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

一

从某些方面来说，大哥对我们兄弟的影响，比起父亲来要大得多。我父亲是个古董刻板之人，小时候对我们总是一副恶狠狠的样子。稍有他不满意的地方，他就骂人，就蹿出一对吓死人的血红大眼，而青筋鼓鼓的巴掌马上就在空中发威，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中的某一个劈来。因此，父亲只要哼一声，空气，便顿时凝固，我们，便两腿发抖。可以说，对父亲的专制，我们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和无奈。然而，我必须承认，父亲在这方面对我的影响最大，因为我后来经常采用他的办法，来对付他的孙子。

在我们五兄弟中，大哥挨骂挨打的次数最多，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喜欢顶嘴，好像不顶一下嘴，不挨一巴掌就呷了大亏似的。二是大哥似乎没有把大学生的父亲看在眼里，你书读得多又没怎么样，我不读书又怎么样；难道那些只有字没有画的书就是书，那些画多字少的书就不是书？整个小学高年级，关于读书和读什么书的问题，大哥和父亲发生过无数次激烈地碰撞。最惊天动地的一次，是大哥考初中前的那个夏天。

大哥那时完全陷进连环画的迷宫里，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境地。当所有能借到的连环画，被他躲着老师和父亲一扫而空后，大哥开始谋划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他要把新华书店里那些没有看过，或者值得他收藏的好书全部买回来。大哥根本就没想过找父亲要钱，那是蠢宝才有的想法，因为很清楚，如果要父亲给钱买连环画，除非大哥重新投胎，再给他做一次崽！大哥的决心是空前的。每天放学后，他就像贼似的跑到矸石山，寻找井下放炮废弃的铜质炮丝，到机厂去收集加工剩下的边角废料，去垃圾堆拾捡各种能卖钱的杂物……总之，他简直成了一个非常尽职的废品回收员。当煤矿山认识我父亲的熟人，把大哥每天在矿区窜来窜去的事捅出来时，大哥居然异常冷静，用一种对学校十分不满的口气说，恼火死了，天天搞什么鬼勤工俭学。一句话，就把父亲骗了过去。站在一旁的我，也将那颗快要蹦出来的心脏，一下子收了回来。因为大哥已经把他的宏伟计划，绘声绘色却又神秘非常地告诉了我，并说我是他最信任的人。

大哥的计划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实现。当有一天他把好不容易才买齐的六十集《三国演义》，用一个装肥皂的包装箱垒好给我看时，我简直惊呆了。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套连环画那深蓝色的书脊，那诱人的光芒和强烈的书香，一直留在我童年的记忆深处。当我知道这套连环画到现在已价值不菲时，我就更为它的厄运叹息不已了。虽然大哥那时把它的这些宝贝，非常隐秘地藏在我们共睡的床铺下，但它们还是被明察秋毫的父亲发现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惊异地看见父亲把大哥的宝贝，一摞一摞地往屋梁一个搁着木板的地方的搬。父亲站在书桌上，一边骂，一边搬，那弯腰拿书挺身搁书的样子，在我眼里就好像玉皇大帝派下来的天兵天将，一时吓得我连大气都不敢出。但父亲还是发现我了，就吼着叫我帮他递书，并警告我，如果泄密，就打断我的后腿！哪知第二天，大哥就发现了他的宝贝已不翼而飞了。在满屋子找了一圈后，他就把一双老鹰一般的眼睛转向了我。但我已在父亲的威胁下作了承诺，因此无论大哥怎样盘问，我始终保持不负双方的态度。但是，大哥的最后一招起了作用。他从书包里拿出几本新买的图书，就像一堆散发着香味诱人的面包，把我饥饿的肚子搅得痛苦万分，直至彻底崩溃。虽然我没有直接告诉他，但就在我的眼睛朝房梁上一抬的瞬间，机敏的大哥就立即像猴子一般爬了上去。而我就一把抓起那一堆“面包”落荒而逃了。

