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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顾彬谈文学及其他

来源:公文范文 时间:2022-10-26 08:10:04 点击: 推荐访问: 及其他 文学 文学创作

刚才顾彬教授讲得太好了,他的语速非常地正常,非常地好,北京有媒体认为他讲得太慢,我现在替他感到冤屈,他讲得至少不比总理慢。他说的诺贝尔奖的问题,这东西不是特别地好说,因为奖都是人评的,人是既有脱俗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文学往往会有一种浪漫,向往着一个超乎凡俗的境界。但是你评起奖来,有一些因素是很难说的。譬如说翻译起作用,当然起作用。如果一个很好的作品翻译得不好的话,得不上奖。我虽然没有翻译过得诺贝尔奖的作品,但是我在新疆的时候,我们本机关的维吾尔人申请补助或者请事假,都要求我翻译。他们认为我翻译获准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到那时候,讲话的神态就和顾彬教授一样,非常绅士,非常温柔,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丝毫没有让人听着反感的东西,可是这些因素你再怎么说,我觉得还是盖不过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莫言先生他写的东西,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至于说是不是完美无缺了,那就老天爷知道了。因为莎士比亚也是不完美无缺。托尔斯泰特别讨厌并贬低莎士比亚。

顾彬先生还批评说莫言写得太快,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从文学史上,不按常规的方法写作的人有的是,譬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经常是和出版商定一个合同,拿了一大笔钱,拿了这个钱他就开始去赌轮盘赌,不到一个星期,他的钱就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底下就开始借钱,到了合同快满的前三个月,他忽然想起来了,他已经答应要交一个一千页的小说。怎么办?他雇了一个速记员,然后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跟发了疯一样,感情激动,而且他有羊癫疯,然后他开始讲他的故事,他在说话的时候,手是这样的,没有一点绅士风度,完全就是抽风,然后一页一页地在那讲,速记员就在那里记,然后成了最好的小说。现在俄国人也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好的小说家,但是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你想让他改了再改,坐在那安安心心去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是疯子,疯子当系主任是不可以,写小说还行。谁如果有点神经质的话,你干脆就去写小说。

然后我再说几句话,现在的文学,不光是中国的文学,全世界的文学都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在一个世俗化、正常化、务实化的社会里,文学渐渐地靠边,它缺少那种大的变动、大的变革,譬如说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那种浪漫、那种神奇,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现在放眼整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中国缺少大作家,我觉得德国现在也缺少大作家。谁是现代的歌德?因为有些人爱提这些问题,谁是现代的鲁迅?那么请问德国,谁是现代的歌德?法国谁是现代的巴尔扎克或者雨果?英国谁是现代的莎士比亚或者狄更斯?西班牙谁是现代的塞万提斯?它不一样,社会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而且现在造成一个心理定势,就是当代没有好作家。有些很好的学者跟我说,现代没有好作家,我就很小心翼翼地问他,您都看了哪些作品了,觉得他写得不好?对方回答说我已经很久不看了,因为没有好作家,所以不看作品。由于不看作品,所以认定现在没有好作家。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现代的信息技术特别发达,特别地方便,而视听技术,你只要有视觉、有听觉就可以欣赏,可以不动多少脑筋。所以孟华教授说,视听技术有很多地方是“肉”的艺术,通过肉体——当然不是肌肉,通过身体你就可以接受了。但是阅读是什么呢?文学的阅读是头脑、是心灵、是思考。正是因为有了语言符号,人才有了思想,才有了比较高深的思想。现在浏览变成了一个器官的满足。这个话要说起来非常长,所以我只能简单地说。而视听艺术呢,已经很大程度上挤掉了阅读。在我的青年时代,如果赶上这一个礼拜天不开会,那真是幸福得不得了。这幸福时光怎么打发?看书。现在包括我自己,我每天吃完晚饭以后,看电视剧、看肥皂剧,一边看一边打呼噜,打完呼噜了抬头看看还能接上。然后一看演员,对不起,尤其是女演员,真好看,我挺爱看的。这是第二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就是网络的发达。网络的发达使人们慢慢地不用拿着书看了。在我参加2012年6月份在宁夏召开的书籍博览会的时候,有一个高端论坛。高端论坛上所有的这些书界的大亨都在预言,纸质书将要渐渐地衰微和消亡,电子书将会代替纸质书,网上的阅读将会代替纸质的阅读。对此我个人感到非常地悲哀。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书籍的阅读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宁静,需要专注,需要思考,需要有想像力,而不仅仅是视觉的满足。所以我对网络的发展在造福人类、造福中国的同时,会不会给我们带来精神品位降低的灾难,深感忧虑。虽然我没有什么办法,但我们毕竟是在大学,我们要明白,阅读需要书,在书的面前需要专注,在书的阅读当中需要想像,需要沉醉,需要精神的高扬,这些东西是永远不能代替的。

