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

2012年1月11日晚，“感动甘肃·2011十大陇人骄子”颁奖晚会在甘肃大剧院隆重举行，“6·26”甘肃医疗队荣膺“感动甘肃·2011十大陇人骄子”特别奖。

在甘肃工作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药品（抗肿瘤）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孙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陈可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原主任王凤歧，泾川县政协原副主席、党原乡卫生院原院长王富庆及夫人霍瑞莘代表“6·26”甘肃医疗队，款款走过红地毯，登上颁奖台，捧起金光灿灿的奖杯。

此时，万众瞩目，掌声如潮。彩灯映照着华发，热泪在面颊流淌。

这个特殊团队，代表着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光荣集体，接受了甘肃人民的最高嘉奖。他们，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甘肃医疗卫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6·26”医疗工作者，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系统和北京市各级医院1972名来到甘肃农村安家落户、救死扶伤的英雄群体和他们的1100多名老人、孩子，一群逾4000名之众，在河西走廊巡回医疗的北京医疗队队员，还有从全国各医学院校毕业后直接奔赴甘肃农村开展医疗服务的莘莘学子，以及驻甘部队医院许许多多光荣的解放军医务工作者。

组委会给“6·26”甘肃医疗队的颁奖词是：“十分熟悉的职业与渐渐陌生的‘6·26’，把难忘的一段美好重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却把青春献给了甘肃，救死扶伤让他们成为陇上天使，普及预防科学把他们铸成一组群雕，成为山乡接近文明的一道风景。”

这是巨大的鼓舞，这是莫大的鞭策……

穿过历史的时空，人们的思绪在飘飞。

毛江森，中国科学院院士、甲型肝炎活性疫苗研发者，为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甘肃人民来说，他是一名光荣的“6·26”战士。1969年，毛江森和夫人张淑雅从中国医学科学院下放甘肃，在武都县岸门口公社卫生院和甘肃省卫生防疫站工作、生活了八年。1972年，甘肃省陇西县出现疑似“出血热”疫情，很多婴幼儿失去生命，全县陷入恐慌之中。毛江森受命前往调查，他凭着多年从事病毒研究的扎实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以及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力排众议，推翻“出血热”的诊断，做出了这是因成人食用发霉粮食，毒素经母乳引起婴幼儿内出血疾病的大胆推断。惟一的选择是马上停止发放救济粮！可是，调查结果没有实验室数据的支持，万一推断有误，后果不堪设想。停发救济粮，在当时的背景下，要承担很大的政治责任，但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时间不等人。毛江森思索再三，毅然将结果进行了逐级上报。他的建议得到了时任县革委会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救济粮停发几天后，因病致死的婴幼儿明显减少。后来，兰州大学生物实验室从救济粮中分离出了毒素，证明该毒素能破坏人体凝血机制，这完全符合毛江森的推断。在这次事件中，毛江森以科学的态度、知识分子的良知、医生的责任和对道德与真理的追求，斗胆上书中央和省、地、县革委会，从而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发生。几十年过去了，陇西人民至今在传颂他、感激他、怀念他。

在“千年药材之乡”定西，孙燕的名字被许多人所熟知，这是因为他的名字和一个产品、一个富民产业联系在一起。孙燕，中国工程院院士。1970年1月，孙燕带着妻儿，从北京到定西地区医院安家落户。这里盛产的黄芪、女贞子深深吸引着他的目光。回京后，他开展了“扶正中药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课题研究，证实了黄芪、女贞子等中药能够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恢复，与放疗、化疗配合，可以提高肿瘤患者的远期疗效。同时，孙燕还研制出了配合临床治疗的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颗粒等中药制剂，获得四项专利。为了报答定西人民的厚爱，他把“贞芪扶正”系列产品转让给定西药厂生产，药厂由此更名为“甘肃扶正药业”。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作为国家基本药品名单，需求量一直都很稳定，进一步带动了甘肃中草药产业的发展，对农民脱贫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可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奠基者及开拓者，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专家咨询团顾问。1973年，陈可冀参加北京医疗队，任医疗队副指导员，奔赴河西走廊的武威县黄羊公社等地开展巡回医疗，组织和动员群众加大卫生厕所改建力度、推行计划生育、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经过不懈地努力，群众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74年春，武山县滩哥公社董家坪大队发生大面积中毒性痢疾。国务院高度重视，李先念副总理作出重要批示，陈可冀又一次肩负重任，率队赶赴病区开展调查和救治工作，为保护农民群众健康做出了贡献。

