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兴起
我眼拙,重庆直辖以前,未曾见识过 “巴渝文化”这个概念、至多于“巴”、“巴人”、“巴国”、“巴渝”、“渝州”这些相关地域历史概念有印象。与考古发现有关的语词 “巴文化”在书中也出现过,却就考古论考古,远未形成为系统的、标志性的、地域亲缘性或文化发生论的概念。千百年来,巴渝地区人民与四川盆地生活的各族各地人民一样,文化上认同“四川”、“四川盆地”、“巴蜀”、“蜀学”、“盆地意识”,有强烈的归属感,并进而经由“四川”,归属于主流的中华文化。证之历史,从《史记》开始,古籍记载就总是巴蜀并举。“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郡,西并巴蜀。”(《史记•李斯列传》)即使巴渝学者们最常引用的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也免不了一样并论巴蜀:“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其中的原因,如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所说:“春秋战国时代巴的历史,一点记载都没有。”史料委实太少,根本就分不开。当代巴蜀史学专家如徐中舒、邓少琴、童恩正等,他们的著述中,更都是巴蜀并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从来就是严肃、科学的。主要一种形成方式是考古发现,比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有严格的、不容混淆的概念界定和考古实物支持。另一种“次生”的文化概念形成方式,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无或少有出土文物支持。应用很广泛,如西夏文化、吴越文化等。这种方式也是地方文化学者们常采用的。千万年的独特物质遗存,数千年的文字传载,才能形成一种文化形态,并非容易的事。四川盆地这么大一块独立的地理构造板块,一方水土一方人,连动、植物遗传都没有差异,几千年文明传承,才有“巴蜀文化”的指称,并显然从属大中华文化,是一个支派。“巴渝”这个称谓,虽然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汉书•礼乐志》作“巴俞”,颜师古注:“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巴、俞显然指两个民族),沿用至今。所指代地域、人群却变动不居,由巴西到巴东,由嘉陵江到长江,由川东到重庆,概念并无确指,随意性极大。文化渊源上,巴渝地方从汉以来,只是蜀文化的边缘形态,并无明显的特性。直辖以后陡然冒出来的“巴渝文化”,于史无记载,于考古乏支撑,指揆任意。三峡文化学者蓝勇直指:“‘巴渝’是直辖后的概念,就指新重庆。”
199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重庆直辖,同一天,《重庆日报》开辟了一个“巴渝风”专版,整整两个版,设置了“巴渝儿女”、“巴渝风情”、“巴人春秋”、“重庆与世界”栏目,发表了《巴人起源之谜》、《巴国与巴都》、《巴渝舞》、《南北战争中的四川首府——重庆城》等文章,要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意旨初现端倪。但理论上还比较谨慎,只是散碎地述古,不求过多建树。这个专版没开几期,便因时机不成熟,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热情再度掀起,7月3日,《重庆日报》发表了朱晴方《重庆文化当唱“大风歌”》一文,文章里横空出世,首次出现了“巴渝文化”这个新词:“巴渝文化博大精深,品位不凡。”从全文看,论述是落足在传统的“巴文化”上,今天看来没什么新意,似是偶然提到“巴渝文化”。接着,7月20日,《重庆日报》开辟“重庆文化大家谈”专栏,约了当时西师中文系教授王泉根(泉根目前已经离渝赴京,权长北师大文学院)主笔,撰写了《重庆文化思考》之一、之二、之三三篇文章,分三期载出。