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我们将面临多方面的健康挑战,人口健康领域将面临多方面的新问题和新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将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2010年11月1日我国人口为13亿7千万,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长5.84%。数据进一步分析显示,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城乡居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寿命的延长,我国老龄化的人口数量、老龄化的速度,均已处于增速阶段。预测在21世纪40年代,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2亿多人,占全部人口的22%,届时我国每3或4人就会有一个老人,老龄化社会将提前到来。这种人口转变是医疗进步、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和经济发展的直接成就,也是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结果。这种进步将会对我国人口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相比较,老年人易发生疾病,病情比较严重,而且医疗费用负担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加重。因此国家已将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老年人得到方便的医疗、保健咨询服务,降低了医疗开支,同时积极开展老年性疾病的基础临床研究工作,将“健康老龄化”作为解决老龄问题的奋斗目标。[1]
二是我国疾病谱发生改变:据统计,2011年占我国人群死亡率的前五位的分别是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病、和损伤中毒导致的死亡,因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及糖尿病五种慢性病两周就诊患者中,劳动力人口占了一半。[2]这些慢性疾病严重影响了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些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的治疗使医疗费用不断高涨,给国家社会造成巨大负担。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不少人体力劳动、户外活动减少,饮食营养失调,生活方式、行为的影响是目前引起大量疾病的主要或重要因素。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前严重威胁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的传染性疾病、孕产和围产期疾病已明显减少,复杂的非传染性的慢性疾病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威胁和挑战,这个特点今后可能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工作学习压力增加等因素,导致的情绪应激、心境障碍、精神神经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网络成瘾等新的认知与行为障碍也已成为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今后10年由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77%,而在我国,未来10年内由于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导致过早死亡的国民收入损失可能高达5580亿美元。[3]2020年,在我国疾病负担居前20位的疾病中,6种疾病属于心理、神经、精神疾病。精神、心理疾病的医疗费用将占到我国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针对我国疾病谱改变的趋势,加强基础、临床研究是当务之急。
第三是新发、再发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不断增加,生物安全形势日趋严峻:近年来,传染性疾病在我国疾病构成的总体水平上比重下降,但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流动的增加,特别是在国际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使各种新发/再发传染性疾病造成的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造成危害越来越大。尽管传染性疾病在我国疾病构成的总体水平上比重下降,但如2004年以来爆发SARS、手足口病、蜱咬病的及最近发生的H7N9禽流感的造成的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造成危害越来越大;不断加强传染病的相关研究是国家社会安全的基本保障。
2 医药研究创新与转化是解决人口健康问题的关键
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生物医学的基础学科高速发展,PCR技术、测序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基础医学研究进入了DNA时代;推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从细胞水平进入到了基因水平。一系列致病基因的定位与克隆,给一些原来无法治愈的单基因疾病提供解决办法。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带动了基础临床医学的进步。二十一世纪开始10年,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干细胞和克隆技术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对一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多发的复杂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的成果。[4]
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已成为推动药物研发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环节。创新性成果的出现使药物研发更加有效、更有预测性、更加快捷。在新药研究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中,充分运用和集成生命科学和高新技术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针对制约创新药物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技术瓶颈,取得多项重大突破,为提高我国新药研发和产业化水平以及产业持续发展提供支撑。药物关键技术的突破促进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的研发。2012年我国卫生支出总费用已从2000年的4586.6亿元增长到了28914.4亿元, 201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2012年GDP的5.57%。这较之2011年的5.15%提高了0.42%。这显示我国的医疗费用开支已进入快速增长通道,其中药费的不断上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2012年医药产品进口额已达333.5亿美元。目前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已达到人民币6000亿元,过去五年中增速平均在20%以上。高价进口药吞噬了大量的医药费用,因此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药物,推动民族医药产业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
为提高我国新药研发和产业化水平以及产业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通过“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共支持并立项的99个关键技术类课题,共建立和完善新药筛选及相关技术、新药临床前药效学评价技术、药物代谢动力学技术等9类46个专业性新药研发单元技术平台,成为新药研发的重要技术支撑。药物设计、新靶点发现、制剂技术、现代中药研究、疫苗研制、抗体药物制备、微生物药物发酵、多肽类药物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现已有52个新药品种处于Ⅲ期临床阶段,已申报新药证书待批14个,获得新药证书2个。
除此之外,转化医学成为新的生物医学发展趋势:转化医学是以患者为核心,建立一个由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双向、开放、循环的临床研究体系,目的是将基础医学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在基础研究与患者的诊疗之间,特别是与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s)建立桥梁联系,更有效地将基础研究发现应用于临床疾病的预防和诊疗,并以临床疾病的问题指导基础研究的方向。从而最终减少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脱节,实现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目标。1992年,美国《科学》杂志首次提出B2B(从实验室到临床)的概念;1996年,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第一次出现“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一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2003年描绘的路线图计划(readmap)中,现代概念的转化医学的理念正式确立。近年来,转化医学的概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科学界的承认与重视。在我国,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批医学单位相继建立起了转化医学中心,希望利用我国特有的疾病资源,结合各单位的临床上的专业优势,与生物医药的基础学科相结合,加快成果转化。[5]在这些中心的基础上,国家也将在部分地区建立若干个国家级转化医学中心,通过这些中心的建设,推动国内的转化医学的发展,从而解决我国人口健康问题。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进而影响了中国的人口与健康状况。同时,本世纪也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最初十年在基础生物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未来这些重大成果将会渐渐应用于临床与生物医药领域,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进而带动我国生物医药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人口健康领域战略研究组. 中国至2050年人口健康科技发展路线图 1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2012:05
[3] Wang L, Kong L, Wu F, et al. Preventing chronic disease in china. The Lancet, 366, 1821-1824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生物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2:01
[5] 田玲、张宏梁、马凌飞. 国内外转化医学发展现状与展望. 医学研究杂志2011, 40(01):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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