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维·Ｓ·兰德斯《国富国穷》的几点解读

摘要:大自然是不平等的,因为同在温带地区,五六百年前,欧洲和中国是地球上两个最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专制主义的盛行,中国逐渐退出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欧洲,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导致了经济中心的北移,使工业革命最终得以在英国爆发｡这一过程揭示了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型竞争､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国富国穷;中国;欧洲;经济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25-03

人类历史自诞生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大国崛起和衰落的交互更替,就存在着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巨大鸿沟,破解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内在原因,是一项世界性的课题｡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的兴衰贫富演变作了深刻的考察,他把经济学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文笔,避开单纯的经济分析与经济理论框架,点面结合地对欧洲与东亚(主要是中国)､南欧与北欧､北美(主要是美国)与南美以及日本､伊斯兰教文化圈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提出人类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过程,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异处,同时亦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1]234｡撇开作者“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国富国穷》内容极其丰富,本文仅从中国与欧洲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一角度解读该书｡

一､大自然的不平等

作者在引言里谈及写这本书的用意即是为了回答“穷国为何如此贫穷?富国为何如此富足?”从而贫穷国家如何着手治穷,富国如何为帮助穷国致富作贡献｡作者看来,“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这样,兰德斯以经济学者与历史学者的双重眼光展开论述,多层面地分析了财富创造､国家兴衰更替的根本原因｡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2]

19世纪人类学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响着美德和智慧的分布,而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本人所在的群体则是美德与智慧的最富集之处[3]｡地理学则完全沾上了种族主义的痕迹｡经济学发现:“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2]5正如保罗·斯特里腾指出:“或许最突出的一个事实是,不发达国家大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在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气候学发现:气候不同影响生物活动规律,比如说热带动物多蜷伏,多爬虫;人们午睡,避开炎热的中午;鼓励与人为敌的生物传播;水少,沙漠化等等｡奴隶制与性别分工也与气候相关｡病毒学也发现:“在与致命病毒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病毒源于热带｡”

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大自然的不平衡,国家和地区有一种天然的差别,五六百年前,因为欧洲和中国同在温带地区,地球上只有欧洲和中国两个最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其中尤以西欧独占鳌头,与流域文明相比,这里雨水均匀,一年四季可种农作物,有利的环境使欧洲保留更多的森林和土地休耕,饲养的家畜比别处的健壮,从而大动物在运输上有优势,且能产生大量的粪肥,这又使得农田趋于集约耕种,农作物收成更好,结果是欧洲人的饮食富含奶制品､肉和动物蛋白,身体更为健康,形成螺旋上升的趋势｡

中国的情况是,“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国家｡”[2]24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劳动密集型､水利集中型的能源模式并影响深远｡同时,对用水的管理要求超地区的权力,增强了帝国权威｡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巩固和这一现象不无密切联系｡

二､欧洲与中国的两条发展道路

“1000年前的欧洲拥有世界主导地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500年后欧洲却完全有可能主宰世界｡”为什么?兰德斯分析其原因在于,从1000年起,欧洲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痛苦之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及其随后的虚弱与分裂,开始摆脱外来抢掠和入侵,准备发展条件｡“经济发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欧人的发明了”[2]33,“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2]34在东方的专制统治下是没有发展的动力的｡与中国相比,究竟是哪些特殊的条件使欧洲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呢?

1.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与发展需要企业进取的精神,但企业精神并非与生俱来,中世纪的欧洲拥有这种精神,中国没有｡

2.希腊的民主观念｡民间传说或旧派的上流人士认为,希腊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和温泉关的大战是东西方之间､自由城市与贵族帝国之间､主权公共所有和东方专制主义之间决战的象征,希腊人在此期间发明了民主一词及其内涵,而中国只有专制｡

3.私有财产观念与产权保护｡在西方,财产是一种权利的观念从来没有消失,从日耳曼部落法律和习俗到犹太教—基督教传统,都支持私有财产制度｡产权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并逐渐为基督教教义传承和完善｡在中国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4.专制的缓解｡中国是专制的,欧洲虽然也有专制,但 “法律､聆听瓜分､国内中央领主(王室)与地方领主的权力分配缓和了专制的程度｡分裂导致竞争,竞争促使君主关心好的臣民｡如果对他们不友好,他们就可能迁移到他国｡”[2]37

5.半自治城市(Commune)是欧洲特有的现象,来自于权力纷争｡统治者赋予城市自主权的目的在于让渡政治权利以获取税收,增加纳税人｡甚至,城市市民自己常常可以取得信用,来承包本市的税收,对全部税收共同负责[4],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活力来自下面｡而中国的传统是将人们固化到土地上｡

6.尘世与宗教的分离｡基督教渴望帝国宽容,从而政教分离､权威分立,解除了思想控制,发展出一种潜在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有利于精神活跃和公众发挥首创性｡在穆斯林社会,宗教至高无上｡中国则没有稳定的宗教,但帝国朝廷和官员充当卫道士,确立信条,以评判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而窒息了异议和创新,甚至是技术上的创新｡

7.欧洲的分裂,权威非集中化,从而得以免于一击即溃｡“欧洲并未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2]39｡这样,欧洲镇压了内部混乱,获得秩序,秩序为欧洲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带来了金钱｡

8.中世纪的创新,包括耕作技术创新,轮作制,动力创新(畜力和风车),制度创新(分包制度),等等｡

9.商业创新和商业革命,包括组织､文书､会计制度,等等,增进了经营安全,显著降低了经商成本,扩大了市场,从而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

