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大汉奸张景惠

十年傀儡宰相张景惠

金名世

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张景惠就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伪军政部总长,参议府是伪临时“执政”(1934年3月1日以后是伪皇帝)的咨询机关,也就是伪满的最高决策机关。

1935年5月21日,张景惠由参议府议长继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在长春大和旅馆宴会上曾说“满洲国”如同襁褓中的小孩,势必需要父母抚育照料,始能长大成人,到了自己能够行走,学了知识,父母就应撒手,使其自己发育壮大的一片话,招致关东军的不满(据说当时的关东军花谷参谋反对最力,由他要求军部最高当局立即命其辞职下台),所以张景惠当了伪国务总理大臣后,鉴于前车之覆,更是缄口不言,遇事伪总务长官怎样说就怎样办,甘做驯顺的羔羊,任凭日本人的摆布。据我所知,张景惠为人平凡,向无主见,纯是人云亦云之流。在伪满时日本人要办事情,都是振振有词,在张景惠听之易为所动,好似应当这样做的;日本人也就是利用他没有骨力主见、易于听命、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所以选择他充当伪国务总理大臣。

有关张景惠的几个逸事

高丕琨

张景惠的演说

1930年张景惠在东省特区当长官时,有一次参加了警官高等学校(哈尔滨)的毕业典礼。当时于镜涛是该校的提调兼教务长,请长官向学生训词。他登上讲坛后看看外边在下雪,他说:“今天下雪了,训词没带来。”说完这两句话就下来了。以后大家把这事传为笑谈。张景惠在和众人随便交谈时,总是滔滔不绝,最健谈。可是,不用稿子作训词或祝词,他是不习惯的。可是日子长了,也习惯了。以后不用稿子,在宴会上致祝酒词或在集会上作简单致辞,都能说得很得体。如在伪国务院的封印式和开厅式上,向几百名职员连翻译在内作三四十分钟的有系统的讲话是常事。讲得通俗,不引经据典,大家都听得懂。大家说大老粗不粗,讲得不错。我听张书舫说,他在旧时代的宴会上往往还唱《黛玉葬花》或《武松打虎》等鼓词。在会议上,四五千字的致辞,都能照原稿读得抑、扬、顿、挫,一字不误。

有人请他写条幅时,他经常写的是“一德一心”或“坚韧不拔”几个字。求字的人希望他亲笔,但求的人多了就让梁禹襄代笔。

张景惠对时局的态度和

接见新闻记者

平素,伪弘报处参事官庄开永时向张作关于国际形势特别是日本国情的讲述。张用心听,但从不表示内心的反应。希特勒德国驻伪满公使(德国人,会说中国话)有时请见张,用地图向张汇报德苏战争的情况。当希特勒军队快攻到莫斯科时,德国公使眉开眼笑,适德军节节败退时,德国公使则心灰意冷。张听了也感到希特勒的末日行将到来。1944年末,汉奸们在报纸上看到法奸被惩罚的消息,也感同身受,忧心忡忡,当时伪总务厅次长王贤炜说,我们也将逃脱不了应有的惩处。唯张景惠却声色不动,依然如故,形同无事。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张景惠与蒋介石有密约,心中有恃无恐。没料想到头来,他的一切全成泡影了。

张景惠有时接见新闻记者,通常有伪满“国通”、日本“共同社”记者,有时其他外国的新闻通讯员也参加。记者提出什么问题,事前不作联络,追问伪弘报处时,则曰只请“总理”谈个人意向,不用先定。所以我们也只好向张说明记者请见“总理”随便谈谈。可是,张对记者们所提出的问题,能随机应变,答的都恰如其分合乎日本的要求、希望和伪满的“国是”,毫不走题也不露馅,御用记者们也谄媚地说,真是一位有卓见的名副其实的宰相。

张景惠和溥仪及其患病有关事情

张曾对我说:“旧时我在天津见过皇上,现在他对我有好感。在我患病中,皇上亲自打电话慰问我的病况,并派他的御医来看病开方。病愈后我进宫谢恩是用跪拜礼。在春节和万寿节非正式的朝贺时我也是跪拜叩首。”

张景惠见溥仪不用事先请示,除照例的政务上奏(每周一次)和每年终各大臣政务上奏时侍立外,任何时候随到随见,用旧话说,张景惠是溥仪的宠臣。凡伪皇帝所谓行幸、巡幸时,张景惠必须随行伴驾。新旧的关系使他俩搞得很密切,很融洽。

就在张景惠这一次患病中(时间是1943年秋、冬,时间较长),国际间却传出了谣言,说张景惠因为农产物出荷量大和给满洲人吃橡子面、豆饼的问题向关东军提意见表示不满,被关东军参谋长当场开枪击毙云云。这是由伪驻南京大使吕荣寰用日文写的一份国际情报。在呈伪总理阅的文件中我读了之后感到,唯关东军之命是听的头号驯服的大汉奸,为什么在国际间却传出这样的舆论来了呢?