从此，大哥就非常的得意。他觉得自己比狡猾的父亲还聪明得多，就把新买的书也统统藏在房梁上，那真是一个又安全又干燥的好地方。他甚至有点懊悔自己开始为什么没想到。但是，大哥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就在他升学考试前的一个星期，他经历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大的一次打击。那是一个阴晦的下午，大哥根本就没料到从来只有推迟下班的父亲，居然在四点多钟的时候就赶了回来。正在床上津津有味地看连环画的大哥，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一场暴风骤雨打得晕头转向。在挨了两记沉重而清脆的耳光之后，大哥还在发懵。事后大哥回忆，他只在恍恍惚惚之中，看见父亲跃上了书桌，连环画像砖块一样砸在地板上。然后被发疯一般的父亲撸了好几次，在厨房的煤灶上燃起了熊熊大火。这时，大哥好像还在继续发懵。他坐在床沿上动也没动，隔壁厨房里的火光透过房门，映在他的脸上，十个鲜红的手指印痕愈发明显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对大哥的那些已经被烧成灰烬的连环画，怀着深深的眷念。这是因为它们是我开启文学大门的第一把钥匙。如果没有它们，很难想象我会在小学阶段就读完了《三国演义》等许多古代名著。为此，我一直在为大哥和他用拾废品换钱买来的连环画打抱不平，最初一段时间尤为强烈。然而，让我出乎预料的是，大哥过了一两天就好像没事了，而且没有任何消沉、反抗甚而变本加厉的迹象。他从此再也不去拾废品了，也不看小人书了，好像他一夜之间就长大成人了。

二

我后来知道的原因是大哥没有考上正规的初中，最后只有到一所农业中学读书，这让父亲很丢面子。大哥自知难辞其咎，就洗脚上岸了。但大哥的不愿发奋读书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这我非常清楚，父亲也非常清楚。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让他伤透了心的长子，会从此在一所农中成龙。于是，父亲就要大哥练习写字，连毛笔字都不让他练，就练钢笔字。父亲从来就认为，写得一手好字，是将来走向社会的一块敲门砖，字都写不好的人，很难第一次就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没想到的是，大哥对父亲交给的这个任务，不仅乐意接受了，而且完成得十分圆满。我也没想到的是，大哥的屁股好像被胶水粘住了似的，一动不动地俯在书桌前，歪着头不停顿地写那些枯燥的汉字。他写得最多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而且一开始就写草书体，横一个，竖一个，斜一个，正面写满了写反面。写着写着，大哥就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先改成个“红”字，后来又变成“洪”，最终他觉得“鸿”最好，草起来又顺手，就做了决定。父亲对大哥的决定居然“嗯”一声表示了同意，也许是因为大哥书写的进步，让他于惊讶中一下没反应过来。

那时经济开始困难起来，我们家有时一个月还打不了一次牙祭。大哥抓住了这次机遇，赢得了躲避父亲管教的大量时间。我还记得那天黄昏，正要开晚饭的时候，大哥提着一个木桶兴冲冲地进了家门，看了一下愠色满脸的父亲，还不待他开口，就将木桶“咚”的一声墩在屋子的中央。大家伸头一看，竟是半桶活蹦乱跳的鱼虾。除了父亲，家里人不约而同地都欢呼起来。我发现父亲满是疑惑的脸，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当他得知这是干鱼塘后大哥打扫战场的收获，他的眼光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还大声要母亲赶快去厨房煮一大碗，并强调要多放点茶油、姜丝、红椒和紫苏。那天的晚餐，大家吃得非常开心，尤其是父亲和大哥。