高哲，1942年进入白求恩医学院军医班学习，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如今，这位95岁的高寿老人住在北京西直门银龄公寓，与许多老姊妹们一道颐享天年。几十年过去了，她在宁县湘乐公社卫生院抢救患者的故事，还留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有一次，卫生院一名大夫去农民家出诊回来，说病人宫外孕，情况危急，家人正准备往县城医院送。县城医院距离村子有30多里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且一半是山路，只能靠背、抬，至少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高哲马上意识到，病人宫外孕可能大出血，再等几个小时，也许就没命了，必须马上给她做手术。当时的公社卫生室根本不具备手术的条件，但为了患者的生命，她顾不了这许多。她以军人贯有的作风大声命令：“马上把患者送过来。”于是，简陋的卫生室里，一场特殊的战斗开始了：没有手术室，就用布帘在屋角临时搭建，没有无影灯，就用四个手电筒照明。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她用自己的大智大勇和高超医术成功地为患者实施了手术，救病人于危难之中。消息传开，社员群众无不为自己身在乡村却享受着北京专家的技术服务而高兴。

“大上海，车水马龙，繁花似锦。玛曲草原，高寒缺氧，交通不便。”40多年来，许多人难以理解，一位上海人为何选择后者，而且把根扎在了草原。在这里，他不但救治伤者无数，挽救了许许多多藏族同胞的生命，而且娶牧民女子凯醪为妻。他们养育了藏汉民族共同的后代，如今，他们一家三代人在玛曲从事医生、护士的职业，让他感到特别满足和幸福。藏族同胞说，在我们心里“曼巴”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曼巴”。这位“草原曼巴”，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11年中组部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感动中国·2010十大骄子”之一王万青。

一个祖祖辈辈的老北京人，能到高寒的草原走一趟就实属不易，而张世荣却带着重病的老伴和儿女，一道走上了为农牧民群众服务的道路。张世荣，原北京市结核病学会副会长、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主任医师。活动开始时，张世荣已经是61岁的花甲老人，老伴又患有宫颈癌和其他合并症。他把老伴和儿子、女儿叫到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谈了自己支援甘肃农村卫生事业的想法，全家人都表示支持。有的亲邻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也该退休了，在北京找个安静的地方度晚年吧。”也有人说，你自己下来就对了，把老伴留在北京，在下面蹲几年再回北京也好有个“窝”。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选择光荣、选择奉献，和同志们一道义无反顾地来到甘南草原，在藏族聚居的夏河县完尕滩安家落户。在这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受到广大农牧民爱戴的先进模范。

北京，西行的列车即将启动，激昂的誓言与飘洒的泪花同在。曲敬新总护士长奔赴甘肃，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母亲因病瘫痪在床，怎么办？曲敬新着急、难过地哭过好多次。但她还是找到组织，报上了名，表示要坚决听党的话，支援甘肃社会主义建设。就这样，曲敬新和爱人一副担架，将瘫痪的母亲抬上了开往甘肃的列车。这一去，就是40年。她在“羲皇故里”扎下根来，为当地群众的健康服务了一辈子。

