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一中”校园里，一尊铜铸胸像十分引人注目。铜像的基座上镌刻着：“敬爱的张印通校长”八个大字，一旁是“学生金庸敬题”的落款。这是金庸捐资建起的铜像。一九八六年四月，嘉兴一中首次举办张印通校长纪念活动，金庸专门发来电报，称：“张印通老师是我恩师，对我一生教导嘉惠良多，数十年来时时思念，不敢忘怀他的恩德。”
金庸与张校长的情缘，要追溯到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那时他就读于嘉兴一中前身的“嘉興中学”。“金庸”是后来取的笔名，令其名满天下，而他的原名是“查良镛”。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查良镛正读初一。当年十一月五日，日寇在上海西南方的金山卫登陆，迫近嘉兴，学校当即决定避敌。时年四十岁的张印通校长，顾不上安顿自己一家老少七口，果断带领全校师生向浙南山区迁移，经余杭、于潜、兰溪、永康，历尽艰辛，辗转前往丽水。最初还可乘船，后来船只没了，只有徒步。晚年时金庸与几位校友回首往事，说道：“那时我只有十四岁，个子小，背了行囊，长途跋涉，常常掉在队伍后面。张校长前后来回地照顾，经过我身边时，总要喊话：‘哪位高年级同学，来把查良镛的大喇叭（指所负行囊）背走！’”
颠沛流离两个多月，行程干余里，终于抵达丽水碧湖。张校长和师生们，把战时课堂办在碧湖镇的“龙子庙”。“胡公庙”离龙子庙不远，成了查良镛等男生的宿舍。他们吃的是青菜淡饭，草纸钉起来就当笔记本，而这些学生却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查良镛年少才高，在壁报上发表了好几篇颇具水准的文章，令大家刮目相看，他自己也有些洋洋自得。金庸后来在香港会见张校长家人时回忆：“我在壁报上发表了题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讽刺教育厅特派的训导主任，惹怒了他，非要开除我不可。后来我才知道，张校长从中斡旋，想要‘记过’处分我，从而化解此事，却没有成功，于是他将这件事拖搁了下来。直到期终考试结束，寒假开始，张校长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三样东西。”金庸边说边扳着手指数起来：“一张本学期成绩单，一张公费证明书，一封张校长致衢州中学校长的亲笔信。带上这三样东西，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转学生，得以继续学业。若不是这样办理，我就得被开除，而当时没有哪一所学校肯收留遭开除的学生，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查良镛了！”他的脸上满是笑容，眼中却闪着泪光。
张印通校长铜像落成后，金庸于2003年10月重返嘉兴母校。这位八十老人泪流满面，在铜像前深深地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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