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鸟类的新发现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跨纬度49°以上，包括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东西跨经度62°，由东部海洋性湿润气候过渡到西部大陆性干旱气候。从西部隆起的青藏高原向东，遍布全国的高山峡谷和广袤无垠的平原、湿地、荒原、沙漠等都是鸟类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为它们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和栖息、繁衍所需要的天然隐蔽场所。东部、南部辽阔的领海和一万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包括沿海滩涂、岛屿等，是很多鸟类迁徙的必经之路。地理地貌的特殊与多变，造就了中国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与特殊性，也使中国成為鸟类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仅就动物地理来说，中国是地跨两个动物地理分区（北方属古北界，南方是东洋界）的国度，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中国人摸清自己的鸟类“家底”

中国的鸟类有1186种。这是郑作新院士在《中国鸟类区系纲要（A Synopsis of the Avifauna of China）》（1987）中，系统地整理了国内外鸟类学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中国鸟类分类与区系的研究成果，共记录中国鸟类1186种（2139种和亚种）。这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鸟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国内外鸟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郑老还因此获得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授予的1988年度国际自然保护特殊科学成就奖。

尽管对于中国鸟类物种数量的科学总结，最早可追溯到1863 年，但无论是英国人施温霍（Swinhoe）于1863年给出的454种（1871年增订为675种），法国人戴维（David）等于1875年给出的807种，还是美国人祁天锡（Gee）于1931年给出的1093种，都是外国人作出的结论。这个历史事实，让年轻时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郑作新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以至于他毅然放弃了他所学习的胚胎学专业，作出了回国研究中国鸟类这个“终生无怨无悔”的决定。他也终于成为现代中国鸟类学研究的奠基者与动物地理学的开拓者，被世人誉为中国鸟类学的一代宗师。在半个多世纪的科研工作中，为中国鸟类写谱立传始终是郑作新魂牵梦绕的目标之一。他亲自对我国很多地区进行实地野外调查，在综合了寿振黄、任国荣、常麟定等我国鸟类学研究先驱工作的基础上，在1947年发表《中国鸟类名录》一书，列出中国有鸟1087种，并更正了前人的谬误200多处。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中国鸟类“家底”的著作，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独立开展的鸟类学研究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郑作新又根据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种鸟类普查的成果，于1955年、1958年先后出版了《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上、下卷，到1976 年出版《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二版） 时，已收录中国鸟类1166种。后来，又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名录大全》（第一版）中增加到1244 种，而到2000 年《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名录大全》（第二版）时又增加到1253种。

20世纪90年代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成为权衡鸟类分类系统的一个重要参数，尤其对科和属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种比单纯形态学更为客观的衡量尺度，因而对传统的鸟类分类系统进行了很大的改动，但很多宏观的结果仍然是鸟类分类学的主流观点。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郑光美院士2005 年主编出版了《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一版），该书在继承郑作新院士所奠定的中国鸟类的分类系统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国际上对于鸟类分类系统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一些合理的调整，当时书中收录的中国鸟类为1332种，但在2011 年发行该书第二版时又增加至1371 种。据悉，在即将出版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中，中国鸟类的种数将达到1445种左右。

100多年来，中国鸟类的种数不断攀升，新的纪录不断被打破，这些科学成就不仅有郑作新院士、郑光美院士等鸟类学前辈们所花费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凝聚着几代鸟类工作者、爱好者的成果和心血。

中国专家发现命名新鸟种

对于一个鸟类学家来说，最高境界也最难以实现的，就是通过亲身的野外踏查和研究，记录并发表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鸟类新种。

普通人可能认为，每一个物种都长着不同的模样，只要遇见形态有异的动物，就能将其认定为新种。其实不然，动物的外部形态当然是鉴别物种的重要依据，而且是使用最早的鉴别手段，但对于一个自然界的物种来说，“生殖隔离”才是物种区分的标准，也就是说，同种个体之间可以交配并产生有生育力的后代，但不同物种之间则存在着生殖隔离。因此，在鉴定鸟类新种的时候，不仅要比较形态特征，而且地理分布、行为、生活史等因素也都是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鸟类学家要发表一个新种，除了要找到其稳定的形态特征外，还需要考虑它的地理分布以及是否与相近种之间存在着杂交。