再一个,和网络同时产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化。大众化好不好?当然好,共产党是最讲大众化、人海战术的。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文化是人民创造的,没有人民就没有文化,但是人民怎么创造的呢?是通过他的极少数的天才创造的。尤其是文学,民歌当然很宝贵,《诗经》很宝贵,乐府很宝贵,民间文学、民间故事也很宝贵,但是我们讲中国文学的时候,你能不想到屈原吗?没有屈原还有《楚辞》吗?你能不想到曹雪芹吗?没有曹雪芹的话,只有评书、民间的口头文学——尽管口头文学也很精彩很可爱,那能够有今天中国的文学吗?没有李白、杜甫,有可能吗?!外国的事情也都是一样。所以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准恰恰是由极少数的人、极少数的精英、极少数的天才所代表的,不是靠举手所代表的。当然极少数人他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他们应该经常对人民感恩戴德,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也是在人民面前从来不敢翘尾巴的人。

因为这些,我觉得我们文学面临着非常大的逆境。那么在这种危机当中,有莫言得一个奖,我高兴还来不及。至于顾彬教授讲的其他的那些看法,我全部能接受。所以这也是说明网络要命,你要看网络,以为顾彬在那讲了一些很凶恶的意见,要把中国文学全部干掉的一些意见。但实际上,他讲得很绅士风度,很温柔,很中庸,温柔敦厚,既符合中国的士大夫的标准,也符合德国的加“冯(Von)”的高级人士的标准。我很感谢顾彬开头发的言。

刚才顾彬教授讲的一个我特别有兴趣的话题,就是说有时候短篇小说更富有诗意,诗情画意,这个确实是如此。比如说契诃夫他让你这么感动,就跟读一首诗一样,我有时候也有这个感觉。我看过英国的一个女作家,但是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她写的一篇文章,说文学的分类,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放在一块都算小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中文的问题,因为中文,我们最讲究纲和目,我们认为世界上有小说,然后小说里有短的小说,有中等篇幅的小说。其实外国也很少说中篇小说,到现在我们用novelette,这个也不是中篇的意思,说novel这个是可以,这是长篇。这个英国作家她主张把短篇小说和诗放在一类,然后把长篇小说和戏剧放在一类。我想说的是有此一说,当然我们课堂上这样讲是不可能的,而且你看外语,德语的我不知道,外语里头并不那么强调都是小说。你要找一个小说的词是fiction,但是fiction是虚构文学的意思,就是虚构而已。然后短篇小说Short Story,中篇小说没有这个词,novelette就是传奇,我们现在拿它用来作中篇小说的代言。Novel到了法语就是nouvelle,德语是Roman,维吾尔语也是Roman,俄语是讲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这个是另外一个词,所以都是个体,不把它都称之为小说。但是长篇小说就不能够有诗意吗?我觉得不见得。譬如说,我看《安娜·卡列尼娜》就觉得非常有诗意,它的诗意甚至比《复活》还要强烈。所以雨果的很多作品里我觉得也有一种很强烈的诗意,所以这个可能不是绝对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本来应该是站在那说的,我忘记了,但是和顾彬先生后来讲的这个也有关系。什么问题呢?现在中国最缺的是一种强有力的专家的评论。在我们的文学生活和文学事业里头,有三种力量起着巨大的作用。

第一个力量就是领导,我们中国这个领导也包括对文化艺术、文化工作的领导,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种使人困扰的具体的干预越来越少。除非你有特别的其他的目的,比如说你要通过你的作品来颠覆这个政权。如果你不做这个选择的话,大部分情况下,你的写作仍然是完全由自己来作主,并没有什么人会感觉到领导还要管你写什么,要让你怎么写,这种事情几乎是不会发生的。当然领导也还起一些作用,比如说评“五个一”工程奖,但是“五个一”工程奖里面的那些文学作品,对群众的影响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但是茅盾文学奖有相当的影响。咱们山东的张炜主席的《你在高原》,是四百五十万字,长篇小说,原来卖起来非常地吃力,得了茅盾文学奖以后,哗啦一下子就卖了两万套。那两万套,每一套是十卷,所以两万套等于二十万套,至少从收益上,我们可以估计到张炜的收益,当然我们不应该向他借钱,我们还要自己挣,靠自己的劳动。这是茅盾文学奖的影响。尽管这个也有党的领导,有作协、有中宣部,有所领导的,也是群众相对能接受的。

