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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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面对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社会挑战，城市规划应在自我反思和对城市规划的社会学传统的充分认知基础上，将对社会需求与社会公正的关注纳入传统空间规划，并赋予城市规划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政策内涵，实现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关键词：社会学；城市规划；社会学转向

中图分类号，C912.81；TU9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2－0045－06

一、城市规划的社会学反思

1、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社会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并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给中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速度，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如能源紧张、环境恶化、通勤压力等。尤其是社会问题日渐突出，诸如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带来的人口结构改变；由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失业、社会保障、城市贫困问题；大规模旧城改造和拆迁带来传统城市社区网络的崩溃，地域特色的消失，拆迁安置过程中的不平等以及原居民的社会排斥问题；基于不同利益、社会特征、文化背景的多元群体的形成，“使得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面临社会竞争和空间再分配的压力”问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更多关注，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和布局不合理问题；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公民社会的逐渐兴起以及社区参与问题；物质生活的丰裕，人们的归属感、幸福感缺失问题等等。总而言之，多重社会过程的交织，使今天的城市，“不仅是社会发展之极，也成为社会矛盾汇集的焦点”。这其中又以社会阶层的分化及贫富差距的扩大格外引人注目。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摆脱运用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抑制社会成员分化的历史，“进入了一个以阶层为单位的社会成员的分化期”，整体上的城市社会分层现象日趋清晰并逐步趋向定型化。伴随着社会分化是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在城市经济迅速增长、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一个以下岗、失业人员、失地农民为主体的“新贫困层”的出现。

社会阶层的分化及日趋悬殊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资源(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在现阶段我国大城市，由于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空间反映已日见端倪，日趋严重的城市社会不平等与城市空间不平衡现象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新的社会结构分层和城市空间调整相结合，正塑造21世纪中国城市未来。显然，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果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且互相封闭，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联系和整合机制，势必会激化社会阶层对立，引起社会矛盾以及对儿童成长等方面产生令人担心的社会后果，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合理分配城市资源，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整合，避免社会分裂就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2、从社会发展角度反思当代中国城市规划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城市规划开始登上城市建设的历史舞台。在“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下，城市规划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工具或手段，更多的是一种物质空间的规划，是蓝图式的终极目标，是一种行政精英领导下的技术理性的展示，是市场引导的消费主义。这种过分强调经济效益，以物质空间规划为核心的做法，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提高城市经济效率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对规划实践也产生了不良影响：首先，城市规划忙于界定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划分功能分区，美化城市形象，忽略了城市社会需求的满足和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忽视了城市空间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尤其是没有兼顾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及自然生态的长远平衡。其次，城市规划服务于房地产商在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利润增长，尽量“满足开发商建设项目选址和获取不同区位土地的各种可能性”。城市规划还将规划编制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甚至圈地行为联系起来，盲目追逐城市现代化，从而使城市规划难以为土地的市场开发提供规划和秩序，难以引导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在空间上进行合理布局，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第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空间扩展固然能够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然而在财政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政府如果将公共投资用在前者，而不去解决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和社会平等问题，城市经济发展也会被拖累。换句话说，经济发展的低成本最终会被环境和社会的高成本所抵消。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城市规划服务于经济发展。这是因为：(1)虽然现代城市规划自诞生之日起，从未被赋予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且城市规划本质上不具备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但应该承认，城市的存在和发展主要是因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问题在本质上是因为经济落后造成的，根本解决在于发展经济。环境良好，社会公正，经济实力低下的状况不见得就符合广大百姓的利益。(2)城市规划技术人员参与规划编制和管理过程，但不是城市发展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城市规划和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发展等结合在一起，处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处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过程当中，城市规划开发项目建设与否及如何建设，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和投资者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尤其是中国规划师迄今仍未拥有真正参与决策的机会，故不能把城市发展的问题全部归罪于城市规划。(3)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以城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型发展对城市规划的编制与规划管理提出了非常紧迫的需求，致使城市规划无暇顾及城市内涵的丰富和城市质量的提高。但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多元需求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分化、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日渐高涨的民众呼声，单纯诉求经济利益、以物质空间为核心的城市规划，确已无法解决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城市问题，对城市规划必须重新进行审视。城市规划应反思过去，把握未来，回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变革和挑战，积极寻求应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具体空间策略，在对社会多元化与不平等加剧发展趋势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将对社会需求与社会公正的关注纳入传统空间规划，并赋予城市规划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政策内涵，实现城市规划由偏重物质性规划向注重社会性规划的转变，即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二、城市规划的社会学渊源