不仅如此，由于鸟类种类的数量不多，全世界仅10000种左右，而且已经被世界各国的鸟类学家研究了几百年，因此在自然界发现鸟类新种的机会显然不如昆虫等无脊椎动物那样多。但是，世界上仍然不时会有发现鸟类新种的消息传来，可喜的是，中国鸟类学家发现的新种虽然不多，但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堪称难能可贵。

1995年，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的四川农业大学李桂垣教授在《动物分类学报》上发表了一个旋木雀的新亚种——天全亚种。旋木雀是一类非常好动的小鸟，经常在树干上不停地转来转去，非常惹人喜爱。它们的爬树本领可称得上“登峰造极”，能从低处向高处旋转着迅速爬升，一直爬到树干的高处，因此得名，而老百姓把它们称为“爬树鸟”。

后来，人们又在四川省洪雅县瓦屋山顶、陕西省秦岭太白山等地发现了与李桂垣的描述相一致的旋木雀，并通过进一步的形态比较、鸣声分析和DNA鉴定等研究工作，确定它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四川旋木雀。

中国素有“鹛类王国”“画眉乐园”之称，共有画眉科鸟类122种，不仅种类繁多，数量丰富，而且是画眉科鸟类分布的辐射中心。它们在中国主要分布于秦岭和淮河以南，包括台湾、海南岛和其他沿海岛屿上，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而且大多河流纵横交错，水库、小溪众多，淡水资源丰富，湿润度较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些地区植被茂盛，昆虫、植物种子和植物果实都比较多，十分适于画眉科鸟类栖息和繁衍。

此外，画眉科鸟类在中国还有下面3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特有化程度最高，共有25个特有种，是中国特有种最多的一个类群；二是亚种分化程度高，有将近82%的种有亚种分化，而一个种分化的亚种越多，它的变异性和可塑性就越强，形成新种的可能性就越大；三是它们大多活动隐秘，常隐藏在林下茂密的灌丛、草丛中活动，观察起来很有难度，所以目前对很多种类的野外状况都不是很清楚，因此发现新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这样的机会被广西大学周放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2008年，他帶领的研究团队在世界权威鸟类学杂志《The Auk》上发表了他们采用形态学比较方法进行研究而发现的一个世界上从未描述过的鸟类新种——弄岗穗鹛。

弄岗穗鹛是一种小型鸟类，两性的羽色相似，体长约18厘米，全身大部分为深褐色，只有脸颊及耳后有新月形的白斑，喉部及前胸主要为白色并分布有黑色斑点。飞羽及尾羽则为棕色。它们仅分布于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喀斯特季节雨林的蚬木林中，在非繁殖季节时常见5-10只一起觅食，在繁殖季节则成双成对出现。它们多探头在地上觅食，透过翻开落叶下的碎石寻觅昆虫及节肢动物，偶尔在被锯去的树木附近土堆上觅食，在树上栖息及飞行的时间甚少，只有在受到惊吓时才会进行短距离飞行。

弄岗穗鹛是有史以来中国学者发现并描述、命名的第三个鸟类新种，此前除了上述的四川旋木雀外，第一个由中国人命名的鸟类物种是1932年由鸟类学前辈任国荣命名的金额雀鹛。巧合的是，这个画眉科鸟类也是在广西发现的，可见这里的确是中国鸟类学研究的一个福地。

弄岗穗鹛的发现与相关文章的发表，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鸟类学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鸟类分类学水平的提升。它的发现过程也充分说明，在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研究物种之间的分类演化谱系十分繁荣的今天，那些仍然坚持从事鸟类的野外调查和探索，依靠并运用宏观分类学原理和方法进行鸟类新种的描述，时至今日仍有研究的必要和发展空间。