在第二篇文章《巴渝文化与陪都文化》里,正式提出了“重庆文化精神(或特点)……四大母题”,“巴渝文化”概念赫然便在其中。有趣的是,在这篇专论文章中,王泉根几次用到的都是“巴渝(传统)文化”这个语词,显示他虽用了“巴渝文化”概念,在这里只是“巴渝传统文化”的一个代称,概念还没有硬化,或者说还只是描述性的,他的态度还有些游移。王泉根毕竟是一个有素养的学者,对一个根基不稳定的新概念,他表现得比较谨慎。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巴渝文化” 不适合本地域文化的最终概括,也不能概尽本地域多元文化要素,尚不足成为地域文化的共名。
从朱晴方到王泉根,“巴渝文化”完成了它走出象牙之塔的过程,其实还远未成形。但对于一件功利性巨大的事业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其实还有一个先知先觉者,早在6月8日,直辖市挂牌之前,王群生就在《重庆日报》发表文章,疾呼《为新重庆“地域文化”定位》,只不过,他主张的是“三峡文化”)。从那时以来,直辖八年到今天,在本市,“巴渝文化”学术研究团体和“巴渝文化”学者已然“遍地英雄下夕烟”;以“巴渝文化”为名目的著作、文章,汗牛充栋;本地十余家新闻媒体上,每天都不难找到“巴渝文化”字样。“巴渝文化”整天在重庆人民耳边吹,耳熟能详了,于是俨然成为重庆地区最显赫也最通用的词汇概念。
续写这“文化”的人看来比较匆忙,无暇虑及两位肇始者的谨慎与顾忌,在他们手里,“巴渝文化”就是“巴渝文化”,一个足够硬化了的概念。
回溯“巴渝文化”概念的诞生兴起过程,两点很明显:一、“巴渝文化” 最大的孳生地在媒体,它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身价,重庆媒体“功”不可没。二、这个概念的兴起,适应了直辖市成立的政治需要,是应运而生的。直辖市行政地位的合法性之外,它的形象、体面、尊荣还系于文化。“神授天定”,自炫、自神,是文明古国民族潜意识里的情结,连皇帝都要自称“天子”,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都知道捣鬼,在鱼肚子里藏一块字绢,以示其造反“应天顺人”,“直辖市”当然也有兴趣寻找能引来更深广荣耀的理由。如果能有一种文化上的自系渊源,数典有宗,事情岂非就臻于完美?本地学人敏感到这一政治机遇,做出了这一理论建设,得到直辖市当局的首肯和支持,以至几年间飙升为本地显学。学人趋之若鹜,就不以为奇了。但这一过程也说明了:“巴渝文化”概念不是诞生在学科发展的必然基础上,而是服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在媒体的煽惑下,以一种极其廉价的方式诞生。这注定了“巴渝文化”是一种只能在实用层面解读的文化形态——它还得到了一个机遇:重庆自抗战以来,城市地位由陪都、直辖市、西南大区、省属市、单列市、直辖市,反复变迁,几十年沉浮,市民心态也由尊荣到失落,再尊荣,屡经变化,因而被扭曲,乐于与四川(根柢是与成都)区别。适应这种心态,“巴渝文化”就容易有成。这是社会心理方面的积淀。
一片凯歌声中,今天,仍值得警示的恐怕是:“巴渝文化”无论如何鼓噪,它也只在重庆直辖市范围或原川东地区流行,影响所及只限这一地区,域外应者寥寥;巴渝学者虽众,绝大多数只在直辖市内;“巴渝学”也没有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问题还在于:直至今天,在域外人眼里,地理或文化概念上,仍然只有四川、四川人,四川重庆人,文化形态仍然巴蜀一体。
概念的内涵
“巴渝文化源远流长”,此说听来顺理成章,其实是虚假命题,“源”与“流”并不一致。如上节所述,“巴渝”概念虽然所指屡变,内涵并不确切,毕竟古已有之,要害在“文化”二字,它是直辖以后在古典“巴渝”概念上羼入添加形成的,“巴渝文化”因而是现实命题,只能在现实层面解读;是伪古典真现实的概念。
