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钢枪、肠胃及其他

钢枪

那杆钢枪，一直矗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堂屋门后墙角，是它藏身的所在。黑的钢，褐的木，组合成比我高出一截的杀人之物。它能杀人，是父亲告诉我的。“遇上坏人，一枪打他个死死的。”不知他是向孩子科普，还是向看不见的坏人示威。我和弟弟多次讨论过，要是家里来个坏人就好了，那样的话，看咱大大怎么打他。遗憾的是，我们家始终没来过坏人，我见这枪发威，是看电影的时候。在电影队来村里放映的战斗片上，当兵的扛着这种钢枪，一下下射击，打死一个个敌人。旁边有人说，这种枪是“土压五”，我父亲听了立即更正：不是“土压五”，是“汉阳造”！父亲觉得自己受到蔑视，因为“土压五”是照着“汉阳造”仿造的，不上档次。

父亲对他那支“汉阳造”极其爱护，雨天不下地干活儿，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保护枪支：将枪管下面插着的捅条抽出，取过一瓶机油，浇在捅条末梢的布条上，而后将捅条插进枪管，来回抽拉。一会儿，他觉得可以了，就让捅条归位，将枪栓拉动，对着门外举起，瞄准一个目标扣动扳机，“叭！”声音虽小，却足以扣动我和弟弟妹妹的心弦。

父亲不在家时，这枪常常成为我们的玩具。我和弟弟将它拖离墙角，架在门槛上，趴到地上学打枪。我们瞄准院里的鸡、树上的鸟，一下下拉动枪栓，扣动扳机。撞针弄出的动静太小，我们就用嘴唇爆发出声音以作弥补。有一次我正瞄准，准星缺口处除了鸡，还突然出现了父亲。刚踏进家门的父亲发现了情况，直扑枪口而来，将我从地上拎起，大声呵斥。父亲告诉我们，这是上级发给他的武器，除了他，谁也不能摸！

那个年代，农村里有资格拥有枪支的，一是大队民兵连长，二是农村信用社人员。枪是上级发的，有“汉阳造”，有“土压五”，还有“三八大盖”。民兵连长捍卫的是中共基层政权，信用社人员捍卫的是国家资金。在结庄公社（这时的公社，相当于后来的乡镇），信用社人员有两个，一个是主任老王，另一个是业务员小赵，小赵即我父亲赵洪都。他们负责八个大队的金融业务，但仍然是人民公社社员，大部分时间要在生产队里干活儿，兼职做金融业务，信用社每月发给他们一点儿补贴款。

老王是大结庄的人，身高不足一米六，又矮又瘦而且驼背。他给财主家当长工，娶不上老婆，“土改复查”运动中分配“胜利果实”，他分到富农家的一个闺女做老婆。那姑娘很漂亮，本来已经许配婆家，却被迫嫁给老王，过门时两手扒住门框，死活不进。老王的穷哥们儿集体发力，硬是把她拉进院里塞进新房。老王对共产党无比忠诚，便被委任为信用分社主任。他不识字，记账算账靠我父亲。父亲算好了，找到他念一念，他就掏出刻有他大名的章子，往账本上庄重一摁，表示负责。

我父亲也没上过学，只上过一段时间的“速成识字班”，学会了一些字和数码，还学会了打算盘。但他脑子好使，十八岁被选为信用社业务员，很快胜任。我能记事的时候，他已经是业内老手了。父亲虽然干农村金融，却没有多少业务，因为那时家家户户都穷，很少有人存款。贷款的倒不少，多数是救济性的，经区社批准，貸给一些贫下中农救急。这些钱，大多收不回来。尽管业务不多，家里还是有些现金的，都被父亲严严实实地锁在抽屉里，与黄灿灿的子弹放在一起。

我家有钱，却依旧贫穷。因为一家七口，花销实在太大。我记得，有许多回门外来了卖油条的、卖豆腐的，我们兄妹馋得要命，父母却对叫卖声充耳不闻。有一次，我们家族有人结婚，新媳妇将要上门磕头，母亲连五毛赏钱也拿不出来，只好到别人家借。别人说，你家是信用社，怎会没有钱呀？母亲说，那是公家的，谁敢使呀？再说，俺也没有钥匙。

每年秋风刮过几场，社员们把庄稼收拾干净，父亲的神色便开始紧张。他一次次擦拭枪支，旨在备战。终于有一天，他庄重地背上枪支、挎包，出门去了。下午回来，他坐在家里一遍遍催着母亲做饭、端饭，吃过之后，便携枪背包离家而去。

父亲去办什么事情？放款。一年一度的“秋后分配”来临，八个村庄的几十个生产队都要“分钱”，他要把生产队在信用社的存款送去。哪个生产队哪天分钱，要早早与信用社定好，我父亲到区上提来，晚上送去。八个大队，四处分布，要过河越岭，穿过一片片树林。父亲独自一人走夜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要高度警惕，保证身边的钱不被坏人抢去。

父亲去放款，会带多少钱？不多，至多几百块。那时最大的票子为十元，用不了几张，多数是几元的、几毛的。虽然一个生产队有几十户，劳力众多，但每日工值只有几毛钱。全年统算，扣除口粮款，大部分人家所剩无几，有的户还“倒找”。所谓“倒找”，就是工分总值抵不上口粮款，必须向队里交钱，好多人没钱交，只好欠账。因为“倒找户”多，在账面上应该分钱的分不到，生产队只好欠着他们。所以，那个晚上用的现金少之又少。

现金虽少，也必须保证运输上的安全。我父亲说，他带着钱走夜路，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有动静就蹲下，观察清楚，确认没有“敌情”再走。走到中途，会遇到前来接应的老王。老王因为矮，背枪不方便，就扛在肩头。这么一来，他的背就更驼，人也更矮。他们二人走到目的地，又有队长、会计等人在村头接应。父亲形容那个场面说：“跟接天神一样。”

二位“天神”到了那里，把款交给他们，而后坐在一边抽烟，看他们报账分钱。黑压压的一片社员，几家欢喜几家愁。把钱分完，收回余款，老王和我父亲起身离开，各自回家。第二天，我父亲再背上枪，去区里提款，去某村送款。

一个秋后，再一个秋后，他们俩的枪始终没有打响。可能是威慑力十足，没人敢轻举妄动。那时我父亲二十多岁，背一杆钢枪，年轻而英武。这个形象，至今在我心中活灵活现。

他二十九岁的时候，却把这杆钢枪交给了别人，因为他得到了重用。1963年年底，中共莒南县委召开社会主义教育动员大会，将县、区、公社、大队四级干部集合到县城，要求他们“洗手洗澡”，即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宋家沟二村党支部书记也去了，但会后没有回来，不知所踪。人们猜测，他是被吓跑了，因为他手脚不干净，有打骂贫下中农的行为。后来才知道，他跑到苏北隐姓埋名当了石匠，走村串户给人家錾磨。区委找不到这人下落，只好任命我父亲接任。父亲党性很强，立即服从组织安排，当起了大队支书。接替我父亲担任信用社业务员的，是小结庄的刘彦世，比我父亲大两岁。二人分住东西两庄，早就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