中国鸟类新记录不断刷新

为中国鸟类种数的增加贡献最大的，是中国鸟类新记录的不断涌现。自19世纪末开始，经几代中国鸟类学者不懈努力，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不同规模的鸟类区系调查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省（市、区）以及数量众多的自然保护区相继撰写和出版了地方志、鸟类调查记录等，为中国鸟类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和丰富的资料。而大红鹳的新记录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事件之一。

大红鹳的名字普通人似乎还有些陌生，但说到它的另一个名字——大火烈鸟，知道的人就很多了。这种羽色鲜艳、多姿多彩的大型涉禽，体形十分奇特，身体纤细，头部很小，镰刀形的嘴细长弯曲向下，细长的颈部弯曲呈“S”形，还有一双又细又长的腿。

大红鹳的分布范围很广，包括欧洲南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在临近中国新疆的中亚一带有分布，因此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马鸣研究员等鸟类专家一直希望这种美丽的鸟类能在中国出现。可喜的是，1997年-1998年，人们先后两次在新疆的不同地点发现了大红鹳，由此证实它为中国鸟类的新种。

后来，大红鹳又在青海、宁夏、陕西、四川、湖南洞庭湖，甚至首都北京等地区出现，一时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引起轰动效应。它们频频“露面”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在中国鸟类名录中不但增加了一个新种，而且增加了一个目——红鹳目。

类似的已知在中国邻近地区有分布的鸟类，后来通过野外调查证实的确也在中国境内栖息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何芬奇研究员曾根据以往的文献报道，认为分布在沿喜马拉雅山脉东段由不丹东部、印度阿萨姆的东北部和缅甸北部延至老挝北部及中部的栗臀噪鹛（也叫棕臀噪鹛）很可能出现于中国西藏东南部海拔1220米左右的地带。在这个合理推断的指引下，2007 年终于在云南江城县西南部海拔1100米处的次生林中见到了一群栗臀噪鹛，数量约10 只。进一步的野外调查表明， 栗臀噪鹛在云南南部江城、景洪和勐腊一带沿中国——老挝边界分布，并有一定数量。这个结果无疑证实了先前推断（虽然有一定的误差）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一些世界上刚发表的鸟类新物种也很快在中国被发现。灰岩柳莺是2009年底由瑞典学者在越南北部新发现的鸟类新种，不久以后，在中国广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均发现了它的身影。黑冠薮鹛是2007年一位印度业余观鸟者发表的世界鸟类新成员，在中国西藏东南部也有发现。

中国鸟类的另一个重要新种是黄腰响蜜鴷。1995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杨岚研究员报道了一年前在云南省泸水县发现的黄腰响蜜鴷。这是一种体形仅比麻雀稍大的鸟类，嘴形似雀，短而粗实，上嘴稍弯曲，翅形长而尖，尾羽为12枚。但它的脚却像啄木鸟一样，呈对趾型，即第二、第三趾向前，第一、第四趾向后，这个特点也“暴露”了它的身份并不属于雀类，而是啄木鸟的近亲。事实上，黄腰响蜜鴷隶属于鴷形目、响蜜鴷科，因此黄腰响蜜鴷的发现也是中国鸟类一个科的新记录。这个科的鸟类主要分布于非洲和亚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营林栖生活，觅食昆虫和蜂蜡，特别是善于将人或某些嗜食蜂蜜的哺乳动物引导到蜂巢附近，然后使自己吃到被人或动物破坏蜂巢后剩余的蜂蜜。这种神奇的小鸟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它像杜鹃一样自己不营巢，而是偷偷地在别的鸟巢里产卵，但与杜鹃不同的是，雏鸟稍微长大一点时，它就会飞回来照顾自己的后代。