1、城市规划与社会学的历史渊源

城市规划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城市，城市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这两重性。城市规划规划的是“社会”这个内容而不仅是“城市”这个形式，规划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社会进步，是城市规划及规划师在此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是通过物质手段实现社会的目标。规划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规划理论经常与研究“城市空间”有关的特定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过程的社会学理论重叠交叉。因此甚至有人认为城市规划就其内在的固有本性来说，乃是一门社会科学。

实际上，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的关系源远流长。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学传统。现代城市规划的来源之一就是英国社会学家对伦敦贫民区的研究。正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贫民

区、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一系列城市的社会问题以其物质表象催生了城市规划学科。因此，城市规划的创始人埃比尼泽·霍华德等人本质上都是社会改革家，是他们最早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引入了社会学的思考，开创了在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研究的先河。他们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导向，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社会改革联系起来，力图通过改革大城市的物质环境来解决社会问题，建设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综合考虑了经济社会生态与城市空间形态相互的关系，即相信物质环境的改善能带来社会生活的改变，但也不简单地崇尚物质拯救社会的教条，而是同时强调了借助政治与社会、经济等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其实即使经常被指责技术至上和环境决定论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也未能摆脱它的社会学传统。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用现代技术和严格的功能分区重建现代社会秩序，结果却导致“生活隔绝”、“人情冷漠”、“孤独症”等社会心理问题，其手段和方式遭到了强烈的抨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勒·柯布西埃的城市观，与空想社会主义及霍华德的理论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或多或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都具有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并企图通过对生活环境的改造解决社会问题，适应社会的进步等，区别只不过是针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问题，勒·柯布西埃的解决方案是建设或改造大城市，而霍华德的解决方案是建设小城市群(社会城市)。

公认的开都市研究先河的社会学家是格奥尔格·齐美尔，他的“大都市及精神生活”一文，揭示了都市空间对都市人格的塑造及对都市人行为的影响，对后世城市社会学研究影响深远。但是真正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城市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最早成为学派的应该是芝加哥学派。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关注到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对城市发展的深刻影响，从社区、邻里等角度阐述了他们对城市的新认识，由此提出了第一个城市研究范式“人类生态学”。1925年，芝加哥学派的主将罗伯特·埃兹拉·帕克在其著名的《城市》一书中指出，研究城市的物质环境必须围绕着对城市的社会分析，他写道：“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构体和一些人造的构筑物，它根植于建造它的人民有活力的过程中。”城市是自然的产物，但尤其是人类本性的产物。芝加哥大学另一位社会学家欧内斯特·伯吉斯，基于人口迁居理论提出了城市用地模型，为城市社会空间规律的研究及城市规划理论提供了理性依据。1938年，芝加哥学派成员路易斯·沃思发表《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一文，给都市生活下了一个“意义丰富的和逻辑一致的社会学定义”，为规划理论立下一块里程碑。沃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使城市社会学中的都市生活意义成为规划理论的最高意义和逻辑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西方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社会运动，激发了全社会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人权利的广泛诉求。大规模高速公路建设、旧城更新对社会公正的损害，空间隔离加剧，社会的多元化，表明物质的、工程技术的规划不能创造健康的城市社会，精英式的规划事实上对城市下层阶级无所作为，规划的科学理性和逻辑受到质疑。城市规划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设计和改造城市的物质环境对改造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改造社会，就不得不参与政治，参与对权力的监督，积极培育公众参与的能力。在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过程中，城市规划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支持，开始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各种视角，对城市规划进行新的解析和研究。1961年，刘易斯‘芒福德发表对规划理论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城市发展史》。芒福德认为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精神价值是最重要的，而城市的物质形态和经济活动是次要的。同年，简·雅各布斯发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简·雅柯布斯从城市生态学、民族志研究和平民主义视角，以深刻的日常生活体验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应用到城市研究中去，对只注重物质空间和建筑空间，强调美学秩序，而忽视城市本质和城市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用统一取代了差异，用数量取代了质量，用经济取代了文化”的现代城市规划以及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规划界对社会课题的关注，城市规划理论界对规划的社会学问题的研究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社会学在规划理论研究中大行其道，社会学家成为规划界的理论明星。在研究者收集的这20年发表的近百部重要规划文献中，有关规划的社会学讨论占去了三分之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理论的昂利·列斐伏尔，发表《社会公正与城市》的戴维·哈维，于1977年发表了《城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城市、阶级与权力》的曼纽尔·卡斯特，则把这个时代的规划社会学理论推向高潮，并使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为广大城市研究者和规划师所接受，而一跃成为城市规划的主导方法论。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物质环境与背后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强调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矛盾层面来认识、理解城市的空间现象，并且通过对制度的更新来获得新的、健康的城市环境。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认为，政府及其城市规划在本质上都依托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并成为其组成部分，规划正是资本利益通过国家机制实现对公众控制的一种手段。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的矛盾冲突及城市规划本质的提示，凸现出规划改革必须建立在社会改革基础上，以及规划应具有的社会公平侧重。