于是，大哥的钢笔字也不练了，所有的课余时间，就见他打着一双赤脚，提着一个木桶，背着一个捞网，在附近农村的山塘、水沟、稻田里，捞鱼虾、摸田螺、盘泥鳅。有时他带着我去，但大多数时间，是他一个人去。他嫌我胆子太小，碍手碍脚的。盘泥鳅是大哥的绝活。他挑选的地方大都是山脚下的秋收后的稻田，那里背阴遮阳，泥巴肥沃，最适宜泥鳅生长。大哥盘起泥鳅来，那两只大手，就像猪八戒的耙子，一耙就是一大堆泥巴，再两手一捏，那些狡猾的泥鳅就原形毕露，被大哥一挤就挤进了木桶，好像生猪崽崽一样，一下一个，一下又一个。大哥在盘泥鳅的时候，很少用食指和大拇指去抓，这并不等于说大哥没有这个功夫。他只在长着禾苗的水稻田里，才使用个绝技。当他准确地判断出泥鳅出入的洞口时，大哥那只灵巧的右食指就花剑一般地插了进去，只要一会儿，一条泥糯糯的鳅鱼就见了天日，在大哥那两个铁钳般的手指间无奈地挣扎。我那时经常在同学面前吹嘘大哥的这一招，因为我用十个手指去抓，有时也抓不住一条泥鳅。但只过了几年，也就是我大哥参加工作后，他再施此技时，竟屡试屡败，让我们兄弟大失所望，大哥也是一脸的尴尬和无奈。

三

我大哥就是这样充分利用了父亲肚子经常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弱点，每当他没有完成作业，或在外面犯了错，估计别人会来告状时，大哥就会及时奉上丰富的“蛋白质”。因为，这些“蛋白质”能有效减轻父亲对他的惩罚，同时让自己顽劣的个性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大概是他初中一年二期的时候，大哥对他原来并不太喜欢的一种名曰“打板“的游戏发生了空前的兴趣。那游戏的道具是香烟盒折成的三角板，一个人弓腿弯腰举起三角板，朝另一个人放在地上的三角板的边缘用力打去，凭借力量和风势将其掀翻，即归己有。大哥说，是那些花花绿绿、图案美观的香烟盒吸引了他，他要至少赢一万张不同的香烟盒。因此他一玩上了就显得非常疯狂而且只赢不输。他经常主动把老三用背带绑在背上，毫无后顾之忧地去玩这种把戏。老三现在是全国著名作家了，可当年他虽然就在大哥的背上，且无法让他入睡，但还是发现不了大哥打板时的高超技巧。他穿着父亲一件稀烂的白衬衣，袖子像猪肠子一样掉在手掌下。每次打板之前，他假模假样的把袖子撸上来，可在全身发力时，那袖子就掉下来，和手中的三角板像两把蒲扇一般，向对手放在地上的三角板打去，几乎没有一次不赢。想起大哥当年打板的情景，我现在还禁不住独自发笑。大哥小时候身体有两个毛病，一是尿床，二是流鼻涕。他弯腰打起板来，鼻涕就像粉条一样掉下来。有时来不及用手捏干，大哥就用袖子擦，擦得袖子硬邦邦黑乎乎的。但大哥根本就不管这些，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躲着父亲把他认为有价值的三角板拆开展平，然后用报纸包好，藏在外面屋檐下一个废弃的鸡笼里。但是，大哥根本就没想到，这么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居然也被父亲发现了。那天他放学回家时，他那一堆精心收藏的烟盒子，也像他的连环画一样难逃厄运。我看见大哥可怜地钉在距家还有一二十米的地方，望着燃烧着的烟盒和被风吹乱的灰烬，眼里跳出了一串可怕的星火。

大哥的反抗是迟早的，但我没想会那样快，那样惨烈。距这事没过几日的一天下午，大概是四点多钟的样子，我一个人正在家写作业，大哥突然跑进来，一边收拾衣物一边说：“老二，我要走。”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他走了就不回来了，也不要告诉父母亲。说完，就背着鼓鼓的一书包衣物走了。我赶紧追出去，大声喊他，但他连头都不回。他那快步远去的单瘦身影，像一只独孤的麋鹿。

