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名儒赵秉文的史论特点

摘　要：金代名儒赵秉文的《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四有史论十篇，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历史思想。他强调风俗、人才和兵食的重要，并就封建制与郡县制、魏晋和蜀汉的正名、汉唐的历史经验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宗旨在于揭示朝代治乱兴衰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赵秉文的历史思想代表了十二至十三世纪北方士人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念。

关键词：赵秉文；风俗；人才；兵食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202－03

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自号闲闲，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他是金代士人中有极大影响的人物，其流传至今的《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四有史论十篇，包括《总论》、《西汉论》、《东汉论》、《魏晋正名论》、《蜀汉正名论》、《唐论》、《知人论》、《迁都论》、《侯守论》、《直论》，这些史论反映了他的历史思想和政治见解。他结合历史的经验，探讨了风俗、人才、兵备与财用等重大问题，旨在揭示治乱兴衰之理。其见解不乏独到之处，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的评析，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国之大纲：风俗、人才、兵食

赵秉文生活在金代的中后期，他亲眼目睹了金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变化。出于忧国爱君的目的，他深入思考了有关国家治乱的问题，并把这些思考以理论的形式表述出来。其《总论》是他审视国家治乱之迹象而形成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治与乱，关键在于大纲正与否。他说：“天下有道，则大纲小纪一出于正；其次，大纲正小纪不正，不害其为治；大纲不正，小纪虽正，不救其谓乱。”他指出，天宝之末、宣政之季，虽然出现了“病者有坊，孤独者有养，教养有官，官祠有秩”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小制立了，但国家仍不免于乱亡，主要是因为大纲不正的原因。那么，国之大纲是什么呢?赵秉文的看法是：“所谓大纲，风俗也，人才也，兵食也。”对于这三者与治乱的关系，他具体分析道：“质胜华，则治之原也；华胜质，则乱之端也。国家之兴，未有不先实而趋于华，华之极，则为奢为僭，为奸为伪，则日趋于乱矣。天下不可无正人，亦不能无邪人，在人君所处之。正胜邪，则治之端也；邪胜正，则乱之端也。邪胜极，则为请托公行，为谗妒并兴，则日趋于乱矣。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兵备，亦不可一日而乏财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乱之端也。二者之弊，为黩武，为聚敛，则日趋于乱矣。”赵秉文主要着眼于社会风俗、人才、兵食(兵备与财用)三个方面来揭示国之治乱的原因，反映了他考察国家治乱兴衰的独特视角。就其见解来看，他反对奢侈、奸伪，主张人君要明辨人才，不可穷兵黩武和大肆聚敛以启天下之乱。可以说赵秉文抓住了关乎国家兴亡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当然，他也看到君主专制时代君主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影响。

赵秉文是金代以“长于辨析”著称的思想家。从学术流派来说，他宗孔孟，所论所讲“粹然皆仁义之言”，并以继承孔孟道统的韩愈自喻，又受二程理学的影响，因此，他关于国之治乱的认识本源于儒家的“仁政”思想。他在“总论”中开篇就讲：“尽天下之道，日仁而已矣。仁不足，继之以义。世治之汗隆，系乎义之小大；而其世数之久近，则系乎其仁所积之有厚薄。”他把“世治”、“世数之久近”与儒家所讲的仁、义联系在一起，表明了他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赵秉文对于仁义的解释，与他的历史观有一定的关系。他说：“仁者天之道也，义者人之事也。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孟子关于得天下在于仁的思想作了修正，他说：“孟子日：‘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独日：‘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数长久者，未之闻也。’”赵秉文把“得天下”与“世数长久”加以区别，说明了他考察国家治乱之迹象的出发点是宣扬仁政主张，阐明儒家治国纲领。同时，他指出：“纪纲刑政皆由义出者也。”说明他主要探讨的是“人之事”。他宣扬的是有道之君，对于不顾逆顺，崇尚杀伐的君主则不屑评论。

二、关于政体与正统的辨析

赵秉文面对金代末年，蒙古攻金、金朝国势日蹙的危难局势，撰写了《侯守论》和《迁都论》。其中，《侯守论》对自秦以来代有争论的分封与郡县的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赵秉文认为，建侯置守各有利弊，否定封侯或置守都是偏见，关键要弄清楚如何救弊。他主张封建、郡县要因时制宜。他以比喻的方法解释建侯和置守之间的关系说：“夫平居致养，拔一毛以事无用，壮夫不为也。及虺蛇之螫，断一臂以去患，怯夫犹为之，何则?所损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无异望，当此之时，复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树屏，使诸侯世擅其地，私有其民，调其兵车，入其财赋，使更为肘腋，互为唇齿，生灵之患，何时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无用也，故其势不得不郡县。及太平日久，内驰外讧，夷狄肆侮，社稷阽危，人主有孤立之势，海内有勤王之师，此断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势不得不封建。”他主张在统治稳定之时，不能实行封建以免于“生灵之患”，但当社稷处于危难之时，则可以实行封建以缓和危机。由于赵秉文认为封建之制有其合理的因素，所以，他对历史上郡县和封建之制作了这样的概括：“郡县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乱；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乱。”显然，赵秉文的《侯守论》囿于皇朝的稳固和世数的延长，对于建侯置守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他对建侯置守与治乱之间关系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历史已经证明，春秋、战国诸侯纷争造成社会动荡，汉初异姓王和同姓都制造了大乱。今天看来，赵秉文的看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其视野并不是很开阔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宋、辽、金时期多个政权并存，因此，关于正统的争论在这些时期显得特别活跃。赵秉文的史论中对此也有所反映。其“魏晋正名论”、“蜀汉正名论”立足点就在于正名，主要是从史书编纂的角度探讨了君臣名分、政权更迭，其评论体现了以《春秋》之法为准则的正统观念和以仁义忠信的儒家思想为标准的道德原则。