与城市规划理论有关的最新发展则是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在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研究者如约翰·弗里德曼和萨斯基亚·萨森等人看来，世界城市是后工业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功能是充当全球金融资本运动的空间节点和国际移民的集散地。作为国际都市和世界城市，一般都具有巨大人口规模，且几乎主要的国际城市都是开放的移民城市，并借此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集聚力和辐射力。世界城市往往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区域，全球化使富裕与权力集聚于这些节点，也带来了下层低技术、低收入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就业结构、福利体制的变化，以及世界城市独特的全球财富分配系统也加剧了这一问题。

2、社会学与城市规划结合的探索

社会学的研究目的是深入地考察塑造人类生活的各项因素，作为政策制定与评估的依据，以科学的视角来回答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及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行动。社会学可视为在现代思想文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以及在社会科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的学科。

在对城市规划和社会学及其它学科的关系上，一些学者认为空间问题是城市规划学科的本体与核心，其他相关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只起到部分支持作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会学研究不仅起到理论支撑作用，还可以作为城市规划的本体。还有的学者对规划中的社会课题研究进行梳理后提出要“既加深规划对社会的认识，又避免规划过于偏向社会研究而丧失对自身本体理论的把握”。但不管怎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作为被现代城市规划视作“核心”内容的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与土地利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城市的空间结构布局和土地利用并不取决于“科学性”，而是取决于“利益冲突”和“价值判断”，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意识形

态，而城市规划领域中那些可以被称作为“科学”的内容，只是使空间有序的一种“工艺”，是权力在空间中实现的一种手段。在当今的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不仅被视为一项专门技术，同时也被认为是一项政府行为和社会运动，这三者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和运行的。

就社会学与城市规划的结合而言，首先，社会学致力于构建促进城市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的政治经济组织框架与协调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城市底层社会、非主流社会给予特别关怀。社会学的核心理念对于城市规划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和全体市民的福祉，并肩负起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责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社会学在其百余年的历史中，发展出各种理论，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等等，为规划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三，社会学以社会文化为分析特征的概念和知识体系，融入到以空间分析为特征的城市规划体系中去，有助于理清不同社会特征人群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和各种相互作用关系。第四，在城市规划实践中，充分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法、问卷研究法、访谈研究法、观察研究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政策分析等，可以改进城市规划调查分析方法和规划分析方法。

但是，在城市规划本身的研究程序内，并不包括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研究。规划师出自专业本能及受自身专业局限，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创造，而缺乏对深层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宏观把握。规划师也通常并不具备进行深入的社会研究的能力，进而缺乏对城市社会学社会研究成果的理解，及与城市空间规划融合的意识及策略。虽然中国当前的规划院校正对城市展开越来越广泛的研究，但研究实际上更多集中于土地利用问题和城市空间结构，而接受城市设计教育的职业规划师，则仅仅限于对城市社会结构和动力机制的肤浅了解。要想真正解决问题，他们就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社会规划者或者掌握适当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专家提供的支持。也就是说，城市规划者与社会学者合作研究，从而将物质空间的规划建立在可靠的社会、经济以及技术可能性的基础之上。