猛禽与海鸟的新发现

自古以来， 人们就对展翅翱翔于蓝天中的鹰、雕、隼等猛禽礼赞不已。人类赞美猛禽的体魄，猛禽的勇敢，都希望自已的国家和民族具有像猛禽一样无坚不摧的力量。中国是盛产猛禽的国家之一，在1988年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猛禽的所有种均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分布广泛，生活在高山、草原、海岸、江湖等各种生态环境中，在维持生态平衡、控制鼠害、虫灾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有很多鹫类，它们都主要以大型动物的尸体为食，“光头”能让它非常方便地将头伸进尸体的腹腔取食，并通过清除腐尸，消灭环境中的病原体，在防止疾病传播方面起着很大作用，从而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01年-2012年，在中国新疆伊犁、喀什等地又发现了一种体羽为白色的鹫类，即白兀鹫。它的分布十分广泛，包括南欧、北非、中亚及印度次大陆一带，在中国可能属于罕见的迁徙过境鸟。这种奇特的猛禽非常聪明，能够用石头砸开卵壳，然后取食。

“96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公民十分熟悉的一个数字，而另一个同样可以引人自豪的数字知道的人却不多，那就是中国还拥有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相当于陆地面积的1/3，因此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

科学家认为，海洋动物的多样性要远高于陆地（包括淡水水体），其中就包括了海鸟。海鸟通常是指从海洋中获得部分或全部食物的鸟类，种类繁多，形态和行为多样。典型的海鸟在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洋中度过的，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到海岛和沿岸地带筑巢繁育；也有的海鸟主要在海岸附近活动，与陆地及淡水水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也被称为“半海鸟”。

开展海鸟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出海风险大，交通不便，费用高昂，而且由于海洋上，甚至许多有海鸟栖息和繁殖的海上岛屿都属于军事敏感区，受到严格的控制。因此，以前中国有关海鸟的报道很少。

近年来，随着一些军事控制的海域和海岛相继解禁，中国海峡两岸的鸟类学者逐渐加强了对海鸟的关注。2010年出版的《台湾鸟类志》提供了很多有关海鸟的新记录，如在宜兰发现了黄嘴凤头燕鸥、在台湾东部海域发现了褐翅叉尾海燕、在台南发现了崖海鸦，等等。

此外，中国鸟类专家2005年在福州收藏的鸟类标本中发现1只1956年3月采自福建沿海的黑背信天翁标本，并报道为中国鸟类一新记录种，分布于福建、台湾一带。这是一种大型海鸟，拥有管状的鼻孔、狭长的翅膀，能适应海洋的多变气流，特别喜好在海阔天空中驾驭长风，凭借高超的飞行技巧终日在海洋上空翱翔。

由于最近10年世界海洋生物学家发现的新的海洋生物物种比以往任何物时候都要多，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海洋生物科学考察方法和研究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海鸟新种类、新记录被我国鸟类学者所发现和描述。

观鸟者的贡献

观鸟作为一种生态休闲活动正在被人们逐渐认识。观鸟能够帮助人们对鸟类的生活及大自然的规律有更深入的了解。人们通过和大自然的接触，也增加对大自然的感情，领略它的美丽。不仅如此，观鸟活动更使人们不但懂得欣赏大自然，而且能够尊重大自然的生命，也能够使人们从紧张、压抑的都市生活中真正解脱出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港台地区的观鸟活动起步较早，而大陆的观鸟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时还仅仅局限在少数鸟类学家的范围内。不过，在这些鸟类专家的指导和带动下，观鸟活动在中国内地迅速发展，现在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观鸟的队伍。他们有的能够自觉地持续参加观鸟活动，有的则十分热衷于观鸟活动，甚至将之作为主要爱好。这些业余的观鸟者常常自称为鸟人，相互之间引为鸟友，不仅三五成群相约到一起观鸟或者拍鸟，还在很多地方相继建立起了名为观鸟会或野鸟会的观鸟组织，培育了一批训练有素的鸟类爱好者。

