后，1973年陈景润在该刊发表了作了大量简化与改进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共20多页。王元等人看了他的这篇论文，惊喜地发现：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陈景润所从事的这项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虽然一时还不能用在工农业生产上，但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的。我还听中科院数学所的同志说，陈景润是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取得这些研究成就的。陈景润当时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仍潜心研究，用过的稿纸有几麻袋，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他每月只有80多元的工资，三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的几十斤粮票捐给了灾区……可是，陈景润病情已经很严重，中关村医院已经多次给数学所下达病危通知书，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了解到陈景润在数论方面的杰出成就和他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处境，我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和记者的责任感，在采访后，赶写了两篇内参稿件：一篇题目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题目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我在内参稿中详细记述了我了解的上述情况，并呼吁有关部门能关心陈景润，给他治治病，让他把这项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和陈景润成为好朋友

上述两篇内参稿件以及后来我

接连采写的十几万字的关于陈景润的内参稿件，都受到新华社国内部有关负责人和编辑们的热情支持。他们及时将我写的稿件排成清样，迅速送给了中央领导。在这之后不久，我便按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要我陪同有关负责人(其中有迟群、武衡等人)到中科院数学所看望陈景润。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左右，我们乘坐几辆小汽车，浩浩荡荡地来到中关村数学所的宿舍。穿过暗黑的走廊，来到了陈景润仅6平方米的小屋。门打开后，我们看到陈景润正在稿纸上书写，进行数学研究，床上的铺盖还没有打开。见我们来了，陈景润呆呆地站在床和桌子的狭缝里，惊恐不安地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他不知我们的来意，不知所措地沉吟片刻后，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他解释他在听英语新闻广播，表示他关心政治，并非搞数学研究。他之所以如此惊恐和辩解，是因为那时对他专心搞研究、不问政治进行过严厉批判，他曾表示今后不再搞业务了。他以为我们是半夜来检查的。

那天，我们突然进入陈景润的小屋，陈景润惶恐不安，我也被映入眼帘的景象惊呆了：房内靠墙放一张单人床，床前放着一张三屉桌，桌子上，床上到处都堆放着书籍、资料，窗台上、地上放着几个破饭碗、药瓶子，碗里剩有干了的酱油……同行的中科院的同志说，为了节省，陈景润平时不吃菜，用酱油泡水就着饭吃。“好长一段时间，陈景润因患病，发低烧，只拿80％的工资，而他房间里的灯夜夜亮着。”见这情景，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湿润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那个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竟然还有像陈景润这样痴迷于科学研究的人。

刚刚获得解放的中科院负责人武衡向陈景润说明了来意，要陈景润到清华大学检查病情。陈景润这才释然。在这之前，武衡告诉我，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江青等，看了我写的两篇内参，批示有关部门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原来，武衡等人深夜造访陈景润，是奉命来带他看病的。

这天凌晨，武衡等人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坐下来以后，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陈景润听了，苍白的脸上漾起了笑意，用带有福建口音的话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作出什么贡献……”随后，同行的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专家张孝骞等几位医生给陈景润检查了身体，然后，对陈景润说：“你需要系统的持续的治疗，需要休息，增加营养，只要肯住医院，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几天以后，陈景润便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

住院治病，是陈景润很不情愿的。送陈景润进医院的那天傍晚，我被邀请跟随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及中科院负责人一同前往。于是，我们再次来到陈景润的宿舍，见我们来了，陈景润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迟迟不肯动身，并明确表示不愿意住院，数学所的负责人问他为什么?陈景润很小心地说：“再来了运动，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修正主义苗子，住医院要花国家很多的钱，是会受批判的!”经过再三劝说，陈景润很勉强地跟我们走了。

我被安排同陈景润、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负责人同坐一辆车。途中，那位负责人问陈景润，听说你在银行里存了很多钱?你的生活国家负担，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陈景润听后，思忖半晌说，“文化大革命”中，数学所的造反派来宿舍把他的存折都拿走了，最近才还给他。他说：“我身体不好，怕将来退休后生活困难。因此，我把钱都分散存在了中关村附近的几个储蓄所里……”

说话间，我们来到309医院。由于事先打过招呼，因此，医院很重视对陈景润的接诊工作，各级医护人员都赶来了。护士拿来了病号服，要陈景润换时，无论人们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脱下那身厚厚的棉衣，棉裤。最后，不得已把白色的病号服套在了他的棉衣棉裤上。见这情形，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那位负责人让在场的医护人员出去以后，说：“陈景润，把存款单拿出来吧!”陈景润不情愿地从棉袄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递给那位负责人。随后，那位负责人又递给了同去的中科院数学所负责人。

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那位负责人问陈景润：“你这里面共有多少钱?”