巴民族、巴国终止于秦,此后,这块土地的历史更多地由中原入主的华夏民族书写,这块土地的文化,从此进入大中华文化形成的整体过程,这是基本历史事实。非要发掘秦以前那一段“巴渝”的文化,只须剔除羼入、臆想成分,专注“巴人”这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弱小民族,根据历史零散记载,参证考古发现,也并不难。那文化无非就是由持短剑短匕、善跳阵前舞的巴师、献头毁诺的巴蛮子所呈示的那种尚武、血勇、感性、粗放少文的气质。这种气质固然可以扩而大之为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但必须承认,一定条件下,它也可以张扬为凶杀、嗜血、好勇斗狠。
由典籍记载和考古所揭示的巴渝文化核心就只这些吧。至于巴渝历史人物身上表现的其它气质,并无多少特异性,更多地其实从属于中华大文化。
分析此“巴渝文化”的内涵,倒不难发现以下不足:
一、狭隘性。与巴蜀文化示人的人杰地灵、传说丰沛、多元发展,人文荟萃、英华辈出、出土文物富集、历史记述详瞻不可同日而语,足以显示其弱小狭隘。
二、封闭性。狭隘是封闭的产物。封闭性来自川东地理的闭塞,大巴山、武陵山半环,南北绝塞,东去水路瞿塘滟澦堆挡道,一去一回鬼门关,唯西向蜀通达无碍。这种几千年地理的封闭,使这文化的生成中少有外来多元文化的影响,自生自灭而已,只是一文化小支,不具华夏民族文化的典型意义。顺便说一下,不仅巴,整个四川盆地,都是封闭、缺乏交流的。特殊的地理构造,形成了它的空间封闭和时间滞后。
三、自恋性。狭隘与封闭本身并不构成不足,世外桃源也可自得其乐,不知其苦。但这种封闭一旦打开,种种狭隘显出了狼狈相,一种自卑与自我肯定相纠结的自恋情结就会发生。抗战时期,江浙富饶发达、文化先进、精神优越的人士大量拥进,面对文化的挑战,重庆人只一句话就保全了自已、轻蔑了别人:“下江人”。有下流、不足道的意思。这与中国开放之初面对世界时表现的中华文化的情结有些相似。但中华民族今天已经走过来了,情结解开了,不卑不亢,真正具有了大国风度;而重庆,选择今天建设“巴渝文化”,要显示自己在地域文化上也是足够丰富的形态,则还在继续着自恋。
四、残缺性。对“文化”的描述应当产生于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有关‘巴渝文化”(巴文化)的这种发现与记载,只能描绘出一段残缺的文化,可以领会的,仍只是这一群灵活闪动在山地中的矮小男人,好战喜斗,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强势,是野性与雄性交织的一群,尚且不懂得什么叫温柔敦厚。由于缺乏很多必要的、有关巴渝(巴)的物质生存状态、精神生活及其结构的文化要素,逼得巴渝学者们只能伸手向神话、向民间传说索取史料,甚至扭曲记载,其结果可想而知。
五、落后性。具狭隘、封闭、自恋、残缺于一身的“巴渝文化”,在华夏各种地域文化如齐鲁、燕赵、吴越等文化中,是较不发达、较少借鉴意义的,相对中华民族主流的文化形态因而是落后的。在这样基础上来生成现实的“巴渝文化”,甚且想要割断与蜀(巴蜀)文化进而与中华大文化的联系,自立门户,注定徒劳。勉强为之,最终只能酿成一股文化逆流。
概念的现实引喻
试看今天重庆社会生活中种种“巴渝文化”表现:
一、最经典的表现是口头语。语言与这块土地的历史地理共生,无可非议是“巴渝文化”的中坚物。鲁迅曾嘲讽过的中国人的“国骂”:“妈的”,固然是中华民族的劣根之一,各地都有,却唯有在“巴渝文化” 里,“国骂”可以表现为审美的形态、赞赏的形态、第一人称形态,重庆人竟然可以这么说:“×妈你好漂亮噢!”“我×妈(这)你好高噢!”这在全中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全世界怕是也难有其匹。在别样文化中最让人生恼怒、最侮辱人的詈骂语,在“巴渝文化”现实语境中可以生成为、虚化为叹词、亲热用语。这种文化现象,确乎说明了这文化素质的特异、感性的猛烈;另一方面也表征这文化情境是如何的冥顽不化,外来无论多么猛烈的因素,它都可以接受、消化掉,依然我行我素,百炼钢化绕指柔。
——与此相类的还有重庆人的嗜麻。麻是一种将丰富多彩的滋味都压倒、消弥于无形的大一统的味。麻就是麻痹,麻之下,无论酸、甜、苦、辣、香、一律臣服。以无味取代有味,以简单代替丰富,麻与表亲热的“国骂”一样,都是“巴渝文化”在现实社会生成的独特(落后)形态。麻是域外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巴渝”审美观,推广不了。
