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水闽商

在徽商、晋商谢幕的历史断档里，外接南洋，内衔大陆的福建逐渐形成了人称“蓝色闽商”的群体。跨洋越海、冒险经营是闽商的最大特点。置身于海洋文化惊涛骇浪之中，闽商从来处变不惊，敢拼敢赢，通过海洋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闯荡全球的历史显现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

海商崛起

明朝有这样一种说法：“海者，闽人之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俗，决定了闽商的文化基因，而从航路网络、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海神信仰，到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福建的航海和贸易历史，则证明了闽商顽强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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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门而出　闽风尚贾，自古而然。“闽”字有虫蛇出没之地的意思，意指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不适宜农耕。靠海吃海，出海从商成了闽南人的必然选择。

拼死的飘族

福建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生存环境恶劣，使闽人尤其是沿海而居的人们不得不一再迁徙，寻求生路。

福建人这样解释“闽”——在家是虫，在外是龙。所以，福建人注定四海为家，不惜一切要“破门而出飞天，冲门而出翔海”。他们的先辈先“浪迹”东南亚，再飘洋过海遍布世界各地，哪里好谋生，就飘泊到哪里，“走江湖”地域之广，影响之大，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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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一族”的福建人以客家人为众。从中原南迁的汉人，到福建后，被称为“客家人”。宁化是客家人新飘泊的起点，“客”人们从此再向南，直到海外。

每一次去台湾或“下南洋”都是一次拿性命相赌的凶险旅程。古代航海条件下，移民台湾的闺人，都要经过澎湖列岛的“黑水沟”，这条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福建因此流传下来“六死三留一回头”的谚语。一半以上的移民葬身鱼腹，真正成功的不足三成，这就是福建沿海拼死的飘族!

由华安、南靖、永定“六群四楼”共46座土楼组成的“福建土楼”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二宜楼　位于福建漳州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是我国圆土楼古民居的杰出代表，素有“土楼之王”“国之瑰宝”之美誉。如果说二宜楼内书法、楹联、国画、雕刻等传统艺术的荟萃，是华夏文化在民间的体现，那么当年出现在楼内的洋壁画，则透露出闽南乡民已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开展对外交流。二宜楼内现居住20多户，家家户户都有海外侨亲，家里的书法、楹联、壁画等比比皆是。86岁的蒋火炉居住的第十单元内，洋妞、洋钟、洋报壁画，更是独一无二，让很多研究土楼的专家、学者众说纷纭。

据仙都大地村的《蒋氏族谱》有关资料记载，清中晚期，二宜楼创建者蒋士熊后代将茶叶出口到海外，直至西欧，广受欢迎。之后创建了二宜楼泽春名茶品牌，获得巨大利润，为建造二宜楼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成为号称“神州第一楼”的二宜楼创建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宜楼3楼有一个采光通风用的门，门楣上方写着“号松风”，下面画着一幅南洋人造型半裸美女像。这幅“眼睛像马来西亚人”的美女，拿一朵黄色的菊花放在胸前。研究认为，对菊花情有独钟的国家应在南洋，马来西亚的可能性较大。

“号松风”、“居之安”、“资之深”西洋钟下面都有外文字母，读过英文的人都能够一目了然，为土楼增添别样的文化内涵。

秦楼月壁画上的西洋钟可以说是典型的英国钟。西洋钟下面的字母，写着“大笨钟……有限公司”字样，不知何故，顺序却是颠倒的。

钱多数福建

学者王鲁湘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不是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文明作羁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飘洋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

福建最有影响的是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兴化商帮等。不同区域人的不同性格，决定着他们从商成就的大小。其中，晋江、石狮一带商人，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不仅敢冒险，还善于经营，有敏锐的商业头脑，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气派大，目光远。赚了钱后，不是存起来，而是马上扩大经营规模。

近代有一口头禅：“官大看北京，钱多数福建。”多少表达出了福建人在国人眼中的印象，那就是有钱。其实，福建人有钱的账应算到福建华侨的身上。福建无疑是中国第一大侨乡，不包括台湾，全世界说闽方言的华人华侨就达1800万之多，占华人华侨总数的60％以上。而这1800万华人华侨所创造的财富，也占全世界华人华侨所创造财富的85％以上。所以，每当提起福建人，就想到了“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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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泉州　唐至宋元，泉州海外通商贸易繁盛长达四百多年。从保存完好的古迹来看，泉州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开放港口

唐“天宝之乱”令时局动荡，内陆商埠逐渐衰落，陆上丝绸之路被黄沙枯草湮没。

此时，南方沿海港口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扬州等相继崛起，成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当时，一艘载重二百吨的海船，就能运走一支七百头骆驼的运输队所驮运的货物，船舶航运远胜“沙漠之舟”，应运而生的“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亚非各国进行通商贸易的主要通道。

刺桐城

今天，有很多欧洲人或许不知道泉州，却知道中国东南沿海有一个“刺桐城”。早在公元6世纪的南朝，泉州就与东南亚各国有贸易往来。到了唐代，泉州开始兴起。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上岸便看到满城开满了刺桐花，“刺桐城”因此得名并延用至今。

古刺桐城东临大海，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三湾即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十二港包括后渚港、洛阳港、安海港、深沪港、永宁港，石井港等。大大小小的海港间，商船出入方便，舟来舶往频繁。

唐代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大海船通行更为便利。公元六世纪，已有大船通航南洋。更为重要的是，朝廷保护海上通商贸易。公元834年，唐文宗下令保护到广东，福建、扬州经商的外国商人，并委派节度观察使经常加以过问，“不得加重税率”，保护中外通商自由。当时有许多外国商人、水手、使节和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泉州经商，旅游或从事宗教文化交流活动，刺桐古城顿时成为“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的繁华都会。热闹非凡的刺桐港，一时聚集着来自域外异邦的云橹风樯，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

东方第一港

宋末元初，泉州海外贸易的市舶收入与贸易规模已经与广州相当。南宋关于海外贸易与海外地理的名著《诸蕃志》中，凡载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等，多以泉州为基准。到元代，与泉州通商的海外国家与地区达90多个，至此，泉州海贸规模一跃成为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

这个“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名城，“大船百艘，小船无数”的繁华景象，曾令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泰叹为观止，他们笔下，曾如实描述过古刺桐港“市井十洲人”、“缠头赤足半蕃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