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高考改革路

高考改革应该是尝试性的、局部的、逐步的，可以尝试一些方法逐渐地改进高考，不能搞“休克疗法”。因为高考制度不是孤立的问题，也不一定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1977年夏天，在邓小平的力主下，中国恢复了由于“文革”而中止十年的高考制度。这是一个影响千万年轻人命运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年。

从中国重新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恢复高考制度的意义不亚于政治上的变革。通过高考而选拔出来的无数人才，至今仍然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在恢复高考40周年来临之际，《财经》记者采访了三位著名学者。他们是：教育学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社会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知识分子》主编谢宇。

这三位学者都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他们分别从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高考制度的问题和改革前景。

他们认为，高考曾经承担了重要的社会使命，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高考应该进行改革。不过，高考改革必须稳妥慎重，同时其他方面的改革要跟上。

为什么人们期望高考制度有改变

《财经》：中国改革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在此一年前，1977年中国恢复了因为“文革”而被中止的高考制度。请三位从各自专业学科的角度，谈一谈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意义？

张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前夕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当年5月，也就是在决定恢复高考之前，邓小平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恢复高考制度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向全社会昭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中国从此重新确立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竞争原则，改变了当时年轻一代沉闷的精神状态，调动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广大教师也精神振奋，整个教育界风气和社会风气为之改变，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指明了方向。

汤敏：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这批人是恢复高考的最大受益者。假如不恢复高考，我们的人生道路会完全不同。

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但是如果没有大批人才，改革开放也不可能取得成功。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三年时间里，有90多万人才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在改革开放中成为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从那时起，大学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大批优质的人力资源，这正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谢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1977年恢复高考是“文革”结束后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它既符合中国文化的期望，也契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依靠考试获得社会地位，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机制。作为一个社会流动的机制，作为一个实现权力分配、地位获得的机制，官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代以来，官员的选拔不再依靠世袭，最主要的选择机制就是官考。

其次，“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认识到，只有通过发展教育、科技，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改变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不恢复高考，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也无从谈起。

《财经》：新世纪以来，社会大众对于高考制度的批评增多起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张力：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拨乱反正任务繁重，恢复高考制度处于深得人心状态，自然没有很多批评之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的、更为多样化的需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不够适应，势必包括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尤其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自媒体相互交织格局下，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日益得到保障，高考制度成为公共话题，任何不完善之处都会招致社会舆论批评，当然，批评也成为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的一方面动力。

谢宇：任何制度都有不完善的地方，也并不一定能够达成它自身的初衷和使命。高考原本的使命就是公平，它是一个公平的尺子，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是任何考试都只是一个手段而已，未必能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如果大家都为了这个“尺子”来学习，就本末倒置了。那些社会地位高的家庭、能够动用更多的资源来提高学生的考分。这样，看上去是公平的手段，最后却变成了不公平的渠道。

还有另一种“本末倒置”：考试是最简单的标准，而学习和研究是没有标准的。可是在考试这个“指挥棒”的指引下，学生从小学就不被鼓励独立思考问题，而是被鼓励去死记硬背，迎合考试的答案。很多学生因此养成了只会考试、不会思考的坏习惯。高考的唯分数论，导致了中国教育造成许多学生投机取巧，而不是追求创造性。

另外，以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考试，考上大学，现在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能够读大学。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又产生了很多问题。

汤敏：从更深的层次看，实际上，对教育的诟病，不但在中国，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人都在批评本国的教育。教育涉及到几乎每一个人，众口难调。最近微信群中流传着两个视频，一个是“让鱼上树”，开宗明义就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以爬树的能力来判断一条鱼，它将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笨蛋。”用高考这种方式来选人才，对很多孩子来说，就是用让鱼上树的一刀切的方式在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另一个视频叫：“你剪掉了我的翅膀，却怪我不会飞翔”。这个仅有8分钟的短视频，一句台词都没有，却在全世界得到了117项提名，64项大奖，刷爆了全球父母的朋友圈。

这说明，不但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现在教育有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始于17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兴盛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标准化的课堂、统一教材、统一考试、标准的统一答案，这些都是在用工业流水线方式在制造人才，在为工业流水线培养人才。而在高考指挥棒下，我国的教育就显得僵化而缺少创造力。

“高考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财经》：人们曾经普遍认为，高考是保证教育公平、实现阶层流动的公平渠道，但是这个共识正在动摇。主要问题出在哪里？

汤敏：我所理解的教育公平是指机会均等，每个学生拥有相同的可获得的教育资源。但现在，城市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现在城乡差距、地区贫富差距很大，如果不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高考就不能成为底层实现阶层流动的公平渠道，反而变成拉大贫富学生差距的一个重要机制，贫困学生高考反而更没希望，一层一层被筛选排除掉。

高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流水线的产物，是为了培养螺丝钉型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创新人才，更别说能大批量培养出敢于创业、懂得如何成功创业的学生。人才创新不足被诟病多年，高考指挥棒不做出改变，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的从小培养无从谈起。第三次工业革命呼啸而来，到时将是以创新为主的社会，各行业对创新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的教育体系能够满足这种要求吗？值得深思。

张力：促进教育公平，在宏观政策层面有三个维度，一是权利公平，二是机会公平，三是规则公平。目前我国高考制度正是沿着上述公平维度向前推进的，今后改革也将始终坚持这一方向，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就是最好的衡量标准。实际上，高考制度改革多年从未停下脚步，就说明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有专家分析，突出问题是评价标准单一格局没有变，招生录取集中统一模式没有变，学校、考试机构、招生部门之间关系没有变，部分地区还存在等待观望态度，寄希望于照搬改革试点地区经验，而没有因地制宜地探索创新，这些都需要在深化高考制度改革进程中加以破解。