跟父亲的估计差不多，大哥的翅膀还硬不起，飞不了几里路。他料死这个没有钱没有见过世面的孽子，晚上就会回来，而且作了大哥从此不归的最坏打算，就算他没有生这个儿子。父亲已愤怒到极点，他准备了一根酒杯粗大小的杂木棍，决定只要大哥一进门，就要打断那两条竟敢离家出走的“狗腿”。我睡在兼卧室兼餐厅的客厅里，被暴怒的父亲吓得连头都藏在被子里，内心却在默默地喊着，大哥你今晚千万别回来找死啊！谁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的时候，大哥却回来找死了。大门在“吱呀”一声打开的一刻，我就惊醒了。只听见父亲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你还晓得回来”之后，就是一声震耳的脆响，那是木棍被打断发出的响声。等我拉开被子透出一只眼睛观看时，大哥已被打跪在地，一脸的痛苦和沮丧。这时，母亲跑出来“护崽”了，但结果不仅自己被父亲大骂一通，而且使她要保护的对象遭到了更多的巴掌和惩罚。大哥没有半点的反抗，仿佛一只连叫一声都没有力气的牛犊……后来，大哥跪在一块搓衣板上，父亲开始审问大哥外出这一段的情况。再后来，父亲开始掏心掏肺地教育他：“崽啊，人一辈子要有本事啊，你不好好读书，以后怎么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你也是爷（读‘牙’）的崽，你要好好读书，爷舍得打你……”父亲说了个多小时，每一句话都像刀子刮在玻璃上一样揪心。看到我大哥不停地点头，父亲以为他的软硬兼施的办法起了作用，就出了二十道数学题，要大哥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我陪你做。”父亲说。这时，墙上的挂钟“当”的响了一下，已是次日凌晨一点了。

四

现在想起来，父亲虽然是煤矿山最有名的老会计，有一本账却永远无法理清，那就是家庭这本账。他原来算得好好的，大哥经过这次皮肉之苦和触及灵魂深处的教育，一定会来个令人惊喜的浪子回头，但他的老谋深算又彻底泡了汤。大哥居然出乎意料地在矿里报名招工了！这个消息还不待大哥自己说出来，父亲就从同事那里知道了。大哥的高个头和花言巧语蒙骗了那个认识父亲的招工者，其实大哥那时还不满十五岁，更没有得到家里大人的同意。说来奇怪，父亲并没有在别人面前揭穿大哥的谎言，他居然含含糊糊地默认和同意了。就这样，我大哥就很快成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且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到矿里发电厂当电工，并立刻送往外地学习一年。

父亲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像大哥这样的崽，石头一样的，油盐都熬不进，读书还有什么读，不如早参加工作，还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减少麻烦。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和他的长子第一次想到一起了。因此，大哥走的时候，父亲为他准备了一晚上行李，还把他没读完的课本塞了进去，并告而诫之：“不要以为当工人就不要读书了，崽啊，要当个好电工也不容易啊！”大哥走后，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模样好像是卸下了一个极沉重的包袱。但父亲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包袱其实并没有完全卸下来，而且卸下来后他很快就感到某个地方不舒服起来。首先是父亲的嘴巴和肚子。当他把那些因吃不完而烘干或晒干的泥鳅、鱼仔、虾米一扫而空，需要用钱去买时，父亲就想起了长子的好处，说老大其实是帮了家里不少的，这些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虽然父亲没有把嘴巴和肚子的不舒服直接说出来，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更感到父亲是在间接批评我没有像大哥那样能为家里分忧。可惜的是，我没能把大哥摸鱼捉虾的技术学到手，尤其是盘泥鳅的绝招。于是，我学着别人用烂蚊帐布做了五个小小的鱼罾，在其中放些饭团和炒香的油菜籽，然后沉入塘底，引诱那些好吃的小鱼小虾，也让父亲偶尔尝点鲜，以博得他难得的笑容和对我无用的谅解，填补一下大哥走后留下的空白。