张景惠的信仰与人生观

张景惠在办公室无事时,经常静坐背诵佛经,或默写《般若密多心经》。他念经是有目的的,是祷告菩萨“保佑”的。据说他和张作霖同车幸免于祸是托佛爷的“福”,从此就皈依了佛。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更笃信佛。好像他觉得在外国人的卵翼下求高官厚禄的荣华富贵,光靠人力是不够的,必须另寻门径,从空虚中得到慰藉,于是就更信起佛来了。不但在无事时念佛,即在乘飞机、轮船、火车和汽车时也念诵。简直到了朝夕如斯,颠沛必如斯的程度。有人颂扬他说:“总理念佛念得脑门都放红光了。”B29型轰炸机飞来长春,大家感觉惊慌。而张景惠边笑边说:“福地长春(此长春二字本非地名,张故意解为长春),没有事。”的确,他把安全完全寄托于信佛上了。他平素乘车通过“造福观音像”(在护国般若寺前,现在南关区园林管理所院内,早被拆除了)和日本神社(即斯大林大街市机关幼儿园现场)前时,必脱帽致敬。

有一天(1944年),日本把一些青年飞行员指定为肉弹去冲击美机(偏说是他们自愿的),这一群被认为是以身许国的壮士来见张景惠,张以最尊敬的口吻颂扬他们为天皇献身,甘愿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大可宝贵,是最上的光荣,并为他们的飞机起名叫“金刚”。连说“金刚不破”、“金刚不破”!他把这一类人力无可奈何的事情,也寄托于佛光。这就是张景惠的信仰,也是他人生观的最终体现。

张景惠和吉井清春

我记得有个叫吉井清春的日本人。这个人交游广、人情味浓厚,有点侠义感。他能说流利的中国话,早和张认识。1943年某日,他忽然来了,他和张是旧交,二人挺投缘。吉井说:“我这次到中国辗转走了很多地方,也听了许多趣谈,听人说:蒋介石有一天对白崇禧说,我不幸死去,你替代我。白崇禧说自己难负众望。蒋介石说你不干,难道叫我把中国交给毛泽东吗?毛泽东先生是蒋介石的政敌,在中国人心中有声望,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最受人爱戴(吉井当时是说“最有人气”,“最受人爱戴”这句话是笔者译的)。您知道吗?”张景惠听到此,抬起头来看了吉井一眼,表示很惊讶,半晌没再说话。

我所知张景惠二三事

古海忠之

他无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都不惊慌失措。曾有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新京有一座忠灵塔,是祭祀关东军阵亡者的慰灵碑,关东军每年都要举行慰灵祭。有一次张也参加了这一祭典,并致悼词。轮到他致辞时,他慢步登上石阶,站在碑前,开始读悼词。过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张景惠从高高的石阶上慢慢走下来,从容不迫地从列队站立的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等众人面前走过,一直走到“总理”秘书官松本的身边,问了一个悼词中他不认识的字,然后又慢慢悠悠地登上石阶,把悼词读完,带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沉着表情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当张在慰灵典礼的中途走下台阶时,聚集在会场的众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免大吃一惊。当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才恍然大悟。

昭和十六年(1941年)的十一月,我被任命为总务厅次长。从那时起,凡属需要“总理”批准的法律、要纲及其他议案,都需由我向他说明内容,接受批准。我带着文件到他那里,通过松本秘书的翻译开始说明文件内容。过了一会儿,抬头一看,他居然在打瞌睡,而且似乎睡得又舒服又香甜。我不管这些继续说明,当我说完时,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洪亮地说:“好啊!”这就算是批准了。

我曾多次经历过这种事,但也不能说全部如此。当他有意见时,尤其是关于农业方面的议案,他从始至终认真地听取说明,提出意见。关于日本开拓团的用地问题,他不太同意历来采取的收买熟地的做法,主张开拓用地原则上必须开垦荒地、森林和原野,在万不得已须收买熟地时,也要为之斡旋,采取换地的措施。

当他代表“满洲国”访问南京政府时,我也曾作为随员,随侍在他的身边。“满洲国”崩溃后被强行带往苏联时,在45号战俘收容所内,我曾同张“总理”共同度过日日夜夜。后来,我们被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关进抚顺监狱时,命运又决定我同他共同起居。因此,关于张景惠的回忆颇多,暂时从略,我只想说的是,张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不幸,总是从容不迫,态度超然。

在抚顺监狱里,我经常看到在晒太阳的张景惠,但不久却突然不见了。当时他可能已是八十六七岁的高龄,我想肯定是在狱中悠然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