三、城市规划的社会学定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在经历了快速发展和诸多难题之后，下一个难题将是城市的社会问题。从城市空间角度来说，“空间和地点”是各种矛盾冲突出现和等待解决的舞台。因此城市规划在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一个有限的土地利用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冲突，必须有一个将社会、经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的框架。

进入新世纪后，基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压力及对原有发展路径的反思，中央继提出“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后，又提出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为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实践向“社会学转向”提供了契机。推动着城市规划以可持续发展作为观念和价值指引，研究城市规划对于空间配置的社会功能，寻求规避冲突，促进合作的政策和措施，有效地抑制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正的出现，创造人人共享的美好城市。

1、以人为本，把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当成城市规划的重要任务

城市是人类各种社会活动的载体。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为核心，关注“隐藏在城市现象表层之下的人以及人的生活世界；关注文化、意识与社会关系”，把“人”及其“社会性”纳入城市规划之中，强调城市规划的人文关怀，在体现人的生存和社会价值的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反映在城市规划实践中，就是以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充分考虑城市规划对生计、工作机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增加健康、安全、住房、教育、文化、公共交通等规划内容，做好社会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划，改善城市社会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努力创造出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城市空间。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利益多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使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冲突大量出现。但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来看，既然共存、共生于一个城市之中，就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生活基础。因此城市规划应以对空间和土地使用关系的改造为手段，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避免城市范围内的社会空间的强烈分割和对抗。城市规划应尝试引入更民主的公众参与，把规划建立在专业设计人员、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府之间协作配合的基础之上，联合城市中的各种力量“创造城市共同的未来”。

在大规模的城市化之后，社会公平成为城市关注的重点。城市规划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更加强调利益协调与均衡，让底层人民分享城市发展成果。

2、加强城市的社会学认知，深化对城市规划社会文化属性的认识

城市内在的社会关系、结构、意识、文化和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城市空间的使用方式和资源配置的价值理性。因此，需要了解社会的构成特点，社会活动的行为逻辑，注重城市空间和社会彼此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研究。城市社会学是从城市社会的角度分析城市人群、城市空间以及城市中人与空间的关系，有助于揭示潜藏在城市社会和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原则，以及对城市空间形成的影响，使城市规划按照城市社会和居民生活的组织结构，安排城市空间资源，避免规划实践中出现的布局不合理、资源浪费、结果与目标的背离现象。

社会学的认知可贯穿于整个规划进程中。(1)在调查阶段，使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实地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社会学的方法来开展研究；(2)在分析阶段，研究规划基本的利益取向和规划目标，探讨空间的社会基础；(3)在规划阶段，预测空间布局对相关居民、团体和个人可能达成的利益影响，确保规划的社会理性，使规划的价值观能通过具体的操作行为得到体现。

3、增强人文社科知识，改善城市规划教育的培养模式

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城市规划脱胎于建筑学和工程技术学，有着很深的建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烙印。近年来，规划教育积极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并在实践中有所体现。但由于学科的基础是工科，难以在学科的内容构成上有根本的改观。致使所培养的不少规划师崇尚技术理性，过于专注建筑或设计的技术性的细节，而不愿去思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立足于其上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基础，或者有意无意回避社会、经济、政治层面的宏观理性，普遍忽视社会理论，更不愿意思考这些理论的内涵。

和谐社会构建，需要规划教育领域的变革，尤其是需要向社会科学领域进一步拓展，增加城市社会学类课程，如城市社会学理论、城市社会心理学、社会调查研究等。使城市规划成为一门更具综合性的学科，使城市规划师越来越多地拥有历史和社会责任感，拥有社会科学的洞察力，拥有足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知识，能够清晰地判定物质空间规划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提高自觉维护城市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意识和能力。

(责任编辑：谢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