终于，一年之后，大哥学习归来。他最大的变化是长高了，长帅了，衣着发型比过去讲究多了，再不是原来那种尖嘴猴腮、邋里邋遢的叫化子相了。尤其是他那洗涤时长过下巴的头发，让人不可思议地向后折叠着，然后用许多凡士林固定成一个油光可鉴的大背头。父亲看他第一眼时就黑了脸，如果不是母亲说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父亲在他长子回来的第一时间就会燃起战火。

麻烦从此无可避免地又缠住了父亲。学成归来的这位大公子，在父亲的眼里不久便成了不服领导、花钱如水、好呷好穿的纨绔子弟。每次单位领导来家告状时，父亲都非常委屈地说：“我都怀疑这个崽是不是我生的了！我虽然出生于地主家庭，但我的工作，我穿的什么，吃的什么，你们都比我还清楚。”有一次，父亲竟当着单位领导的面，劈了大哥两个耳巴子。等客人一走，在父亲一通责骂和严厉的教训后，大哥却扬起脸从容不迫地说：“爷（我们兄弟只有大哥这样称呼父亲），你又不了解情况，他们是在整我，我工作又没比人家差，就是嫌我喜欢打扮，就处处给我小鞋穿，动不动就说我是地主的孙子改不了本性。”大哥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父亲的脸倏地抽搐了一下。他等到大哥一说完，就一下把头啄过去，盯着大哥揪心揪肠地说：“崽啊崽，我们这样出身的人，更要夹起尾巴来做人嘞！”

在煤矿山，电工是个好工种，何况大哥还在矿山电厂当电工，何况大哥还要翘着尾巴当电工，因此，不到两年，大哥就被调到井下开绞车去了。父亲被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哪个叫自己有个这样不争气的崽呢？当学生不认真当学生，当工人不认真当工人，学技术不认真学技术，甚至连摸鱼捉虾的本事都丢了。父亲是彻底绝望了，一度要和我大哥断绝父子关系。大哥呢，也就住在集体宿舍很少回家了。母亲有时一提起大哥，父亲就骂：“他一世不回来都要得，以后管他变人还是变畜牲！”谁知不久，大哥又出事了，他开绞车时看爱情小说，竟然连刹车也忘了刹，失控的矿车像发疯的野牛朝垱头的两个采煤工撞去。在几乎绝望的一刻，大哥终于被惊惶的呼救声惊醒了，赶紧来了个紧急刹车。那美丽的爱情故事顷刻烟消云散，化作了大哥的一身虚汗。而那两个大难不死的采煤工一上来，就要打我大哥，说你耳朵聋了，那样喊都喊不应。大哥本来有愧，但说要打人，就颈根一挺，斗鸡公似的，说不是老子紧急刹车，你们见阎王老子去了。这场架最后没有打起来，但大哥又是反省写检查，又是会上作检查，最后在挨了一个处分之后，调到了矿里最叫人看不起的一个临时单位——劳动生产队。这是一九六四年冬春之交。

开始，我母亲还准备要父亲去找人说说情，但父亲一口就拒绝了，反把母亲大骂一通：“你生了个好崽，把我的老脸都丢光了！你还好意思！”从此，别人说起大哥，父亲就鼓起眼睛邦邦地扔出一句话：“我没有这个崽！”但父亲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个让他提都不愿意提的长子，居然在这个新单位生活得非常愉快。那时，我读书的学校和大哥工作的单位很近，中午我常到他那里吃午饭。吃完中饭，大哥就和工友们打乒乓球、下象棋或打扑克牌，从不带我到他的宿舍去。后来我发现，在这个被戏称为劳改队的单位，八九十号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的人中，大哥不仅是最活跃的一个，而且是最出色、最幸福的一个。首先，大哥一个人住一间工棚（我终于有机会一个人去了一趟）。工棚虽然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但大哥却把它布置得十分别致，简直是一个洁净的白色世界。桌子上蒙着白色的旧床单布，上面摆着一株硕大的打破碗儿花，那惨白色的花朵令人目眩；篾席搭成的墙壁和天花板，都糊上了崭新的大白纸；就连地面和唯一的一根小方凳，都被白油漆漆了一遍，更不要说床上的被褥和蚊帐的颜色了。最后，我的目光久久地落在了墙上一张八开报纸大小的剧照上，那是当时著名演员秦怡。她那两道黑眉下的略带忧郁的大眼，沉静得如两汪秋水；而嘴角弯出的那几道细细的笑纹，却像阵阵涟漪在小屋里荡漾着。