谢宇：为什么会形成评价标准单一格局，以考试分数为唯一标准？因为现行管理体制习慣采用简单的、“一刀切”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其实，不同的老师和学校，对学生有不同的期望。但是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学校和老师没有权利招收自己喜欢的学生，学生也没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和老师。高考完全变成了机械化操作，学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学校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到学生的特征，都是按照分数高低分配的。

这个长期以来形成的统一评判标准，在大家看来，未必是合理的。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很多年，发现不管是学校的招生、培养方案，还是老师的录用、评职称，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地方，并不符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

《财经》：人们常用“指挥棒”来描述高考对教育发展方向的影响。有人说，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的这些高考形式，扭曲了中国教育。因此要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核心是解决高考问题。诸位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汤敏：在目前的诚信水平下，企业招工、政府招干都是看你从哪里毕业的，中国没有高考行吗？在优质教育资源极度分配不公平的环境中，在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的社会里，在当前低下的诚信水平下，没有高考如何才能决定谁能进好学校、选好专业？如何才能更公平地选拔人才？

改革开放后，有关部门也一直在对高考进行各种改革试验，如保送、推荐、优录等等。可是，试行的结果都不很成功，很容易伴随着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更不公平的现象。在今天，高考还是社会上老百姓认为是比较公平的少数政策之一，所以改革一定要慎重。但是，慎重不是不能改。改革一定要从国家、民族，从国际竞争的高度，从社会经济未来长远发展需求的角度来看问题。不管怎么改，都会有人不满意的。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强调高考公平的时候，要牢记我们祖宗的教训。当年的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标准来衡量，从公平的角度看，是最公平的。但结果却是挑选出一大批因循守旧，饱学无用知识的庸才统治国家，成了耽误中华民族几百年的重要因素之一。

谢宇：从高考问题就可以看到教育体制的问题，从教育体制问题就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高考存在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当然，我不赞成突然改变高考制度，巨大的断裂性的改变会影响社会稳定。高考改革应该是尝试性的、局部的、循序渐进的，可以尝试一些方法逐渐地改进高考，不能搞“休克疗法”。因为高考制度不是孤立的问题，也不一定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高考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财经》：目前高考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什么，进展如何？

张力：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高考制度改革成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关键一环，决策位次也从教育部提升到党中央国务院。高考制度改革的主线，就是一直坚持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

根据中央总体部署，目前31个省区市全部完成包括高考在内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正在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以今年沪浙两地高考实行新方案为先导，今后各地将陆续跟进，让高考制度置身公开公正透明有效的社会监督之下，逐步形成学生学校双向多次选择的新格局。

汤敏：这一轮高考改革是30多年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的综合改革，包括了高考内容和方式改革、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等内容。通过这次高考改革，要从过去的注重分数公平，改到全面考查学生的各科成绩，考察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上。

我认为这个改革方向是对的，关键是如何落实。首先我认为要大胆试点，小心推广。高考这个龙头，牵一发动全身，改错了社会成本太大。而且，现在谁也不知道哪种方式好。很多的方式理论上看起来很好，但执行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一定得试一试才知道。应该拿出改革开放初期办多个特区的办法，多种模式试验，看清楚了再推广。这样可能会慢一些，但不容易出大错。同时，在推进高考改革的同时，也要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企业招工、政府招干的改革，孤立地进行高考改革很难成功。

谢宇：在我看来，高考改革的方向就是自主招生，让学校拥有自主性招生的权利。当然，这样做会占用学校的大量资源。因为除了考试分数以外，学校还要了解学生的特长和能力，现在很多学校还没有这个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民国时期的大学就是这样做的：学校自己组织考试，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想要的学生。目前国外的大学也是这样做的。假如大学有更多自主招生的权利，就能够改变目前的一些局面。

与此同时，我们要慢慢地改变社会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有可能对社会有所贡献，都应该受到尊重。我们应该鼓励与众不同，尊重个人选择，而不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一个社会不仅应该让精英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平台，更应该让大多数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机会。除了读书考试以外，整个社会应该鼓励人们有不同的追求，提供不同的途径让人们实现个人价值，获得社会地位。

《财经》：目前社会各界对于高考仍然期望殷切，另一方面高考又面临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等各种挑战。展望未来，中国的高考制度可能是什么样的？

张力：从高考制度建设与改革长远方向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明确定位于“拓宽终身学习通道”，习总书记强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相信终身学习立交桥绝不可能是应试教育独木桥。

预计我国高考制度将沿着科学设计、取信于民的路径进入新的阶段，不仅有利于為适龄青年提供更多公平深造机会，而且加快搭建便于全体国民终身学习的平台。

汤敏：未来，当“慕课”（MOOC）发展成熟，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国普及后，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上到同样的课。这时，学生对学校选择就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当学生在任何地方都能学到全世界最顶尖学校的课程，学到自己最喜欢的课程时，学校的选择可能就没有这么重要了。还有，学生就可以不局限在一个学校、一个地点中学习。这样的上学方式，考哪一所学校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到那时，高考的分数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高考的重要性逐渐弱化。再想更远一点的未来，学生在中小学中学习、活动的都大数据化了。企业招工的时候，根据岗位的需求，列出他们这个工作所需要的人的能力、特质、脾气、爱好等，不用你去申请，猎头公司的云早就把你在这一年龄段适合干什么工作，在哪个岗位给对应好了。人工智能发展成熟后，也许根本就不用高考的日子就会到来了。

谢宇：我认为，比较理想的高考有几个特征：一是不再那么重要，不再是一考定终身，学生不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高考上。理想的高考，就是不重要的高考。二是高考还能够为普通人的子女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要传承下去，否则会让大家认为社会不公平。三是高考能够选择人才，但是除高考之外也有发现和选择人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