为什么茅盾文学奖就能够被接受呢?我觉得很主要的原因,它有一批专家在那做评委。於可训老师也参加过茅盾文学奖评奖,严家炎老师是经常参加这些活动。可是我们整个的社会缺少这种非常权威的评估体系,世界各国都有这么一些。德国的情况我不太了解,美国我知道。美国《纽约时报》的书评、乐评、剧评,非常权威,就像您说的那个德裔波兰人阿瑟·米勒,他很厉害。1982年的时候,我到阿瑟·米勒家里去,《推销员之死》的作者,他一个新戏,很有名,在纽约上演,我们向他祝贺,他就忧心忡忡,他说你先别祝贺,到现在《纽约时报》还没有表态!美国的一个大剧作家,他居然忧心忡忡地等着美国的《纽约时报》表态!不久,我还没走呢,《纽约时报》表态了,说他写的是完全失败的,对他打击相当的大。

这个事情我们中国很难做到,中国的专家,真正的文学家,他的公信力、他的权威、他的气概都显得比较差。有时候我看到我们的有些专家——来“海大”的还好,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我的学长孔乙己,我觉得当代孔乙己们来了。说话点头哈腰,见了谁也不敢得罪,在文学上这样的专家咱不说了。譬如说在国学上,说老子到底是在哪出生的,河南和安徽打架,其中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请专家来。专家有的是绝对不去,说那绝对不可能是老子出生的地方,或者不说老子,或者说别的一个“子”,N子,是N子出生的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你就把专家全家请来,住在四星级宾馆,不需要五星级,他既不打网球也不需要游泳,然后来了以后,又吃海参,最后还给红包,这个专家感激涕零,认定了N子就是在这儿生的了。这种情况下,你专家有什么威信?你能干什么?领导的“管”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管,什么都管的结果肯定是有些东西他管不着的。那么实际听命于什么?听命于市场、媒体,媒体和市场也完全是同盟的。媒体和市场一旦同盟以后,你就已经良莠不齐了,叫做黄钟喑哑,瓦釜雷鸣,就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里头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一批专家能够起作用。而这批专家会在大学这里起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大学毕竟有个好处,它划了一个校园在这上课,在这学习,在这你怎么都得认真的,你光靠公关光靠背景就能在大学里教下书来?背景再强、公关再好,学生不听你的课,你讲到半截,学生都走光了,这都是可能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大学在真正的文学里起越来越好的作用。

顾彬教授对王安忆,还有对我,对两个姓王的非常厚爱、非常垂青,我也感到很光荣,也很感激。但是咱们也说实话,我是很同意刘震云的话。刘震云好像没到咱们这来过,王安忆来过,2003年来的。刘震云他最精彩的说法是,他说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好多记者追着让他谈感想,他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进了洞房了,我哥哥新婚进了洞房了问我有什么感觉。我哪有感觉呀?我没感觉。有感觉你们应该问我哥哥去。然后他说,莫言得奖很自然,一点也不新鲜,如果不是莫言得奖而是王安忆得奖,而是贾平凹得奖,而是余华得奖,而是阎连科得奖,他一口气说了十来个人,他说中国像莫言一样写得好的,我们可以找到十个八个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是很难比的,李白和杜甫到底谁写得好?唐宋八大家哪个应该得奖?如果我们奖一个人的话,是奖韩愈,那是按资格;奖柳宗元,那是按遭遇或者是什么的;是奖欧阳修还是谁,你说不清楚。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我们谈论中国文学,我们也只能够谈论比较优秀的这十个人八个人的作品,我们无法再照顾到,譬如说《上海宝贝》,《上海宝贝》能不能代表中国文学?虽然我对卫慧小姐也并无成见,也无任何的过节。我们就无法找别的东西来代替,你如果要找垃圾作品,垃圾作品太多了。我到英国的时候,因为我说中国的小说现在越来越多,谁也看不过来,那个时候大概是一天两本的样子,现在更多了,一年好几千。但是英国的朋友,他是英中文化中心的主持人,他说英国出的长篇小说,比你们这个还多,不止几千种,但是那大部分书是属于色情读物。这些书你在外面买了,你在咖啡馆翻一翻、看一看,然后回家的时候,快到家门口,那有一个垃圾箱,就专门收这个,因为你要拿回去让你孩子看见你很丢脸。你堂堂一个教授、一个科长,最后书拿到家里去了,你那个孙子一看,爷爷正在读这个。所以这种垃圾很多,有一些垃圾我们无法禁绝,有些消费性的、消遣性的、逗着玩的,甚至于是刺激感官的,满足肉欲需要的,这些东西都会有,但是我们无法用这些东西来衡量文学。