——与此相类的还有重庆姑娘的敢穿,几乎是外间流行什么,第二天重庆就有了,不问东西南北,不问春夏秋冬,不问肥薄丰瘠,一律照单全收,这也表现“巴渝文化”的粗放率意,自我肯定。
二、其次是文艺,特别是最世俗的电视文艺。重庆电视台最得意的是它的方言节目,那些依托方言,总名为“麻辣”的节目,“生活麻辣烫”、“麻辣动感市场”……以及那些虽不叫麻辣,其实同样以“麻辣”风格为特色的方言剧场,《山城棒棒军》、《方脑壳》、《搁得平》……重庆电视台的主题广告词竟然是“麻辣行天下,尽在情理中”,恨不得麻翻全中国。让巴渝文化学者们切齿痛恨,大感伤了颜面的这些电视文艺,其实正也是“巴渝文化”的正宗出品。它的粗俗无文,随意而流畅,市井而痛快,无不都与“巴渝文化”固有的狭隘、封闭、自恋、好勇无文相通。外埠异质文化的人将重庆文艺简称“棒棒军”,我们当做恶谥,换个角度看,究其实,何尝不也是人家对“巴渝文化”的承认,有何不能为的?等而下之的更有什么“火锅文化”、“美女文化”,更不足与论了。
三、再看“巴渝文化”语境下的现实社会秩序和社会文明。好人好事与坏人坏事各地都有,多寡而已,不足深论。人们眼前的中性的东西,属于集体无意识的东西,才能表征文化形态。在我们身边,漂亮的路灯杆、书报亭、栏杆总是遭人忌,遭人污损,越典雅高贵的公共设施越显耀不了几天,有人就是受不了它,为何?当年英国农民受不了蒸汽机,非洲土著受不了火车,总要想法子破坏掉,无它,跟我们这里一样,落后文化。公交车停站永远是恶意的,你不让我停,我也不让你走,路本来就狭窄,故意把车尾翘向路中央,谁也走不了;公共车辆标明老弱病孕的座位永远被先上车的人占用着;先上车的人一定图方便占据靠过道的座位,后来的人就需费力挤到里面去,大家见怪不怪;至于一语不合“国骂”相向甚至大打出手,拙于言而勇于行,本就是“巴渝文化”的著名常态,在这里最容易发生。早先,外埠人一见惊为天人的重庆美女随口蹦出一句“×妈”、还要痛心疾首瞠目结舌半天,现在,差不多也已经适应了。
这都是现实中的“巴渝文化”表现。应该看到,这种文化会在最深广的基础上、最普遍地影响着语境中每个人的每一言动。重庆市的党委、政府、每一个官员、每一个草民,都在这语境中,接受影响,并最终影响到重庆市的每一项重要决策,它才是决定重庆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运行的最终“潜规则”。
巴渝文化的现实引喻如此。它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文化形态,应该弘扬还是缓行,一望而知。
依违母体文化的奇特形态
“巴渝文化”作为重庆建立直辖市八年以来本地学人苦心经营的一种文化形态,无论其作为一种伪古典真现实的文化形态也罢,作为一种古典为现实服务或古典向现实生成的文化形态也罢,甚至作为一种纯粹只反映巴渝现代学人心态的一种人造的文化形态也罢,总之目前它在巴渝地区已经广有影响,其内涵与特点已经略具雏形,否认它是不必了。这块封闭的地域内,巴人和其他民族生息繁衍了几千年是基本存在,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多少也支持着这一文化形态。现在,谨慎对待,只需将它作为这一地域多元发生的“传统文化”的代称(必然包含更多大中华文化因素),广义理解,就可以探究它在中华文化母体和巴蜀文化母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狭义的“巴渝文化”说来说去也无非是巴师善战、巴人血勇尚武,这从周代以来就已经被中华大文化所认同。流风所及,到秦良玉的白杆子兵,邹容的一身敢把皇帝拉下马,到解放军朱、刘、聂、陈、几大元帅(都是四川人,实在区别不开了),还有那些不见经传的台儿庄抗日作战的川军中人。但单是这一点,并非这块土地所孕育文化内涵的全部。还有三峡,云锁雾罩几千年神秘莫测的六百里三峡,那蕴藏神韵的古老巴地。与中华大文化汇合后,在中华文化经典中,那些“滟澦大如斗,瞿塘不可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一声泪沾裳”的荒率苍凉,那“巴山夜雨涨秋池”的诡异,“巫山神女”的神秘难测,以及峡江深处(巫溪、巫山)灵巫升降的奇幻,中国巫文化滥觞之地即中华民族的文化祖庭,等等(根据最一般的文化人类学观点:巫文化必是任一民族文化的滥觞,包含着该民族文化的各种形态: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的萌芽,当是民族文化的真正祖庭——最近巫山200万年前最早猿人头骨的连续出土也支持这观点)。川东这种种的文化禀赋,与川西的富饶堂皇是异趣有别的,这才构成历史的“巴文化”(而非现代形态的“巴渝文化”)整体,从而构成“巴蜀文化”、从而成为中华大文化的瑰宝。