“不知道，现在我的脑子很乱!”陈景润说。

“这样吧，我念，你记。”那位负责人对我说。

一张张存单最后算下来，共有6000多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两块手表。

“这些存单请你们所长带回去，锁在研究所的保险柜里，你在这里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回到研究所时再还给你。”那位负责人说。

陈景润听了，无奈地点了点头。但是，住院期间，他还是偷偷跑回数学所，要回了那些存单，由自己保存。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陈景润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不时地去医院看望他，随时把他的病情通过内参向上反映。从这以后，我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他从一次次无形受到的关怀中判断，我大概是他唯一可以讲真话、可以信赖的朋友。

向我倾诉出名后的烦恼

陈景润成名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四人帮”垮台以后，科学界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他第一批被评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还在中关村分给他一套宽敞的住房。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陈景润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并作报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科技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报告中，他用了整整一段的篇幅，讲述了新华社记者对他的帮助。

在这之后，我发现陈景润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朋友，我曾委婉地批评过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人大开会期间，我和他在京西宾馆相遇。那天，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他对我谈了成为名人后的种种苦恼，也谈了研究哥德巴(陈景润这样称呼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展。谈话中，他向我诉苦说，出名了，有很多记者在各种场合老是围着他转，弄得他很烦。有的记者甚至半夜去敲他的门，他问我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些记者。他还笑着对我说：“深更半夜地来敲门，谁知道他是记者还是小偷?”“不过，顾大姐，你例外，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心里很不舒服，对他说，新闻记者都是我的同行，人家采访报道你，是好意，你不应该把深夜来采访的记者和小偷等同看待。然后，我对他说，以后我也不会随便打扰他……　不过，即便是这样，陈景润仍把我视为知己。有一天，他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家中，对我说，他要结婚了，征求我的意见。我祝贺了他，对他说，这纯属他个人的私事，请他自己决定。

“陈景润回来了!”1979年6月的一天，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负责人乔立风打电话给我说。我问陈景润现在在哪里，乔立风说在他原来那间6平方米的宿舍里。于是我赶到了数学所，和乔立风见了面，一起去宿舍见陈景润。

乔立风说，陈景润提升为研究

员，研究所给他安排了宽敞的住房，“但是，他仍然不肯搬家呀!”谈话间，乔立风陪我来到了陈景润的宿舍门前。正要敲门，陈景润已经从门里迈出来了，笑着邀我们里面坐。这天，陈景润上身穿了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下身穿一条“的确凉”裤子，留着小平头，除了人显得胖些外，和以前相比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宿舍里，床上、桌上、地上、窗台上，仍旧堆满了书。

“你还住这间小房子啊?”我一面环视宿舍的摆设，一面问。

“早就叫我搬家，我没搬。现在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够好啦。”

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陈景润兴致勃勃地向我谈了不久前他访问美国的观感。他说，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伍尔夫教授分别给他和著名拓扑学家吴文俊来信，邀请他们前往参观访问。他和吴文俊夫妇、一名翻译于1979年1月6日到达普林斯顿。这个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心，经常邀请各国知名的学者前去访问，那里环境幽静，类似我国北京的香山，有茂密的森林，如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最使人感兴趣的是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很多，一天24小时开放。各国科学家有时在阅览室喝茶的时候也交流学术思想。

“我还是老毛病，喜欢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也参加茶会，但是不多。”他笑着说。然后，他继续告诉我，“我也同各国科学家交谈，印度、意大利、日本的都有。大家在黑板上演算各种各样的题目。这个研究所分物理、数学、历史3个研究部门，行政负责人是美国人。但是，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大都不是美国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最后在这里去世。我和吴文俊教授在这里参加了纪念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的纪念会。”

陈景润告诉我，他到普林斯顿主要是参观、访问，继续搞自己原来的研究工作。访问期间，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各国科学家对他以往在数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赞誉他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关于哥德巴赫问题的研究成果是著名的“陈氏定理”，还称赞他在“筛法”问题上有很大贡献。美国以及英、法、德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也曾邀请他前去讲学或短期工作，由于他感到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都婉言谢绝了。

“几个月以来，通过和各国同行共同探讨数论方面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也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最后，陈景润说。

谈到今后的打算，他说了两个字——“念书”。

对于成名后忙于各种事务，陈景润也还是很清醒的。他说：“现在学术活动以外的事太多了，太分散精力了。我非常想静下来念书。不然，就要落后了，就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了。”然后，他告诉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他收到了中外人士上万封来信。对此，他很无奈地说：“我很想都答复，实在没有时间啊!”

这次采访以后，我针对当时社会上传说陈景润可能在美国不回来了的种种谣言，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叫《他还是他》。新华社播发后，1979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及各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到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中间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在给陈景润的信中赞叹说：“啊，你移动了群山!”如今，陈景润早已驾鹤西去。前些年，他的遗物、手稿被永久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供世代瞻仰、缅怀。他的名字和业绩，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