不久，我就知道大哥谈爱了，对象是生产队一位叫秋妹子的姑娘。我见过秋妹子几次，个子高高的，胸脯高高的。说实话，秋妹子人长得好，但我不喜欢她那种居高临下看人的味道，而且我当着父亲的面说出了我的感受。因为父亲从别人嘴里知道这件事后，他又把大哥当作崽来看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那天为什么这样蠢，当父亲问我看见过那个女的没有，我就冲口而出了。这一下，父亲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到生产队的人都有问题，女的问题就更多了，连老二这样的小孩子都看不惯。这是苍蝇叮屎，臭到一堆了。就一连下了几道“金牌”，叫我通知大哥回来 。我突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就谎称自己去过好多次找不到人。正当父亲准备亲自出马之时，矿里将这个生产队的绝大多数人，甩包袱一样的，甩给了当时急需工人的广西铁路部门。而秋妹子不在其列，父亲（也包括我）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于是，大哥这段短暂的爱情也宣告结束了。他将告别他精心构筑的白色小巢，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五

我想，如果不是那场当时被称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父亲和我大哥的关系恐怕很难修复。因为就在大哥去广西的第二年，父亲在这场大革命中，被打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漏网地主，后来又被赶到工区挖煤去了，再后来又回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常年患胃溃疡的母亲，病情因此变得更为严重，几乎卧床不起了。而我呢，虽然常停课在家，但毕竟还在长沙读书（文革前一年，我已考入湖南林校，一九六八年以后当搬运工）；老三贻斌初中都没读完，就挑焦炭、拖板车，接着又作为知青下乡插队了（几年以后，又当了采煤工）；老四跟着继外祖母在老家，初中毕业后在砖厂做砖。那时，常年在家的，实际上只有母亲和一个还在读小学的瘸脚小弟。一个家，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

但就在这前前后后艰难的七八年里，远在在广西柳州的大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一下子就知道家庭的这副重担，应该历史性地由他这个长子来承担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大哥每年要回家好几次，一住就是个把两个月，而且每次都带回好多好多东西，带回好多好多快乐。

说起大哥带东西回来的故事，那简直可以说上几天几夜。我们家原来住在矿本部，“文革”一开始就被赶了出来，最后赶到了一个勘探队废弃的简易住房里，旁边是当地政府的区公所。大哥要回来的一个星期前，区公所的那个摇把子电话就显得特别繁忙。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大哥为什么跟区公所的那些农民干部的关系这样好。他们收到大哥的电话后，就在围墙那边大声喊起来：“姜妈妈，你儿子来电话了，讲**号回来。”过几天又喊话，说坐的是某次车，几点钟到站。到了那一天，大哥还要来个电话，说接的时候要带一辆板车去，要几个人去接。要是父亲、我和老三哪个在家都好办，但有时偏偏我们都不在家，母亲就急得团团转，只好请附近农村与我们兄弟玩得好的泉伢子代劳。

有一次，正好我们四兄弟都在家。清早六点钟，我们就借了一部板车去火车站接大哥，老三还借了一辆自行车。出门的时候 ，老满养的一条叫小白的狗仔也跟着去了。那正是隆冬季节，晚上又下了雨，柏油公路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老三骑着单车慢悠悠地走在前面，一不小心就摔了个四脚朝天。回来的时候，兴冲冲跑在前面的小白又被车子压死了，真是两头不吉。但这并没有冲淡大哥回来带给我们的喜悦，尤其是那堆得高高的一大板车东西，让我们兴奋到了极点，就连摔痛屁股的老三和丧失宠物的老满，也大声说没事没事，虽然他们两位，一个是满脸的痛苦，一个是一脸的沮丧。兄弟们你拉我推，说说笑笑。这件事和当时那极热烈和融洽的气氛，不仅驱走了寒冷，也成了我们兄弟间的经典话题。