他们深入到许多人迹罕至的地区进行鸟类观察和摄影，从而提供了许多新的鸟类分布证据，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鸟类新记录也大部分由观鸟者发现。例如，分布于云南西部、贵州、广西等地的钳嘴鹳，分布于河南、湖北等地的白颊黑雁，分布于河北东北部的欧金鴴，分布于河北、香港以及台湾等地的红胸姬鹟，分布于河北、天津以及台湾等地的弗氏鸥，分布于新疆的欧柳莺，分布于新疆西部的休氏白喉林莺，分布于云南的暗背雨燕和剑嘴鹛，分布于云南南部的褐喉食蜜鸟和蓝腰短尾鹦鹉，分布于云南西南部的线尾燕、斑翅椋鸟和大长嘴地鸫，分布于西藏南部的蒂氏鸫、眼纹黄山雀、尼泊尔鹪鹛和黑颏穗鹛等中国鸟类新记录，都是中国观鸟爱好者作出的杰出贡献。

以钳嘴鹳为例，它于2006年由一名观鸟的北京中学生在大理洱源的西湖首次发现。后来，它又在贵州、广西等地相继被记录。钳嘴鹳喜欢停歇在树冠上，主要觅食生境为湖泊或水库的浅水沼泽区，也有部分个体的觅食生境为稻田、鱼塘、河流等湿地环境。钳嘴鹳的羽色与东方白鹳比较相近，在野外容易混淆，但仔細观察，就会发现钳嘴鹳厚厚的喙上具有明显的弧形缝隙，这个结构可能对它取食最喜欢的福寿螺等猎物很有好处。

DNA和声谱分析的推动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各种新技术在鸟类分类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使宏观分类学的成果获得了进一步的验证和提高，并出现了全新的鸟类分类系统。随着DNA序列分析以及声谱分析等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分类提供了新的手段，对鸟类种和种下分类的调整成为近代鸟类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近年来一些以往通过形态分类列为亚种的种类，经鸣声、分子、行为和演化历史等综合证据的分析，亚种被提升为种的情况已屡见不鲜。

以鸡形目为例。它们和前述的画眉科鸟类一样，也是中国资源最为丰富的一个类群。而近年来亚种被提升为种的情况在鸡形目中表现得十分显著，许多种内的在形态上有明显差别的亚种，最终都被确立为各自独立的种。

雉鹑的两个亚种分别被提升为种，即红喉雉鹑与黄喉雉鹑。它们体羽大都为灰褐色，但后者的羽色较偏棕褐色；此外前者的颏、喉和前颈是栗红色，后者为棕黄或皮黄色；前者胸部底色大都淡灰色，腹部中央为棕白色，有时杂有栗色，而后者胸部底色大都为暗灰色，腹部和两胁大都为栗色。前者分布在四川北部和中部、甘肃西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东南部；后者分布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青海南部和西藏东部一带。鸟类学家通过cytb基因828bp的序列分析也发现它们之间的序列差异，从而进一步确定了它们应当确立为两个物种，而它们的分化形成与青藏高原隆升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鹌鹑的两个亚种被提升为种后，分别称为鹌鹑和日本鹌鹑。它们形态相近，但日本鹌鹑的体形比普通鹌鹑略小，羽色与普通鹌鹑差不多，但颏、喉部没有鹌鹑具有的黑色锚状纹，且羽毛冬季变长，羽端变尖，形成尖形，羽色也较鲜亮。另外的一个证据，是这两种鹌鹑在蒙古北部的繁殖区域有部分重叠，而且它们的叫声也不相同，在自然条件下从未产生过杂交种，在人为干预下产生的杂交种生殖力很低或完全不育，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生殖隔离。

灰胸竹鸡原来也有两个亚种，提升为种后，原指名亚种仍然称为灰胸竹鸡，它的头和颈的两侧为栗红色，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原台湾亚种则称为台湾竹鸡，它的头和颈的两侧为暗灰色，仅分布于台湾岛内山地。鸟类学家通过多基因序列、发声特征和形态数据进行的实验结果也显示，它们在基因、形态与行为上呈现明显差异。