在《魏晋正名论》中，赵秉文首先评价了曹操、陈长文。他认为曹操是心怀觊觎之心的奸雄，鬼偷狐媚；陈长文，虽然当时人评说中原人物，他位列第一，但实际上，他是魏室的佐命之臣，对汉室来说是所谓的贼。他赞成欧阳修的“魏晋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贬绝”的说法。并且指出，迁、固而下作史者荡而无法，如陈长文之类的人很多，却没有按照《春秋》的笔法处置，达不到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因此，他主张正名。

赵秉文的《蜀汉正名论》则从儒家道德评判的角度，阐明了他对三国历史的看法。其中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其一，蜀可正名为汉。理由是，按照《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西蜀虽是一个僻陋的国家，但刘备、诸葛亮有公天下之心，应称为“汉”。其二，刘备称帝自立是合理的，因为在中原无主的情况下，即尊位，可以系远

近之望。其三，对蜀吴夷陵之战的分析，表明了他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重在讲是非。他说：“人皆知蜀之攻吴之非，不知吴谋羽之亦非也。使吴蜀相持，而刘晔之计得行，吴其殆哉!”其四，对比刘备托孤与曹操托孤，赵秉文认为刘备命诸葛亮辅佐刘禅之事值得称扬：“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复见，伊汤之德不足道焉。”曹氏父子则以“尔无负我”为嘱托，推诚之意难寻，况且曹操欺孤问鼎，无一事出于诚心，即使有孔明，也不会为其所用。

需要强调的是，在赵秉文的“正名”思想中，包含的是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以仁、义、忠、诚为正，不完全按照功业之实，这表明了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固守。当然，他的历史思想中也包涵有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内容。金朝与南宋对峙之时，南北方士人都在为所处皇朝的存在的合法性寻求根据，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南北方联系的不断加强，使这个时代的正统观和华夷观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赵秉文对“夷”、“中国”和“汉”的解释就含有新的思想成分，可以认为，赵秉文夷夏观念已明显具有为金朝争正统的思想倾向，反映了他对儒家传统民族观的发展。

三、汉唐三论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

赵秉文总结汉唐历史经验的三篇史论(《西汉论》、《东汉论》和《唐论》)反映了金朝统治者和金代士人对汉唐历史的重视，这三篇史论，从表述形式和思想内容看，大致有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关于两汉、唐朝的历史评价侧重点是不同的。《西汉论》以帝王为主，较详尽的探讨了西汉政策的得失。在《东汉论》中，赵秉文鉴于东汉历史上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和党锢之祸，并没有像《西汉论》那样以君主为中心来讨论东汉的历史经验，他主要采用比较的方法，评价了两汉士大夫的作用。《唐论》对唐代近300年历史的评论则是概括性的，他说：“唐兴，值五代干戈之后，生民憔悴，思乐息肩，幸而贞观之治，同符三代”；他认为：“开元致治，同符贞观。”这些议论肯定了唐朝建立、以及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历史功绩。

其二，对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等名君的过失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这也是赵秉文总结汉唐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重点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汉朝的教训与唐朝的失误的认识与前人的看法有明显的差异。如在他看来，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如果继续遵循汉文帝的慈俭，汉朝的国祚将不止400年。所以，他不同意人们所提出的“武帝开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刷高帝平城之耻，洗高后嫂蜀之辱，矫文帝姑息之弊，算计见效，不亦丕乎”的说法。他说：“帝王之过，莫大乎好杀。”他甚至将汉武帝与秦始皇同列，他说：“自古帝王，变乱旧章，果于自用者，自武帝始。其与始皇相去无几，亡不亡之间耳!”对于唐太宗他说：“然犹好大喜功，辽东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谶在宫中矣。唐之子孙，杀戮殆尽，虽致治之美，有以开三百年之业，然犹不能赎乐杀人之祸也。”他也指责唐玄宗：“然开元之末，一日杀三庶人，则天理灭矣。罢张九龄，相牛李，则猴冠庙堂矣。内则妖姬蛊惑，外则国忠啸凶，则狐穴城社矣。向不任蕃将，讨奚、契丹，屠石堡城，诛南诏使，生灵之血，涂于边草，虽有末年之祸，不如是之酷也。”对于历史上名君的批评，表明了赵秉文一贯的政治立场，即反对杀伐，主张行仁政。因缺乏具体分析，使其评论理学的色彩浓厚，故其见解也并不是全部正确的，但其批判性是有价值的，足以引起人们深入地思考。

应该说，赵秉文总结汉唐的历史经验教训，突出强调了君主的好恶对风俗、用人、军事和财用等政策的影响，这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他希望当时的君主能够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国家长治久安考虑。

赵秉文的史论，不仅表明了他历史知识的丰富和历史见解的独到，而且他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对关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就其影响看，作为一代名儒，赵秉文的这些思想代表了12—13世纪北方士人的思想特点和价值观念，与南方士人的认识相结合，反映出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思想的整体面貌。

责任编辑：王　轲

作者简介：吴凤霞，女，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