这一次，大哥带的东西最多，板车上堆得比人还高，就连单车也垒了三四个大纸箱。其中的东西可谓五花八门，匪夷所思。我记得最多的有几十斤白糖，几十斤红糖，几十斤黄片糖，以及新旧衣物、肥皂、手套、香烟、中药、猪油、香肠、味精、固体酱油（当时备战之物）等，还有几箱子电线灯泡、插座插头、铁锤、铁钉、扳手钳子、油漆涂料之类。大哥每拿一样东西出来，或说明其用途，或说明其来处，或指出哪件衣服适合谁穿，哪样补药适合谁吃，不厌其烦。正在全家人兴高采烈之际，忽听大哥喊了一声：“爷回来了！”只见父亲满脸疲惫，眼圈发黑，头发湿漉漉的，大概是刚从井下出来，洗了澡就请假回来的。机灵的大哥赶忙笑眯眯地把送给父亲的几样东西递过去，父亲接过看了看，“唔”了一声，就一眼盯住了电线器材和铁制工具，睁着一双怵人的血红大眼，用一种严厉而略带嘲讽的口气说：“这些，又是揩了公家的油吧。”大哥支吾了一阵，就摸着脑袋嘿嘿地笑起来。哪知父亲突然一吼，声色俱厉地说：“崽呀崽，你以为在帮屋里的忙？其实你在添乱啊。现在家里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想毁了这个家？”此时的大哥，看来父亲是小看他了。他哪里还信这一套，就说他们单位哪个不拿，班都不上了，还有几个有心为公家的。我们也在一起为大哥帮腔。父亲势单力孤，就仰头长叹：“这样搞下去，国家哪有不掏空的！”从此竟不再理会这类“揩油”之事了。

大哥每次回来，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里的生活，而且给我们兄弟带来了城市的时尚和许多新鲜的观念，渐渐改变了我们原来的“土包子”式的生活方式。我们从大哥那里学到了怎样着装，怎样打扮，怎样交际，怎样烹饪，甚至包括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节奏。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大哥的这一套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对这一套充满了向往和新奇感。大哥每次回来的前几天，毫不例外地都要把我们兄弟轮流修理一番，一个一个地“整驼子”。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大哥修理我们时的情景，那是非常有趣的一幕。他皱着眉头，乜斜着一双精亮的眼睛，目光充满了厌恶和挑剔。“这件衣服丑得要死！”“怎么理这样一个勺把头？”“把背挺直，把头抬起来！”一番评价后，他就拿出一套理发工具，架起势来。其实，大哥理发的动作有点笨拙，大手大脚的根本不像抓泥鳅那样灵巧，弄得我们这个叫唉哟那个喊求饶。但大哥根本就不理睬我们，叫得他恼火了，就会发起脾气来，发脾气还没用，他就把工具一放来要挟我们。弄得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接受他的“刑罚”。这个时候，大哥就嘟嘟囔囔地又动起手来，说我们的发型难看得要死，他给我们理的这种发型叫“前运后包”，是目前城里人最流行的。其特点是前面头发短，像运动员一样精神；脑后头发长，又像大背头，最重要的是遮住了南方人突出的后脑勺。待我们洗完头后，大哥又拿出凡士林发膏在我们头上一抹，又把他送的时装（铁灰色的确卡中山装或披领夹克或运动服）叫我们一穿，然后命令我们对着镜子一照，就说，你们自己看看，这整个不就变了个人？那时，我，老三，老四都相继发育成大人了，开始注意自己的青春形象了。而自己的青春形象几乎就在这一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切仿佛还在梦中。那一个个凝神照镜的痴迷样子，有点蠢气，但一切又是那样的真实和让人留念。