这是一双手工制作的鞋子，那密密的针脚里，缝进了甘肃老乡对北京医务人员的几多真情。王凤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原主任，这辈子让他牢记心怀的，是武威老乡对自己如山的恩情。王凤岐说，在武威的南街上，有一个修鞋的张师傅，我在他那修鞋，有时也给他和他的亲属们看病。1969年，我母亲来甘肃过年。我几年不回家，母亲有些怨气，就从北京来看我。听说我妈来了，他就给我妈量了脚，做了一双鞋，就像新疆的那种毡鞋，母亲穿着这双鞋特别高兴，也理解了自己的儿子。老人回北京以后，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经常会给身边的外孙子们面前夸耀一番：你们看，你舅舅在武威多好啊，你们看武威人对他多好啊。后来我去感谢张师傅，他说，我只是一个补鞋匠，别的我做不了，给大妈做了一双鞋，也算是我对老人家的孝敬。1995年，老人去世的时候，我特意把这双鞋供在了供桌上，火化时，我又把这双鞋一起给她带走了，既带走了我的感情，也带走了武威乡亲们的感情。每忆及此，王凤歧常常泪湿衣衫。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举办的许多活动中，常常能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练达忙碌的中国人的身影，他就是李世绰，一位从甘肃中部干旱贫穷的静宁县红寺公社卫生院走向世界卫生组织大舞台的“6·26” 医务工作者。李世绰是静宁县开展脑外科手术第一人，他于1978年考取研究生回京，之后，走过了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卫生部外事司副司长、司长，WHO助理总干事、WHO总干事特别顾问的传奇人生，他还代表我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卫生特别工作组”的工作，被任命为该工作组的副主席。李世绰现任中国抗癫痫协会会长，仍然关心着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他说，甘肃10年的基层卫生工作经历是自己事业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

“祖国，您的女儿回来了！”1990年冬月的一个晚上，一架来自大洋彼岸的航班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士走下旋梯，此时，她禁不住热泪涌流。1986～1990年，北京安贞医院吴庆华、吴学思夫妇在美国读博士后，从事心脏的研究与临床工作。当时，美国人主动提出给他们办绿卡，但是，他们却在1989年“六四风波”后的特殊时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到自己的祖国。他们说：“我们就是想回国做点事。国外做的是别人的事，回国做的是自己的事。虽然救死扶伤没有国界，但回来感觉不一样。”回到自己的国家，吴庆华、吴学思感到是那么亲切，那么幸福，那么充满豪情。从此，他们携手前行，在发展祖国的医学事业、保障人民健康的共同追求中大显身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北京到党原镇的路，王富庆已经不知道走过多少回。1969年11月，北京医学院人民医院的满族医生王富庆和夫人霍瑞莘，带着母亲、岳母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三代六口人，辗转千里来到平凉地区泾川县党原镇，住在一间小屋里，演绎了30年的苦乐人生，真正为农民群众看了一辈子病。2005年，孝顺的女儿把退休在家的王富庆老两口接回北京，可是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回党原住一段日子，觉得到了那儿就特别亲切。“我们很舍不得这个家！”听到他回来，很多乡亲们都会找上门来，请他再给自己看回病。

“甘肃变成了家，北京变成了老家。”这是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李其堂的人生写照。从大学毕业来到甘肃至今的43年间，他记不清看过多少病人，做过多少手术，可他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姑父母（他在姑父母家长大）、哥哥、妹妹等亲人看过一次病，也没有带他们去过医院。让李其堂一辈子都揪心的是：“父母走的时候，我都不在身边。父亲生病住院后，我去北京看望，第二天，看到父亲病情有所好转，我又急匆匆地赶回兰州，原因是有几台手术已经因此而延期。回来的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我非常内疚，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原谅自己。我的母亲走得很突然，她老人家去世以后，我流了一夜眼泪。没有给父母看过一次病，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孝心，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忠孝难两全啊！”但43年的无私奉献，李其堂无怨无悔。他说，我愿意把自己的余生献给需要的病人，献给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

何可英，副主任护师，一位曾担任周恩来总理保健护士19年之久的省人民医院离休干部，周总理和邓大姐赠给她的纪念册向人们讲述着她的光荣与自豪。1969年，何可英自愿报名，与爱人王醒及两个孩子来到甘肃安家落户。她说：“中国人，只要是为祖国、为人民，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啊。”朴实的语言，掷地有声；坦荡的胸襟，令人敬仰。

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事迹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们响应时代召唤，自愿奉献基层，把满足基层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要，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人生追求。

40多年，弹指一挥间。

蜡炬成灰，春泥护花。当年从北京等大城市奔赴甘肃，支援卫生事业的医务工作者中的有些人已经魂归黄土，忠骨埋陇原。也有许多人，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敬业耕耘，日夜守护着老百姓的健康与幸福。

在甘肃工作期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波折。在人生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仍然以积极向上、安贫乐道的医者情怀，无怨无悔地为老百姓服务，表现出顾全大局、牺牲自我、追求理想的献身精神和崇高品质，他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祖国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