当做文化瑰宝的另一面,则是中华大文化对这文化小支的轻视,以西南蛮夷视之。长期封建社会中,“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未治“成为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通识,“巴蜀”总因它的空间封闭与时间滞后,以它的纠结难缠让统治者头痛,“巴蜀文化”也成为可玩可赏而不足取的蛮夷文化之数。最明显的例子,中原杰出人士偶有流放到巴蜀之地,贴近观察之后,在他们的描述中,总是以猎奇的心态来描绘这风俗文化,殊少认同之意。一旦得到机会离开,又总是迫不及待,避之唯恐不及。“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
但也有有识者看到了,这块地域文化有异禀,不可轻视。巴蜀人一旦出了夔门,便非常人可及,能够成就一番大功业。宋代有三苏,“三苏出,蜀山兀”,近现代以来,凡有大成就的巴蜀人,必出川,留在巴蜀之地难有大成就,仍不免困死蓬蒿,淹没在这落后的文化氛围中。巨人如邓小平,文若郭沫若、巴金,武如解放军几大元帅(十大元帅巴蜀人占了几一半)。
这里面的道理正是在于文化。它说明了:巴蜀文化只要与异质文化相碰撞,就能焕发巨大的创造力。
但在巴蜀文化中还有一种历史现象没有被注意到,那就是,不仅巴蜀文化中的人走出去,与异质文化碰撞后能爆发创造力,异质文化中的人如果能有机会进来,与巴蜀文化碰撞,也能爆发空前的创造性。远的说杜甫、刘禹锡,近的看我们身边的外乡人,黄奇帆由上海某局到重庆任副市长,与巴蜀文化一番碰撞后,转动重庆经济,“治大国如烹小鲜”,成就当代一位赫赫名重的经济学家。这提示我们:留意巴蜀文化中的惊人潜质,好比治璞玉,一琢便成器。
而“巴渝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影响则几乎是无效的。成都人到重庆,重庆人到成都,都不会有大出息,因为没有异质文化的互相碰撞,什么都不会发生。这从另一面反证了巴蜀在文化上的一体。
走出封闭,汇入时代
今年11月,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将在重庆召开,这对重庆是件大事,市委、市政府很重视,官方选定了一幅大会招贴画,巴渝大地到处悬挂。就是这幅画,一时间大受诟病,引得文化界议论纷纷。画面上,并排坐着一个巴山老头和一个西洋青年,巴山老头着蓝布长衫,满面沧桑,朴实、沉默,一心吧咂着长长的旱烟;西洋人也学样,着蓝布长衫,吧旱烟管,却忍俊不禁满面嬉笑。旁边的宣传词写的是:“让重庆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重庆”。
百姓看不透这幅画,只觉得有些别扭,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这幅画文、图明显不相符:
市长峰会在重庆召开,外国市长们会来,宣传画画面就表现这一情景:洋人坐在巴山老农身边,着重庆装,吸重庆烟,学重庆人样,一切唯重庆(落后的种种)是举。这画面表达的,哪里是“让重庆走向世界”了?表达的明明是“让世界走向重庆”、让世界为重庆生成、让世界向重庆靠拢、让世界因重庆而欢笑。换句话说,重庆人是以“让世界走向重庆”来解读“让重庆走向世界”语义的,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这话就该这样理解。无奈这画一经挂出来,就成了一面镜子,照见了重庆人自己的丑陋。别扭为此,诟病也出自此。其实,这画作就是一幅典型的“巴渝文化”作品。如此狭隘、封闭、自恋的情调,不是“巴渝文化”是什么?
不能不在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背景下来看“巴渝文化”的这种表现。问题在于:今天中国主流文化主张的现实主题是什么?重庆直辖后面临的主题应当是什么?“巴渝文化”与之合拍吗?