接着，大哥就又教我们走路的姿势。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近要学父亲，远要学周总理，无论如何都把背挺直。周总理是我大哥最敬佩的人，更敬佩他走路的姿势。因此，大哥走起路来，总是像周总理一样，头和背都恰到好处地直立着，右手自然地搁在腰间，步子迈得稳重而不失潇洒，给人一种既谦和而又威严的感觉。但大哥学起来，还有点儿生硬，而且我总觉得大哥这样的人学周总理走路，总有点滑稽的味道。我们就“嘿嘿”的笑起来。大哥自己也笑了，然后就要我们一个个地表演自己的走路姿势。但我们自以为最好最自然的姿势却受到了大哥的猛烈抨击，说我们那种缩头耸肩、驼背弓腰、还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的走路姿势，简直是丑不堪言，是街上那些二流子的做派。于是就把我们大骂了一通，骂得我们一个个像二流子似的。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像大哥那样，乖乖地向周总理学习如何走路。但我们总是学得不像，大哥就一遍一遍做示范，那种认真的教学态度使我们大受感动，觉得学不好不仅对不起周总理，就连大哥也会对不起，

我们终于学得像那么回事了。于是，我们四兄弟（老满还小，暂不入流）就有事无事地集体外出；于是，煤矿山凡是人口集中的地方，如矿本部、商店、篮球场、附近小镇，按现在的流行语言来说，那时经常有四个周恩来先生的模仿秀，穿着笔挺的中山装，仪表优雅地走来走去，吸引了煤矿山许多人的眼球。就有许多不认识我们的人打听，这几个抻抻抖抖的小伙子是哪家的孩子，连走路的姿势都一样，最像的是那四只搁在右腹前的右手，仿佛受了伤打着吊带似的。我们偶尔听到这些议论，就觉得这些人愚昧到了极点，居然不能通过我们的姿势联想到伟大的周总理。同时，还有许多的妹子向我们荡来一波又一波迷人的目光，但我们装着没有看见一样。虽然我们因为出身不好一时还没有品尝到爱情的滋味，但我们从来没有自卑过，更不会低贱到被女人的目光牵一下就能牵走的地步。多少年后，我一直在想，当年我们在煤矿山的炫耀和招摇，毫无疑问是一种幼稚，一种冲动，但更是一种宣泄，一种追求。这种对美的追求是无法阻挡的，也是不分时代的，虽然那是一个悲惨的世界。

六

虽然这已是我写得最长的一篇人物散文，但我大哥的故事是无法写完的。他的故事太多了，也太有趣了。如果他后来成了名人，说不定很多人就会抢着写他的传记，但我想我不会写。我写这些文字，就是因为他现在还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就是因为大哥在那个时代帮了家里的大忙，带给我们兄弟许多的教益和欢乐。不过，在这里，我还想简略地告诉大家两件事。一件是，我大哥快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写东西，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新闻什么都写。大概五年的样子，他就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近二十万字的作品，还成了广西作协会员。另一件是，我大哥内退后，也许是为了检验自己到底还有多大的能耐吧，他从广西柳州独自驾驶摩托车到湖南娄底（我父母目前的居地），千里之遥，他先后竟跑了三个来回。我们说也没用，骂也没用，半点也奈他不何。如今，大哥两个宝贝女儿都出嫁了，自己也到了花甲之年，于是文章不写了，摩托也不坐了，成天就是养养鸟、散散步，下下棋，打打乒乓球，一副颐养天年的架势。只是我们兄弟在一起或打电话时，说起家事，他才以长兄的身份正色道：“爷老倌娘老倌苦了一世，我们不能再让两位老人苦下去了……”

父母早作了断言：“最调皮的，算是老大，但最顾家的，也是老大。”我们心服口服。嘿，大哥带了好头，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责任编辑：赵燕飞