灰孔雀雉的情况与灰胸竹鸡相似，原指名亚种分布在云南的和西藏东南部，提升为种后仍称为灰孔雀雉，其体形较大，颊和喉部白色，背上眼状斑带紫色，中央尾羽上的眼状斑也较大；海南亚种是海南岛的特产，提升为种后称为海南孔雀雉，其体形较小，脸部红色，背上眼状斑不带紫色，中央尾羽上的眼状斑也较小，羽冠也不太发达。它们不仅外形上有所不同、地理上是间断分布的，而且通过比较它们线粒体细胞色素b等基因序列差异的实验，结果也表明它们属于两个独立的分支。

分布于西藏南部的藏马鸡，羽色介于白马鸡和蓝马鸡之间，从前它被视为白马鸡的一个亚种，但其羽色有许多独特之处。而且藏马鸡与白马鸡的遗传差异明显大于其他两个独立的物种——褐马鸡与蓝马鸡，因此，在相同的衡量尺度下，藏马鸡、白马鸡也应该是两个独立的物种。

莺是一类体形纤细、小巧玲珑的鸣禽，大部分比麻雀还要小。它们的羽色大多为比较单纯的橄榄色或带有褐色，长着细而尖的小嘴，鸣叫声尖细而清晰，主要栖息于林地等环境中。全世界大约有莺类60属447种，中国约16属104种，主要类群有地莺、树莺、短翅莺、蝗莺、苇莺、篱莺、缝叶莺、雀莺、柳莺、鹟莺、大尾莺、草莺、林莺等。

莺类中最常见的类群是柳莺，人们亲切地称它们为“柳串儿”，属于广泛分布于旧大陆地区的小型食虫鸟类，而中国是世界上柳莺类种数最多的国家。由于它们的体羽大多为绿色或黄绿色，许多种类的外部形态十分相近，且同域分布种数较多，性情活泼而于树冠中上层频繁移动，使得野外观察和准确辨识的难度相当大，有些种类之间即使把标本放在一起比较也很难分辨，所以历来是鸟类分类学中的研究难点及热点。近年来，在中国境内不仅发现了许多柳莺新种，而由亚种提升为种的也有不少，如淡黄腰柳莺，淡眉柳莺，四川柳莺，等等。

例如，淡黄腰柳莺原来被认为是黄腰柳莺的一个亚种。它们在形态上极为相似，翅式也仅稍有不同，但它们在鸣叫声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每种柳莺都有自己的特征鸣唱， 因而可以依靠它们鸣声的差异进行种的区分。如果它们在同域分布，这种特征比羽色等形态特征在维持彼此之间繁殖隔离机制上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个思路在区别上述两种柳莺时，得到了鸟类学家采用有趣的鸣声回放实验的结果的有力支持：淡黄腰柳莺对黄腰柳莺的鸣唱毫无反应，但对自己同类的鸣唱反应强烈，并表现出很强的攻击行为。

由此可见，鸣声在柳莺的分类研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上述的例子外，還有很多柳莺的分类地位的澄清都是鸟类学家首先注意到了它们在鸣声方面的特殊之处，再在后续研究中对鸣唱和鸣叫进行量化的声谱分析，并结合繁殖期在野外进行鸣声回放实验以判断物种的繁殖隔离状况，从而得出相关结论的。另外，分子遗传学的不断发展进步，为解决形态上十分相近的柳莺的分类地位和近似种间系统发育关系等棘手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手段。

当前，中国鸟类分类学研究已呈现传统形态学、分子遗传学、声谱分析及野外鸣声回放实验等新老技术手段相整合，多方面多角度地阐述问题的局面。而分子遗传学研究所取得的结果，只有再通过生态学、行为学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这说明鸟类的野外探索和宏观分类学时至今日仍有研究的必要和发展空间，因为这是人类认识鸟类物种最为直观，也是最为直接的手段，所以它将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吸收新技术和新理念，在探讨和揭示鸟类物种及其演化规律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地形和气候十分复杂，以及研究工作起步较晚，研究人力不足，目前中国在鸟类调查研究方面仍然留有太多的空白。今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鸟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也必将有更多的鸟类新种陆续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