差不多与这幅招贴画同时,近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题词也出台了,它是这样表述的:“one world, one dream(同一世界,同一梦想)”。分析这主题词,可以看出,其逻辑指向正好与重庆的招贴画画意相反,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而不是让世界走向中国,为中国生成。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和大国思维,精义在此。
更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主题,则是由党中央所倡导的“建设和谐社会”,“弘扬先进文化”所奠定的,那也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要稳定不要战乱,让中国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是趋同,不是求异,不要横生枝节。
重庆建设岂能自外于这个大背景!
“世界走向中国”,“世界为中国生成”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历史上确乎有过,都产生在极度封闭的时期,封建大帝国时代和“极左时代”都曾有这思想产物。满清王朝因为迷信“天朝上国”被痛打;“极左时代”,我们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支援别国,为的也就是这份臆想。重庆在举办市长峰会期间向世界亮出这样的画面,只能表明:在这里,今天仍然集体无意识地承袭着封闭的、“左”的思维;将这思维放在本市不遗余力建设“巴渝文化”的背景下,就更显出双重的不合时宜与落后。在举国“改革开放”的时局下,这样的文化取向实足惊世骇俗。重庆不仅以“巴渝文化”昭示川、渝文化从此分家,宣布与四川不睦,让兄弟侧目,破坏固有的和谐;自己弘扬的又是那样一种僵化、落后的文化,与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全然背道而驰,并进而向世界宣示同样的狂妄与自大,真不知“是何人欤”!
今年,“巴渝文化”赢得了它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成功。重庆市政府正在制定的“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巴渝文化”俨然已经成为这个“规划”的根基和底气,重大无比,尊荣无比。
但这并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一方面,一种底气先天不足,仅仅适应现实政治需要、适应市民浮躁浅薄心态的廉价文化形态的确立,不仅难以引导人民树立文化精神,恰恰只能消磨掉人民固有的文化素质,使他们对真正的文化探索失去兴趣;再一方面,重庆文化的根非要借“巴渝文化”之名从四川盆地、从巴蜀一体文化中剥离出来,否认其间的同,无视其同,抹杀其同,置大同于不顾,一心求异,曲意求异,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原本根基扎实,枝繁叶茂的地域文化失去根基,成为飘萍,不知所终。从现实方面考虑,在全市倾力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进程中,确立这样的文化建设目标,让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南辕北辙,也是十足糊涂!退一步说,对于重庆,当前最重要的,究竟是弘扬自身传统还是学习别人的先进,值得深思。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在后面。据媒体消息,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重庆的两位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全国人大确立“渝菜”系,作为全国“第九大”菜系,从而与享名日久的“川菜”区别开,以示分庭抗礼,以此建设“巴渝文化”。四川的代表闻听后,致信中国烹协表示“严重不同意”(参见《重庆日报》2005、6、28,14版)。这种事,虽借“文化”之名而行,其实,除了经济上的利益,很难让人看出作这种划分有什么真正的文化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当忘记巴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夙有的恶名,我们借“巴渝文化”掀起的这场易帜风波,在外人看来,难免正好提供了一个显例,证明巴蜀人确乎有这种“先乱”、自乱的劣根性。
考之当今世界,凡经济落后地区,都禀有着厚重的亲缘性文化;而发达地区,从不炫耀这种文化,只注重能产业化或具生产力的文化。非洲是举世公推最有文化的人类发祥地,最穷;伊拉克,古波斯文明古国,老挨打;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那美国的好莱坞文化,却只奉行拿来主义。地区也如此,同是中国,发达的台湾、香港、上海、北京、广州,并不炫耀自己的黎族高山、越、粤、燕赵文化,要之,海派、京派而已。当今世界,发展为主题,什么叫落后文化?落后地区的文化就是落后文化。重庆真要弘扬先进文化,首要的事,恐怕正是告别封闭、落后的“巴渝文化”。
文章最后,我想作个假设,只需作一个假设:假设某一天,重庆撤销直辖市了,仍划归四川管辖。那时,我们的“巴渝文化”还如何自处、如何张扬?中国的国情,那时,四川的官员还会支持这种“文化建设”吗?毕竟,巴蜀一家成四川,已有两千年。谁能断言今日的巴、蜀分离便是历史终局?重庆直辖,本来也就是人为的事,并非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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