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摘要】从历史维度来看，军民知识融合经历了工业社会早期的军民间知识流动、高度现代性阶段的“军民一体化”及知识与社会整合、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跨界交换。当代中国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在引领和激发知识创新方面蕴含巨大空间，信息技术兴起为军民间不同形式的知识交流构建了共享平台，实践中的各种军民融合知识创新集群模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未来，应当以“总体安全观”指引军民融合新方向，寻找技术标准与非技术标准的均衡域以确定军民知识融合中的道德遵循，倡导负责任的伦理规范以走出军用机器人研发中的道德困境，确立多元主体参与的“集群”规范以畅通军民融合过程。

【关键词】军民融合 总体安全观 知识 技术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7.002

作为兴国强军战略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军民融合（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普遍思考和探索的重要理论及实践课题。世界范围内可追溯的军民融合文献始于19世纪后半叶，1862年美国《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实施可以看作是对军民融合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的开始。直到21世纪初，“军民融合”概念才逐渐在国内被使用，并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得以体现和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既是冷战以来世界强国探索把国防建设融入到更大范围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经验启示，也是中国在由大国转向强国过程中，科学统筹经济和国防建设、系统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做出的重大部署。

现代创新过程具有互动性和系统性，尤其是信息技术兴起为不同形式的知识交流构建了共享平台，实践中各种创新集群模式是国家创新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拟聚焦于军民融合“知识发展”主题，从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学术一隅对军民知识融合问题进行历史性梳理，对新全球化时代的军民知识融合和面临挑战进行反思，并对面向未来如何构建以“总体安全观”为基旨的军民知识融合创新集群提出政策性建议。

军民融合：理论与动态

军民之间的分隔和融合问题一直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领域学者关注的重要主题。19世纪的社会学家韦伯及涂尔干都关注过战争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他们主要用零碎的军事知识来描述新技术发展如何带来社会和平①。20世纪初，科学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军方以及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及社会结构变迁，比如索罗金（Sorokin）、萨纳姆（Sumner）等人研究了世界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变革的影响。他们认为，战争不仅仅导致政治版图变化，更会导致军民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和融合②。默顿（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则从大众传媒角度考察对战争的解释及辩护如何影响公众意识及行为③。军事领域与市民社会之间交换知识的途径具有多样性，产生的影响具有多元性，社会学家一直尝试在两种社会建制之间找到连接处和平衡点。

20世纪60年代，“军民融合”已经成为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理论的关注点。技术转移理论强调军工技术应该向民用领域拓展其应用，并进而以此推动经济发展，MacDougall（1960）④、Caves（1974）⑤、Findlay（1978）⑥等学者在此领域做了基础性探索。高校参与军民融合的动机和机制也很早受到学界关注，比如Nilo A.Lindgren（1985）认为：一战时期MIT、哈佛等著名研究型大学积极参与美军武器研制任务是出于国家意志，且主要是技术融合⑦。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在《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1994）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军民一体化”概念。所谓军民一体化是指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CTIB）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NTIB）的过程，主要包括军转民（spin—off）和民转军（spin—on）两部分⑧。在此逻辑主线上的代表性成果包括Jacques Gansler（1995）的《國防转型：兵工厂的民主改造》⑨，Maryellen R. Kelley， Todd A. Watkins（1995）的《摆脱困境：国防工业基础改造前景展望》⑩，John M. Treddenick（1996）的《国防经济学：后冷战后的思考》⑪等。

社会和历史发展实践往往在不同思潮之间找寻均衡点，在两极之间构建发展域，军民融合领域的发展同样如此。与“军民一体化”的实践及理论相对应，国外也一直存在着对“军工复合体”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思潮主要认为，军事过度扩张形成的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大学等军工科研机构等构成的军事复合体在影响着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也会干扰和主导美国的学术自由。相关研究成果如：Gordon Adams（1982）的《国防合同政治学：铁三角》⑫、Robert W. DeGrasse Jr.（1984）的《军事扩张与经济衰退：美国的军事支出对经济绩效的影响》⑬、Stuart W. Leslie的《冷战与美国科学：MIT和斯坦福大学的军事—工业和学术复合体》等⑭。

STS领域的“技术系统论”和“相互建构论”提供了切入军民知识融合的重要理论进路。作为技术系统论的提出者，休斯（Hughes）展示了知识流动的技术协作系统，其中工程技术、经济、政治共同支撑着技术系统。休斯以军事技术为例指出，杀敌的政治目的与诉求会被工程师以自身的技术叙事所转译，同时受到材料成本等经济因素影响。技术系统论克服了宏观与微观叙事的割裂，打开了知识流通渠道，设定了基本的知识沟通原则。技术系统除了把科研本身作为一个重要论域外，还整合了其他社会建制中的实践模式。麦肯奇（MacKenzie）在进行美国导弹精确性的社会研究时也采用技术系统论研究进路⑮。针对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建构，麦肯奇指出，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绝不是单向影响的线性关系，因为单向决定论实际上就是技术决定论逻辑延伸，其所蕴含着的简单因果观是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简单、片面化理解，甚至会带来对整个技术发展的误读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