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2千米处的英金河畔,坐落着一座褐红色的山峦,蒙古语中称它为“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汉语称为“红山”,赤峰市也因此得名。红山赤壁丹霞,石林傲立,地质奇观世所罕见。然而,红山的闻名,更在于它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了破解这里隐藏的秘密,历代考古工作者几乎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研究。
1906年,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来赤峰进行考古探查活动,在赤峰英金河畔及红山后发现了60余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见到一些被石头环绕着的古墓,但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回到日本后,他发表了相关著作,文中描述了红山周围的历史遗迹和采集的文物标本,并指出了这一地域在先史时代的重要性。
1919年至1924年,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多次到内蒙古进行考古调查。在这期间,他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一同对红山文化进行了文物调查,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细石器、石耜等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冬季,中国学者梁思永先生进行了热河考察之行。梁思永是梁启超先生的次子,192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为第一个受到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因为受到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论著的影响,他开始关注红山文化。1930年,梁思永回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鸟居龙藏和桑志华在赤峰一带只做了地面考古调查工作,所以梁思永准备做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但是,发掘工作刚开始不久,就因气温骤降而被迫停止,改为地面采集。即便如此,他还是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陶片等一批文物。回到北京后,梁思永因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春才逐渐康复。康复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并发表了考古报告《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这是第一篇由中国考古学者撰写的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章,文中特别指出:“尤可注意的是仰韶式的彩陶”,而这些彩陶正是后来确认的红山文化彩陶。
在此期间,东北连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3月,日军占领原热河省省会承德市。1933年7月,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来到热河,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他们在赤峰红山山后发掘了一些青铜时代的石棺墓,采集到一批石器、陶器及青铜器。
1935年,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带领考古队到达赤峰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他们将攫取的文物全部带回了日本,整理出版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初步把这里的古文化概括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对红山文化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经过对长城内外彩陶文化的研究,他认为:“长城附近为彩陶文化与细石器文化混合之地带,彩陶文化由南方(黄河流域)传布至长城附近,与细石器文化相遇,二者混合,而成为一种新文化。”这一观点为红山文化的确立奠定了堅实的基础。
1954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根据梁思永的建议,在其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中专门加写了一章《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根据该遗址的陶器特征,认为这种彩陶和细石器伴生的特点,是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之后的新型文化遗存,建议称之为“红山文化”,并指出其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这是学术界首次提出“红山文化”这一名称。
1956年,北京大学教授吕遵谔率学生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首次由我国学者自己主持的发掘工作。他们相继采集和发掘到彩陶、饰压印“之”字纹的陶器和饰篦点“之”字纹的泥质红陶,以及石耜、细石器石片等器物。通过这次的调查和发掘,在裴文中和苏秉琦二位教授的指导下,由吕遵谔执笔形成了《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在该报告中第一次正式使用“红山文化”的名称。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红山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考古专家连续发掘了一批具有原生地层、性质明晰、意义重大的红山文化遗址。
1963年,中国考古专家刘观民、徐光冀对赤峰市北郊蜘蛛山遗址进行了发掘,提出了“赤峰古文化分区域”的思想,同时区分出红山、富河、夏家店上层和夏家店下层等4种文化。
1963年,中国考古专家刘晋祥在赤峰市北郊西水泉发现并发掘了比较单纯的西水泉遗址,发现有红山文化半地穴房址3座。
1973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恭笃等在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发现一组红山文化遗址。其中在三道湾子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窖穴,在四棱山遗址发现了6座红山文化陶窑。
1979年,中国考古专家郭大顺、孙守道等在辽宁朝阳市喀左县兴隆庄乡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史前祭祀遗址,有房址、圆形祭坛。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2件玉器,其中就有最为珍贵的陶塑人像。
1981年,郭大顺、孙守道等人又在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县级市)与建平县交界处发现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在这处将祭坛、积石冢、女神庙集于一地的大型祭祀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玉器,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尊较完整的女神头像。这一遗址的发现,使红山文化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继而掀起了红山文化研究的热潮。
红山文化多处遗址的发现及大量文物的出土,全面揭示了先民的社会形态、丧葬习俗、原始宗教、审美心理及技艺水平等。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表明,红山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时期,距今约5000至6000年,持续时间约2000年。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
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处在农牧渔猎的经济形态,以农耕为主。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石耜、石斧、石锄、石磨盘、石磨棒等石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石耜。这些石器均为农耕生产工具,说明当时农业已经得到较大的发展,同时为家畜饲养业奠定了基础。农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以制陶业、石器加工业、玉器加工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
红山文化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类,也有少量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陶器既继承了当地文化的传统,又吸收了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成为独树一帜、异彩纷呈的红山文化制陶业。
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有玉人等人物类,也有玉龙、玉凤、玉龟等动物类,还有勾云形、斜口筒形、各种玉壁、玉箍、玉镯、玉珠等。这些玉器造型质朴形象、简洁大方,纹饰自然流畅、灵活多变。其墓葬陪葬中只葬玉器,而且随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高低不同,葬玉的数量、品位、规格也有所区别。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出土玉器表现出十分规格化的特点,说明红山文化时代的玉文化已具备了“礼”的雏形,为后来“礼制”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出土的C形玉雕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龙形玉器,其下限不晚于距今5500年。C形玉雕龙头似马、鬃和鼻似猪、丹凤眼似鸟,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和图腾灵性,代表着中国龙文化的起源,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与此同时,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房址,这些规格不同的房址都处在聚落群中,而聚落群也有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之分。大的聚落群外围还设有壕沟,附近有陶窑、玉器作坊和积石冢分布。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已有相当大的进步。
此外,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坛、庙、冢、神像、玉礼器等,这些考古资料证明,社会的分工促進了社会的分化,私人开始占有财富,红山人也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发展到了更高级的祖先崇拜,并产生原始宗教。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已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特点,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到了文明古国阶段。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三皇五帝”的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
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曾评价道:“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2006年5月,赤峰红山文化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赤峰市与朝阳市共同签署了《红山文化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备忘录》,宣布将联合对红山文化进行申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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