至于说那些个别的例子,太多了,更极端的例子也有。因为我在新疆待过,“文革”当中我是靠手抄本来看伊朗,就是波斯的Omar Khayyam,他的诗,在波斯没有人重视,因为他的职务是历官,是管每年编calendar的一个人。他的诗后来被两个英国人翻译,而且是兄弟,他有两个翻译本,那个英文翻译本还是葛浩文先生买了送给我的,Omar Khayyam一下子在英语世界出名了。出名了以后伊朗也知道了,我们有这么好的诗人,所以他现在也变成了伊朗文化的一个代表。即使是这种极端的遭遇,我们仍然是说Omar Khayyam写得好,我们不可能说是由于那两个人翻译,其实那两个人翻译起的作用太大了。如果我是Omar Khayyam,你对这两个人怎么评价,怎么往高里吹都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主持一个文学奖呢,当然这个奖我们应该奖给Omar Khayyam。当然,我们可以搞一个翻译奖。香港中文大学现在也还在做,每隔几年有一次征文,征文比赛它有翻译奖,如果顾彬教授在主政咱们的德语系期间,组织一个翻译奖,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所有的这些,我们大学至少是一支力量,我们要捍卫文学,捍卫文学的高尚性、捍卫文学的权威性,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也不能让网络牵着鼻子走,我们要尊重那些文学的最初的创意人和写作人。

我跟你们说,顾彬年轻的时候特别地好看,现在当然也非常好看,他的眼睛是蓝的,如果是我,我也要多问顾彬问题,这样我以咱们学校一个老人的身份,在旁边安静地听着,享受人老以后所会获得的一种幸福感。

前面我举例子的时候,我落了一个重要的例子,长篇小说写得和诗一样的是屠格涅夫。几乎他所有的长篇小说,尤其是《贵族之家》和《前夜》,你读他(的小说)比读诗还过瘾,所以长篇小说是可以写得和诗一样的。

国家混乱,文学一下子变成了公众视野的核心,并不等于说这个时候有好的文学。或者国家不混乱了,这时候就没有好的文学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有时候文学的作用,它的品质是慢慢慢慢被人理解的。我们看到了很多困难的文学、神经病的文学、激动的文学、煽情的文学、带着血泪的文学,我们常常会被这些感动。但是文学也不只是这一些,还有另外的。比如说泰戈尔,他更多的是写爱情、写少女、写母亲、写儿童。所以文学是各式各样的。

我是坚信(文学的生命力的),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话,说文学快完蛋了,这是不可能的。只要人说话文学就不会完蛋。很简单,哪个母亲在自己的孩子临睡觉的时候不讲故事?你不给他讲故事他害怕,他难受。人欲睡没睡着的时候最难受,这时候旁边有母亲给他讲故事,多么温馨。我在新加坡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新加坡的主持人在那里感慨,说我们新加坡的母亲听了王蒙先生的话以后,得感到多么难过,因为她们把带孩子睡觉的任务都交给菲律宾女佣了。但是即使是菲律宾女佣她也要给孩子讲故事。哪一个年轻人在看上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异性朋友的时候,不想写两三封比较好听的信?是写比较文雅的信、比较高尚的信、比较浪漫的信,还是写极其枯燥乏味、错字连篇的、带着别字的、无理的、没有文明的、粗野的、带性骚扰性质的那种信?所以有情书就会有文学,有儿童故事就会有文学。哪个人不写日记?很多话你不敢说你还不敢在日记上写吗?所以语言的力量是视听艺术所不可比拟的,语言所构成的艺术恰恰是其他的艺术所无法做到的。所以诺贝尔奖有文学奖,而且它把文学奖排的地位非常地高,这都是正面的东西。

实际上我对文学一点都不悲观,但是社会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舆论,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现象。作为大学来说,我相信文学在大学会保持自己的矜持,会保持自己的动人,会保持自己的骄傲。所以文学一定前途无量,因为有中国海洋大学,因为有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和外语学院,因为有顾彬教授的加盟,而且还有王蒙也在这,仍然可以高高兴兴地和大家夸夸其谈。

2012年12月15日·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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