随后,欧洲的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得到很大的发展,水车､眼镜､机械钟在欧洲发明,印刷术､火药业在欧洲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市场也逐渐扩大,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而这一切都是由一系列组织上的创新和改进所推动,他们多半由下层创始,通过榜样的力量逐渐推广｡

兰德斯在分析中国经济的停滞落后时,是从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角度切入的｡他认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系统｡中国虽然没有稳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但是,中国早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善时,就起监督､管理和压制作用｡兰德斯提到这样一些因素阻止了中国的发展:(1)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2)社会价值观,如性别关系的重大障碍;(3)集权主义的控制,缺乏自由､习惯势力､舆论等｡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最终在工业化时代落后了｡

三､南欧与北欧发展道路比较

同处地理位置优越的欧洲,南欧与北欧的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兰德斯列举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和英国､荷兰等北欧国家进行比较｡首先应该承认,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海外殖民与掠夺开始的资本积累,“是踏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隶和契约奴仆的脊背上实现的”[2]179｡贡德·弗兰克曾如此论述西方的兴起:“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而“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最主要的途径即是从美洲发现的金银矿那里获得了金钱[5]｡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历史早于北欧国家｡西班牙征服了美洲､非洲,掠夺了大量的黄金､香料､奴隶,葡萄牙则在亚洲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凭借着他们的进取心和坚强性格,以及使用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成就了他们的帝国大业｡

17世纪,荷兰开始崛起｡起初,荷兰人通过充当中间商､代理商､加工者和推销商,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掠夺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然后,通过间谍手段在葡萄牙学习到了远航知识,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它的殖民历史｡英国几乎是和荷兰在同一时期崛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业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那么,为什么到20世纪时,北欧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大超过了南欧国家呢?兰德斯认为这与宗教､文化上的差异有关｡宗教､文化直接影响了人的价值与心理模式｡南欧人信天主教,北欧则是新教的策源地｡新教中的开放､善于接纳不同主张的心态与天主教传统中的不容异说､将创新一律视为“异端”而进行残酷迫害完全不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北欧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反映在经济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两者支配财富的方式不同｡兰德斯认为:“海外财富的注入促成了初期经济的繁荣｡其影响却是不平衡的｡有的人致富之后只知道消费,而有的则储蓄和用于投资｡国家也是这样｡有的国家最后只比起初富裕了一点,而有的国家善于用新财富,获利更多｡”[2]180

西班牙选择了消费一途——用于奢华与战争,直接的结果是,“到17世纪中叶,大批金条的流入终止了｡西班牙王室债台高筑,经历了1557年､1575年､1597年数次破产,国家进入长期衰弱｡”而另一方面,依靠掠夺的财富,使西班牙无意推动技术和企业的进步｡葡萄牙人因为在宗教信仰上追求一律,教会疯狂吞噬国家的财富,葡萄牙人的精神生活和科技事业停滞不前,陷入了盲从､狂热和讲究血统纯净的境地,大量的犹太教徒被迫纷纷逃离葡萄牙以保全性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金钱､经商技能､生意关系和知识,还有更重要的,在思想上起催化作用的两个因素:好奇心和敢于持有异议｡政府不致力于扶助农业和工业,科学技术和学术探讨都陷于衰退,由于如此自我封闭,葡萄牙人即使是在他们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那些领域,也落后了,最终使它沦为英国的一块最好和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到1700年,葡萄牙已成为一个落后的弱国｡因此,兰德斯认为,“如果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2]137

兰德斯认为,新教促使了欧洲经济中心的北移｡新教徒的两个特点可以反映并证实这一联系:其一是强调教育和文化水平,对男孩女孩都一样,结果是新教徒识字率较高;其二是重视时间,兰德斯认为没有比时间的敏感性更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城市化”了,它包含着价值观和品位的迅速传播｡这样,“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十六七世纪的北欧),宗教鼓励了以前曾是少有的､冒险的这类人的大量出现”[2]186,正是这类人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型生产方式｡另外,新教还促使南欧的学术和知识探索重心的北移,而正是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支配了经济的可能性｡

四､几点启示

“经济史检讨过去的经验,为的是根据已确定的原则,解释某些结果｡”[1]70-71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和平崛起不可逆转并牵动着世人的目光,本书所揭示的关于国家兴衰更替的内在规律以及富裕贫穷的深层原因,对于我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自主创新｡兰德斯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治贫疗法只能来自自身｡外援可以有帮助,但它像意外之财一样,也会有害处｡它可能降低自身努力的动力,造成一种有害的无能感｡”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进步对于后进国家的发展,既提供了可能性,又设置了障碍｡”[1]68在当代中国,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国家的自强首要的表现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西方学者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在《西方致富之路》一书中提到,15世纪之后的中国之所以出现落后的情况不完全在于产权制度的原因,而在于中国缺乏内在的创新的观念､制度和激情｡如何使创新的观念､制度､激情能够体现出来,笔者觉得不仅需要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创新冲动,同时还要有一种有效的创新制度支持,来使得自主创新这个完全综合性的创新活动,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2.重视知识产权优势｡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一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这使得我国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不利地位｡在此基础上,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识产权型竞争优势｡这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

3.坚持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当前日益恶化的被破坏的环境,人类必须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支配下的行为方式进行反思,转变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价值观上来,在发展的时候不能单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而要从整个自然的生态系统出发,即要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促进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 [美]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M].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1.

[3] Arnold Guyot， The Earth and Man(1849;reprinted in 1897:251;Living stone， “The Moral Discourse of Climate”:414.

[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87.

[5]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