重读历史，我们永远忘记不了那段历史。再现历史，让我们永远传承他们的精神。

历史不会忘记，甘肃人民永远怀念他们、感激他们。

（二）

在毛泽东同志“6·26”指示推动下，中国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体系。中国农村的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特别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被其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1975年仲夏，《甘肃省卫生展览》在兰州举办，它以生动、形象的图表，丰富多彩的内容把甘肃省医疗卫生战线10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展现在人们面前。展览大厅里，三幅《十年来全省城乡卫生设施对比图》鲜明地反映了全省卫生事业取得的成果。

在“6·26”指示指引下，甘肃省农村卫生革命蓬勃发展，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犹如烂漫的山花，开遍全省各地。甘肃省农村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6·26”指示，在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的同时，积极扶植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新生事物的成长，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卫生革命的蓬勃发展。

从千里河西走廊到白龙江畔，从甘南草原到陇东高原，一个大办合作医疗的群众运动，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庆阳地区一马当先，于1970年4月实现了全区合作医疗一片红，平凉地区紧紧跟上，于5月份普遍办起了合作医疗，其他地区也陆续地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红医村”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合作医疗更加巩固、发展、完善和提高。合作医疗站和一大批“红医村”，有力地改变了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状况，保障了社员群众的健康，促进了农业生产。

从1966年以来，北京、兰州等地有507名医务人员先后来到定西地区的通渭县马营、渭源县会川、靖远县永新和会宁县丁沟、河畔等干旱山区的农村公社卫生院安家落户。还有从全国各地，如北京、吉林、上海、西安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200多名毕业生也分配到定西地区近100个人民公社卫生院工作。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河西走廊的村村寨寨，医疗卫生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医院设在家门口，医生就在身边，有病就能得到及时治疗。

随着合作医疗的发展，赤脚医生队伍也不断壮大。这些来自贫下中农（牧）的赤脚医生，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赤脚医生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始终保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社会群众服务，才能受到社会群众的欢迎和爱戴，广大赤脚医生，脚踩泥巴，肩背药箱，心里有社会群众，拿起锄头会种地，拿起针头会治病，成为一支新型医疗队伍。

平凉县青龙卫生所的医务人员，八年如一日，身背药箱，踏遍青龙山区的沟沟岔岔，走遍社员群众的家家户户，受到广大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秦安县魏店地区卫生院医务人员，深入家庭院落、田间地头，把党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上。华池县五蛟公社马河大队赤脚医生高明科，大学毕业后不当干部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坚决回队当赤脚医生。他晴天一身土，雨后一身泥，深受群众的爱戴。卓尼县木耳公社七车大队的三名赤脚医生，坚持亦农亦医，手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每人每年平均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200天以上。至于那些风里来雨里去，送医送药到炕头，“宁在自己身上试扎千针，不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的赤脚医生更是数不胜数。自从当上赤脚医生，他们常常是一顿饭分几次吃，一宿觉分几次睡，不怕苦不怕累，把心血和精力倾注在为人民服务上，社员群众说：“满架葡萄一条根，赤脚医生和咱心连心。”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预防为主”的方针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开展。各级党组织和卫生部门把“两管”、“五改”作为农村卫生建设的重点，同农田水利建设和建设新农村结合起来，纳入农业生产的规划。全省地方病的防治、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工作也有新的进展，为农业生产解放了劳动力。改善了农村卫生条件，基本上控制了疾病的流行。

在毛泽东同志“6·26”光辉照耀下，在北京来甘肃安家落户的广大医务人员和北京医疗队、解放军医疗队的模范事迹和宝贵经验的带动下，甘肃省卫生事业不断前进，不断发展。10年来，各级党委注意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不断加强农村医疗卫生网的建设。县以上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下放了3200多名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历届医药院校的毕业生基本分配到农村；同时，县以上医院每年都坚持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先后共派出2.4万多人次；省上对农村公社卫生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重点装备。这样，使城乡医疗卫生比重发生了明显变化。活跃在甘肃农村的成百支医疗队，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和广大赤脚医生，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引导广大农民与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提高了社员群众搞好农村卫生工作的自觉性。全省城乡卫生面貌有了显著改善，各种传染病发病率普遍下降，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千里陇原，农村卫生事业从此旧貌换新颜，百姓喜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