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独立”到“国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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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察近百年来我国科学观的变化，认为期间大体经历四个阶段：科学共同体追求“学术独立”目标的自由研究阶段;学习苏联模式，倡导为人民服务的计划科学;在市场经济驱动下，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的科技体制变革;全球科技竞争背景下的“国家科学”。以科学价值观的变化为线索，同时考察了中国物理学会的宗旨变化和《物理学报》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我国科技期刊落后的历史原因，并提出发展对策。

关键词  学术独立  人民科学  国家科学  中国物理学会  物理学报  科技期刊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开始传入中国，此后几百年间，中国人科学观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以下的路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体西用”观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科技被许多人视为“奇技淫巧”，学习西方科技乃属权宜之计，其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1895年甲午战败，举国震惊，生物进化、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思传统文化，倡导“科学救国”成为朝野共识;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同时，一大批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亲身体验过西方科学三昧的学术精英学成回国，成为各学术机构领导人，他们高高举起了“学术独立”、为学术而学术的旗帜，为西方科学真正植根中国土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把西方现代科学成建制地移植到了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改造知识分子，从组织上、思想上、措施上，为建立“人民科学”谋篇布局，社会主义计划科学成为显著特征，《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实施，奠定中国科技发展的组织机构基础、研究队伍基础了和学科建设基础，可惜良好的发展势头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年;“文革”以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和教学工作秩序，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但很快科技与经济脱节被视为严重问题，为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要注重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而对基础研究则实行科学基金制，以同行评议为依据，择优支持;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增长，国际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力量，国家力量主导科技发展（本文称之为“国家科学”）成为显著特征，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目标要求“科学”与国家战略有更好的契合度。

本文结合中国物理学会的宗旨变化和《物理学报》的发展状况，考察近百年来我国科研价值观的变化，并试图说明，当前形势下，一个“国家科学”的时代呼之欲出，这将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科研工作价值观以及科技成果的传播和利用方式;而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出现的问题，说到底是科研价值观的问题，“国家科学”模式自然会要求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战略与之相适应。

一   “学术独立”的意义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化物理学研究始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的建立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十年左右时间里，由于军阀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加之一批在欧美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学成回国，中国第一次具备了“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而物理学研究则是中国早期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研究是在“学术独立”的背景下进行的。对于学术独立，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像蔡元培这样的教研行政主管人员，更多地着眼于学术独立的政治意义，他们对于列强眈眈于我国疆土，在中国作大规模的调查，“其成绩的精密之处，有非我国人所能想及者”的状况深感担忧，想到“我不自谋，人家才来越俎代庖”，我们只有急起直追，达到学术独立，才能杜绝外人的觊觎[1]。这其实是“科学救国”论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受过严格科学训练、亲自动手做过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则更强调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土壤和养分，并称之为“科学精神”。对于什么是“科学精神”，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的定义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科学家的研究目的“一方面固然不是想制造飞机炸弹来杀人，但同时也并不存心要拯人民于水火。他们的目的在求真理，是要认识大自然的真面目”[2]。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一批少壮的、训练良好的科学家成为学术界的领导人后，对纯学术的追求形成主流。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去促使中国的学术独立。

这一时期他们心目中的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第一，不依附外国而生存;第二，学科的建立和发达。

后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在20世纪30年代曾就学术独立专门写过论述[3]，归纳他的文章可以得出学术独立应有三个条件①：

⑴专门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做到立足国内就能进行高水平的科学人才的培养，改变过去那种只能通过留学来培养高级科学人才的状况。这是科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⑵能做出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是学术独立的关键。提倡学术，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时尚来追求，也不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爱好来培养，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民族责任来承担。用胡适的话说，“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的学人和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步的责任”[4]。只有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才能在世界科学大家庭中占一席之地，才算发表了学术独立的宣言。

⑶专业学会的建立和专业学术刊物的出版。藉此进行学术联络，交流研究信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同时研究成果也得以向世人展示。这也是科学制度化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经过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谢玉铭、严济慈等老一辈物理学家的努力，物理学科在中国基本达到了学术独立的三个条件，国内30余所大学有了物理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还建立了理科研究所，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告成立，《中国物理学报》随后创刊，成为中国物理学研究成果第一个专门的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